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策研究院按】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1周年，我们重发去年此时昆仑岩撰写的长篇系列论文《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本文为第二部分。
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思想是改革发展走正路的行动指南
——二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指导作用
指导中国改革发展，不能没有毛泽东思想。这是人民的祈盼，人民的呼唤!因为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是植根于中国土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管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以毛泽东思想，包括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为基本内核，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恢复其完整内涵;因为只有用以毛泽东思想为基本支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才能有效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中国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毛泽东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而且领导党和人民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最早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提出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为主要标志，表明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认识成果。从l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还系统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很多改革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思想。虽然在探索实践中，出现过基于好的出发点，而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一些失误和挫折，但毛泽东领导全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正偏纠错，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壮大了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凝聚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独创性理论成果。
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成，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石，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道路选择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一再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指导革命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建设与改革;同时，学习世界一切民族和国家“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道路和方向，确立了总的指导原则。
第二，在历史定位上，毛泽东作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正在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科学判断。
毛泽东指出，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强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要有充分认识。这就客观指明了中国的最大国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基本出发点。
第三，在根本任务上，毛泽东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学说，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性质，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强调，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技术落后的情况不改变，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放，因落后而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毛泽东还依据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的观点。这些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第四，在发展方针上，毛泽东创立了“两类矛盾”和“十大关系”的理论，深刻分析和把握人民内部矛盾特点规律，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提出了党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总目标、总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把“统筹兼顾”作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基本方针，作为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根本方法，提出在农轻重产业结构调整上，在区域经济布局上，在资金投入上，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上， 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分配上，在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中国和外国等关系上，都要坚持统筹兼顾。
他认为，全体人民利益是统筹兼顾方针的出发点，强调“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它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毛泽东实事求是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矛盾关系的科学原则、方法和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战略指导。
第五，在经济改革上，毛泽东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此前提下，明确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总结我国经济运行的经验和问题，提出了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观点、新政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做出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创新。
其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提出扩大地方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利益，不能只顾哪一头。
其二，毛泽东正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不能满足社会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现状，第一次冲破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模式，发表了“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 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的重要谈话，设想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互相弥补、促进和竞争，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其三，毛泽东从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出发，否定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经济模式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新论断，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
其四，毛泽东坚持从经济建设实际出发，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高度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第一次提出“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强调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在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多次批示和谈话，严厉批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要求领导干部和新闻媒体要说实话，敢于抵制“五风”，不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否定商品经济、搞平均主义。
这些重要思想和论断，虽然当时未能很好付诸实践，但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了先河，为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正确处理“公与非公”、“计划与市场”等关系，调整所有制结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做了基础性的重要理论准备。
第六，在对外开放上，毛泽东胸怀广阔，放眼世界，反对闭关自守，固步自封，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一万年都要学习”，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全部开放，全部交流”，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对外开放方针原则。
一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实行对外开放，接受外国援助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决不听从别国的摆布，决不允许别国干预我们的内部事务，决不让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命脉受制于人。
二是坚持“内外交流”、打破封锁。在两大阵营对抗中，政治上不得不“一边倒”，但在经济方面不搞“一边倒”，“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和西方国家恢复、发展贸易，争取他们来华投资。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三是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学习外国要“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学那些和我们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反对生吞活剥、盲目照搬。
四是坚持学中有创、着眼赶超。“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对外国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模仿，更不能让人家的东西框住自己的头脑，而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在实践中消化、吸收、改造、提高，“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五是坚持一分为二，有取有弃。他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要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盲目崇外，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用，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毛泽东这一整套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原则，在实践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今天我们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清醒头脑，避免“左”或右的错误，具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七，在政治建设上，毛泽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奠基人，系统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宗旨、制度、原则和方针。
一是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出发点和民主政权建设理论基石。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立场上，一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点，写入国家根本大法。
二是一切为了人民。毛泽东指出：“人民给我们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三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上，建立和坚持“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借鉴和超越代议制民主，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政权组织形式;在民主协商参政上，建立和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政权组织形式上，建立和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国家集中统一与民族平等基础上的自治结合起来，促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
四是民主集中制。这是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组织原则。“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五是实行民主监督。毛泽东认为，民主是共产党走出国家政权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权力属于人民，所以人民有权监督;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才能实现监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监督才能取得实效。要特别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教育党员”。
六是民主解决矛盾。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用民主的方法就是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是用强制的压服的和专政的方法去解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达到新的团结愿望。
七是加强民主法制。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法律的人民性，“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他指出，用强制性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他亲自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针对资产阶级国家总统可解散国会而指出，“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并将人大可罢免国家主席、副主席写入宪法。他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破坏革命的法制”;立法和执法过程都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发动群众参与和监督，才能得人心，才能实行有效的专政和改造;坚持“改造第一、给予出路”的政策，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落实"有错必纠"的方针，无论公检法"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些都体现了人民法制为人民，依靠群众、尊重事实、保护民主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从根本上系统解决了人民主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现和实现问题，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永远不可偏离的正确指针。
