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错误和文革中的错误——《刘继明随想录 : 文革为什么失败》读后感

　　读了老田同志《无产阶级法权同”领导权”问题一一【刘继明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读后感》一文颇受启发。响应编者按的号召，对刘的随想录也谈点看法。

　　文革从毛主席逝世后被中止，已经过去五十周年了。其已走完的过程成败得失，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在此就不多说了。

　　下面就刘继明同志《随想录》中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加以校正。

　　(一)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文中说，文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而未建立无产阶级法权。文革从未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而只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如等级观念等。刘这样说，肯定还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在《歌达纲领批判》中作了最充分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这种分配使劳动者有了自己个人的生活资料，形成了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这使劳动者摆脱了剝削，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这种生活资料的消弗必须经过市场，遵守价值规律。而市场本身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所以，这种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就具有了资产阶级性质。再者由于各个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不同，生活负担不同，所以，各劳动者的实际生活不同。这种在平等制度下，形成实际的不平等，此乃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这样看来，生活资料个人所制，即接劳分配，就具有了这个资产阶级性质。这种个人所有制上升到法律层面，即被无产阶级的国家法律所确认，形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由于这种财产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种权利，故称资产阶级法权。由此，可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废除按劳分配。文革中，何人何时要废除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留给共产主义的遗迹，是共产主义的弊病，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一切腐朽产生的根由。对此，只能限制，不能破除。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时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消除之际，就是共产主义到来之时。对此，列宁，毛主席多有论述。从1958年开始，直到逝世前，毛主席都时时强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陈伯达等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则严厉痛斥。因此，说文革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不是很谎诞吗？刘继明要建立无产阶级法权，令人弗解。笫一次从他那听到这个概念。未见到马恩列斯毛有此说法。无从理解。如果以资产阶级法权的格式来理解无产阶级法权，那么社会主义里无产阶级性质的财产，那就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个财产权从1956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已经建立了。无需刘继明同志再去建立。

　　(二)关于思想和制度。

　　作者指责毛主席，偏重人的思想教育，认为教育只是制约人的行为的软件，制度才是保障。毛主席在文革中搞四大，没有将民主制度化，致使其功亏一篑，人亡政息。这里讲的实质是个思想和制度的关系问题。

　　首先应当指出，作者将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命运概括为”功亏一篑”。其意为，由于没搞制度，毛主席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这是全面彻底否定文革的表述。这是人们不能接受的。至于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后来他自己定性了。在此就不多说了。作者在此还将毛主席的结局定位为”人亡政息”。这是极不恰当，极不严肃的。这是对毛主席的极大不尊重。毛主席的逝世同文革的状态无任何联系，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说毛主席因为不搞制度而亡，是对毛主席的讽刺，也是对毛主席逝世的调侃。任何一名热爱毛主席的人们都不能容忍。说毛主席逝世后，其政也就息了。这更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毛主席逝世后，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确受到极大的干扰和破坏，但毛主席所开创的革事业，绝没有中断。广大革命干部，广大人民正团结起来，高举毛译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奋勇前行。一浪高过一浪的毛译东热充分的说明这一点。何”息”之有？

　　下面再谈谈思想和制度问题。作者在这里宣扬的是制度决定论。即有制度，坏人也能变好，没有制度，好人也能变坏。将制度的作用绝对化。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思想和制度是辩证的统一。思想是内容，是灵魂，制度是思想的实现形式和保障。世上无没有特定思想指导下制度。制度是为思想服务的。没有正确的人的思想作指导，任何制度都等于零。在反腐的过程中，一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前腐后继”。根本原因是没解决思想和立场问题。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先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毛主席)当然，思想若不通过一定的制度表现出来，也难以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毛主席重视思想教育的原由。文革，实质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当然，也需要制度。文革的全过程是斗批改。改，就是建章立制。说文革无制度约束，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十六条就是文革的总制度。只不过有人破坏了这个制度罢了。这同文革本身无必然联系。

　　从马列毛主义国家观看来，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既表明国体也表明政休。民主的内涵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有无产阶级民主。二者是尖锐对立的，既不能调和更不能相互替代。资产阶级民主主要表现在三权分立，无产阶级的民主一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也是先有民主思想，后有民主制度的。只是有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鼓吹，才有后来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也是这样，只是有了马列毛主义的民主思想，才有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民主运动与民主制度都是民主思想的表现方式。民主运动(运动民主)与民主制度是民主实现中的二个阶段。民主运动是民主制度的前提。民主运动是实现民主制度的斗争过程，例如五四运动。民主制度是民主运动追逐的目标。将二者割裂开来是错误的，对立起来，更加荒谬。文革的实质是亿万人民追逐民主的运动。最终为的是建立社主义新秩序。

