钟建民：为什么要给前30年贴一个贫穷的标签？

　　浏览公众号时，看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底穷不穷？为什么怀念过去的日子》（唐醋鱼6875，唐醋鱼6875，2025年12月3日）一文。

　　文章开头说：“说起六七十年代，第一反应就是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难道比之前的四五十年代更穷？

　　在农村合作化之后，特别是在农村公社化之后，农村从没有电到通电，从没有医院到卫生室普及到每个大队，卫生院普及到公社；从没有学校到中小学教育的普及；人均寿命从30多岁增长到60多岁，人口从5亿多增加到10亿多；难道这些都说明前三十年比之前更穷？

　　从生产的角度看，从纯粹的人力为基础的、手工种植的原始农业状态，到农业生产的电力化、水利化、种植管理的科学化、初步的机械化、初步的农村工业化等等，难道改革之前的农业生产水平、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工业化相比之前更穷？

　　为什么一定要给前30年贴一个贫穷的标签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厘清“穷”的定义——是横向对比的物质短缺，还是纵向发展的相对滞后？是静态的生活水平快照，还是动态的历史进程审视？

　　若仅用单一维度的“物质丰富度”给前30年盖棺定论，显然忽略了这段时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奠基性价值”，更无视了它从“一穷二白”起步的历史前提。

　　新中国成立之初，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的17%，农村八成以上人口是文盲，人均钢产量不如一把菜刀，许多地区连基本的粮食自给都难以实现。前30年的核心任务，不是追求“短期物质享受”，而是完成“从无到有”的体系搭建——这就像盖房子，前30年做的是打地基、架梁柱的苦活累活，或许看不到漂亮的外墙和精致的内饰，但没有这份扎实的基础，后续的“精装修”便无从谈起。

　　从工业体系来看，前30年用“勒紧裤腰带”的劲头，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1949年，中国几乎没有现代工业，连铁钉都要叫“洋钉”，煤油要叫“洋油”；到1978年，中国已经能自主生产汽车、飞机、坦克，能制造大型机床、发电机组，建成了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等一批关键工业项目。这些成就或许没有直接转化为老百姓餐桌上的鱼肉、衣柜里的新衣，但它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为后续改革开放后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才储备。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工业底子，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就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组装加工，难以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从农村基础设施来看，前30年开展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是保障后续农业增产的关键支撑。仅在1950年至1979年，全国就建成了8.6万座水库、270万公里灌溉渠道，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这些水利设施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数百万农民靠锄头、扁担、手推车，用“人海战术”一点点修建起来的。当时农村实行“集体劳动”，农民虽然收入不高，但通过集体力量集中解决了单个家庭无法承担的水利、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问题。到1978年，农村通电率达到80%以上，中小学入学率大幅提升，赤脚医生制度覆盖了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这些变化，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重要转变，为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如果没有前30年普及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就难以支撑后续的农业技术推广；如果没有完善的水利设施，家庭联产承包后的农民即便有了生产积极性，也可能面临“靠天吃饭”的困境。

　　再看民生领域的“隐性进步”，人均寿命和人口增长是最直观的指标。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仅35岁，主要原因是传染病肆虐、医疗条件落后，许多孩子活不到成年，产妇死亡率极高。前30年，通过推广新法接生、开展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有效控制了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普及了预防接种。到1978年，人均寿命提高到68岁，人口从5.4亿增长到9.6亿——这意味着，中国在短短30年内，解决了数亿人的基本生存和健康问题，这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成就。要知道，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并不高，但通过“统筹分配、保障基本”的制度设计，让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覆盖了全体人民，实现了“人人有饭吃、有学上、有病能治”的基本目标。这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效率，但它凝聚了民心，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那么，为什么“前30年穷”的印象会如此深刻？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的快速改善，形成了强烈的横向对比。1978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供应日益丰富，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衣食住行条件迅速改善。这种“从短缺到充裕”的变化，让人们容易用后来的生活标准去衡量前30年，从而放大了当时的物质短缺。

　　另一方面，是对“穷”的理解存在偏差，将“物质数量”与“发展质量”混为一谈。前30年的“穷”，更多是“总量不足”的穷，是在低基数上发展的必然阶段；而不是“停滞不前”的穷，更不是“倒退”的穷。它的“穷”，是为了长远发展而付出的“短期成本”，是从“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

　　更要警惕的是，用“穷”这个单一标签否定前30年，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这种观点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割裂了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就，正是建立在前30年积累的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人才储备之上的。没有前30年的探索和积累，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顺利启动；没有改革开放的深化，前30年的成就也难以进一步转化为持续的发展动力。两个历史时期虽然发展模式不同，但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 评价前30年，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用“发展的眼光”“全面的视角”去审视。它或许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它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后续的发展搭建了框架、奠定了基础。

　　那种只看到“穷”的表象，看不到背后的发展成就和历史价值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无数先辈艰苦奋斗的否定。我们应该铭记前30年的奋斗历程，珍惜那段时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正视当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好地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文/钟建民，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