第八，在文化发展上，毛泽东提出了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后，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先进的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战略任务，相应制定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方针政策和途径措施。
毛泽东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就必须进行思想文化的斗争，用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宪法，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统领和根本原则。
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文学艺术乃至全部文化工作中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政治方向，号召“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判别大是大非的根本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并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源头。
毛泽东高度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和关键作用，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他还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原则，是中华文明昌盛、精神立于不败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也不能偏离，偏离了就要出大问题。
第九，在祖国统一上，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始终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神圣历史使命，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战略构想。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通盘考虑打破西方对我孤立封锁的战略需要和解决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关联性，指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于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建国后对香港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保留其成为对外联通的桥梁和窗口。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明确“香港在1997年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为和平解决港澳回归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在国际斗争舞台上，是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伟大战略杰作。
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从50年代中期始，毛泽东就以非凡胸怀和气魄，多次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表示如果台湾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可以实行高度自治，共产党不派人干预等。1963年初，周恩来把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 “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从缓，待时机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毛泽东曾说，只要台湾当局能守住台湾，不使之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对台政策和对台关系。“一纲四目”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设想，传到台湾后产生了重要影响，虽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当时还不能付诸实现，但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一国两制”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了高远精深的思想指导和战略筹策。
第十，在外交关系上，毛泽东胸怀世界，着眼大局，确定了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并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对策，开创和发展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新局面。
毛泽东深刻把握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当代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他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提出“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他客观研判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消长，提出了世界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观点，为中国政府坚持实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
他认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为争取和维护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涉。无论面对美帝还是苏修的侵略霸权行径，都毫不畏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我国建设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也为世界人民赢得了和平和进步。为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提出“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并将坚持独立自主的经验运用于国家对外关系，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
为推动世界格局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宣布中国永远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做超级大国，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善我国安全环境，提高国际威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使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化中站稳脚跟，顶住压力，战胜了种种惊涛骇浪，开创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从而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扩大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和基础，也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根本保证。
第十一，在国防建设上，毛泽东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需要，将党的军事工作中心任务转到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国防上来，提出了“建立强大的国防”的总目标及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原则。
主要有：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外永远不称霸，决不侵犯别人，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为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全保障;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在不断增加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中国国防现代化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广大军民共建国防;国防斗争要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方式，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要抓好政治工作生命线，永远听党指挥，服务人民，时刻准备打仗，保持适当规模，注重提高质量，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建设诸军种、兵种合成的国防军;建立完整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体系，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根据本国本军的特点发展武器装备，尤其要重视发展当代尖端武器和技术装备;普遍实行民兵制度，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加强战略后方建设，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提供巩固的战略依托;对付外敌入侵，仍要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坚持立足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优良传统。
这些光辉思想，为新中国国防发展壮大带来了举世震惊的历史成就和战略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针。
第十二，在领导力量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奠立了决定性的组织保证。
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一再强调：党的领导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党的领导，要靠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始终注意防止“左”的或右的倾向性错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保证党的领导正确，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根本方法是群众路线，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些思想，都为在改革发展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指明了根本方向和途径。
由上可见，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无论是从历史脉延，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之基、要义之精和发展之本。没有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抽掉了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的科学内核，就决然不是搞社会主义，也根本谈不上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需要说明，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总结和吸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结晶，它和这个时期毛泽东领导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应当区分开来。就像今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让人民群众很不满意的严重问题，不能否认其中有领导工作失误之因，连邓小平都承认过“教育是最大的失误”，指出有“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是因为“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并断言“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但即便如此，我们党也没有因而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邓小平理论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难道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过失误，那就不可宽容，就要因此而否定这种探索的积极意义，甚至否定毛泽东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一系列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吗?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何理之有!这也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而必须贯通一体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探索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当年毛泽东就说过：“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这两种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走正路提供了重要启示。邓小平说过：“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 换言之，就是要做把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贯彻落实好的事情，而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另走它路。
中国改革发展，如果不要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指导，其结果只能是不要人民主权和人民意志，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不要党和人民长期以来走自己的民族振兴、民富国强之路的宝贵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涵，从而达成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取而代之的阴险目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今天，中国改革发展要不要毛泽东思想指导，实质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问题，是要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还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搞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这个根本方向问题。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人们，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既不是封闭僵化走老路，也不是全盘西化走邪路，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保证中国改革发展走正路的根本指南。
(作者为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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