　　(三) 三权分立适合社会主义吗？

　　在文中作者向人们推荐了资本主义”科学”的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三权分立真的那样科学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本身要求由社会来管理。但，在此还保留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必须由资本家管理生产。这样，生产内部的要求就不能实现。于是便产生了矛盾，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资本主义本身是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矛盾才能解决。社会则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本家为了保持生产继续进行，便各自找门路。最终，他们在市场上凑齐了生产要素，回去继续生产。这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生产要素的管理方式就叫市场经济。由此观之，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它是资本家走投无路的救名稻草，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其资本主义性质显而易见。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则，仍然是一般市场的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平等互利。它要求各市场主体必须以同等的价值进行交换，否则，交换不能进行。他还要求各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意志自由，各得其利。否则，市场即刻消失。市场经济不能滥用，否则就是一场灾难。保护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天职。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如卢棱，洛克等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据此，掀起了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权制度。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逼出来的资产阶级自救方式。它产生于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市场经济的终结，它也就走进历史的垃圾堆。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家的民主。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是一个骗局。三权分立不过是资本家瓜分剩余价值的一种政治手段。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平等共同的管理国家，管理生产，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在管理国家上是不需要分权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国家和社会管理机制。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新兴的国家制度肯定是不完善的。这里不仅有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更主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够建全。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引诱下，一些党政领导人，抛弃了共产主义信念，失去了社会主义民主意识，钻国家制度缺陷的空子，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出卖社会主义。这样，就出现多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仅是一个小插曲。随着生产社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一定会灭亡，社会主义的巩固，共产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作者对三权分立的幻想，不过是一场梦呓。

　　(四) 文革的错误和文革中的错误。

　　作者和许多人都认为，只有对文革的错误进行反思，才能走向成熟。问题是，什么是文革的错误？文革十年。这十年中国家出现的所有错误都要记在文革头上吗？例如，打砸抢。恐怕不能这么说。不对”红色恐怖”，即白色恐进行反思，就是不成熟吗？我们认为，文革十年，风雷激荡，沉渣起伏。出现了许多不如人意的事情。这里有文革本身的错误，也有与文革本身无关，主要是破坏文革的罪行。多少年以来，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些破坏文革的罪行，也说成是文革的错误，污化文革。文革的错误同破坏文革的罪行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前进中失误，后者是蓄意对社会主义正常秩序的破坏。二者区分的界限就是《十六条》。凡十六条不当之处，引发的失误，那就是文革本身的错误。凡对抗十六条，破坏社会秩序，那就是破坏文革的罪行。有的罪行是有预谋，有织织，有计划的。本世纪初，许多人纷纷出面向被害人道歉，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对文革的反思，我们只能反思文革本身的缺憾和不足，我们决不能反思破坏文革的种种罪行。对此，应当愤怒的声讨和谴责，还文革一个清白。.这才是真正的成熟。

　　刘伯行2026.8.24.亥时

　　附：刘继明VS老田：《刘继明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及读后感

　　刘继明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

　　毛主席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回答黄炎培如何走出治乱循环周期率提问时曾自信满满地说，唯一的办法是民主，人人起来负责，监督政府，为此，他在晚年毕其攻于一役发动文革，给社会主义民主赋予了具体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遗憾的是未能将这种形式落实到对干部的选拨、罢免和监督等制度化层面，最终功亏一匮，人亡政息。这既是一个伟大革命领袖的悲剧，也是二十世纪国际共运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悲剧。

　　文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却没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过度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总认为人是通过不断的运动式教育就能改造好的，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告诉我们，几千年私有制观念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从人的大脑中根除，而建立共产主义公有观念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所谓以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意思。

　　教育只是制约人思想和行为的软件，真正的改变还得靠制度和法律这个硬件，没有后者作为保障，旧制度旧观念很容易随着权力更替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也许不失为一种科学的设计，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立数百年而不变的重要原因。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一死，变色变质比变脸还要快，原因盖出于此。

　　我这样说肯定会遭来一些人反感。中国的许多左派只谈文革的“伟大” ，避讳谈文革的缺点和错误，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右派对文革的控诉和污蔑所至。但我们讨论文革的缺点和错误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右派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我们是在充分肯定文革成就及其伟大意义的前提下谈缺点和错误，他们是全盘否定。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什么时候能走出为文革辩护的义愤，直面文革的缺点和错误，总结其失败教训是左派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革向来就不存在一次胜利的可能性，借用无产阶级法权的说法来展开具体的讨论。拆解一下，无产阶级法权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这个新生事物的实现，需要什么样的新生力量，具有什么样的认识自觉，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够落地?换一句话说，能不能在群众起来的条件之外，在行政国家的最高层面，通过行政化的制度设计而实现?

　　提出这个话题，很有创意，但是，分析过度折叠，从提出问题开始——“人人起来监督政府”——这个是否需要特定的政治前提，有没有可能基于群众的自发努力而实现?同时，甩开群众人人起来的条件，能不能直接就在国家整体的行政层次上实现——如果真的可以，那就不需要人人负责，而只需要制度负责就可以了。恰好是在这里，删去了政治眼光和想象力，只有行政想象力相对丰富——给人印象，似乎搞点好的行政或者制度设计，就能够避免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了?这个恐怕是一个幻觉，与下文推崇形式民主和三权分立一样，想要在没有大范围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前提下，搞无产阶级法权的制度设计。

　　不是没有无产阶级法权，而是大家好像都看不见这个法权如何落地，对真正的成功经验，不当一回事儿。

　　无产阶级法权，应该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落地的实践路径与方法，核心首先是与资产阶级法权形成区别，无专要在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延长线上，才能够打捞回来——三湾改编就是一个队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努力，同时部分地实现了无产阶级法权的落地，虽然还不成熟，处在学徒工早期——迥然不同于旧统治方式的革命，是在革命的第一天和第一步就必须付诸实践的要求——要不然就无法从内部激发红军士兵和农民群众，对于革命的自觉支持;其实，人人都起来负责，是一个政治上的建设效果，也是三湾改编的政治内涵所在，后续要求红军实现政治化建军，依据也在于此;

　　红军连队设立专职党代表，在士兵群众中间寻找和激活最可能觉悟的先进分子，促成其在群众中间发挥组织核心或战斗堡垒的作用，这就是一个政治领导权的建设路径，觉悟者就是经过这样的政治建设努力“从无到有”地生长出来的，并还继续以群众的身份在群众中间发挥组织核心作用;然后，如果行政管理事务继续由少数军官垄断，那这样的组织核心就难于发挥太多的作用了，所以，需要配套破除军官对管理权和管理事务的垄断，在官兵平等基础上组建一个管理公共领域——双方共同参与和处置各种管理事务，红军要求战士指向三大任务——大众、筹款子和建设根据地，这实际上是要求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想要总经理那样关注和参与管理的全局;而且，如果没有很多积极分子，自下而上地关注和参与管理公共领域的运作，这个公共领域就会很萧条而且缺乏活力了;

　　可以，命名一个“毛式公共领域”=党代表的领导权建设+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三湾改编的内容，就是第一次实现“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劳动阶级的法权实践，所以，领导权建设是第一位的政治业务，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也无从促成无专在实践中间落地。

　　当然，群众中间的积极分子，是需要经过党建努力，去寻找和激活的;而共产党，只要是存在一天，就应该经营唯一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业务——不断地透过选择和激活先觉悟者的方式，以他们为核心去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这个迥然不同于阶级社会常规的领导方式，才是塑造无产阶级法权的必由之路，革命时代是靠这个打赢强敌的，建设时代依然要靠这个，实现实质民主同时降低对少数人垄断管理权的依赖，舍此之外，并没有别的无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空间。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无专到目前为止，还只能够结合基层群众动员的成功经验，去理解无专问题;目前还不能够上升到国家政权层面去理解，还没有这个国家整体层面的成功经验，作为认识的依据;同时，行政国家具有内在的反对人民主权的趋势，硬要在国家层面讨论无产阶级法权问题，可能，一开始就陷入“用行政眼光观察政治的扭曲”。

　　和平演变或者走资变修复辟，可以从国家行政层面开始构建起自己的力量，党阀可以自如地结合学阀，自上而下地策略和推行这些，但是，建设无产阶级法权，却不行;至少，在毛周在位之日，刘邓就能够在官场占据多数，这个趋势并不说明他们的能干，而是恰好在反面揭示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官场卖假货比真货更受欢迎，这样的过滤机制的实际存在，当然也体现了行政国家或者官僚群体内在的选择性或者否定性。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制度层面实现了制度化，按照社会发展史，阶级、国家和政党也应该到了灭亡的临界点了。

　　文革之所以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露阴暗面，为什么不从国家行政设计或者人事选拔方面完成，差距就是在这里。这个随想录，似乎预先假设“在国家制度层面存在着落实无产阶级法权”的可能性，这个地方是否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需要仔细甄别，至少要对此保持高度自觉，而不能在思考和分析之先，就假设必定会有。

　　如果把三湾改编所内涵的无产阶级法权视野删去之后，还假设在国家政权层面，可以透过各种行政设计落实新的法权，这个，恐怕是在问题诊断之先，就开出了药方，然后还相对轻率推荐各种学习资产阶级法权的合法化逻辑——诸如三权分立和形式民主等等;这个，恰好从反面说明——连一个具有坚定左翼立场的人，都只有行政眼光而没有政治眼光，所以，文革就不存在一次胜利的可能，无产阶级法权不要说在国家制度层面实现不了，就是实现对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再一次民间出发都不可能的，这个认识状况，恰好是文革造反派骨干的认识盲点所在。以文革当时的说法，是新生力量的力量不足，认识不足，所以，就无法推动新生事物的顺利落地。

　　换言之，在行政化的先锋队，已经拒绝领导权建设业务之后，就需要真正的新生力量，从民间再出发，去承担这样的业务以催生新生事物了。如果连新一轮的新生力量，缺乏自觉的认识和努力，也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建设无产阶级法权的业绩了。当然，就更别指望执掌行政国家的官僚群体去推动无产阶级法权落地了。至少，绝大多数人包括今天的左翼，连无产阶级法权如何落地，落地可以在什么层次实现，都没有认真思考过，所以新生事物变成了一个没有新生力量去承载的赘疣了，在其反面，走资派的机会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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