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理科第16教室，又聆听了李大钊对新闻研究会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期间，最后一次听李大钊的演说。
1920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到黎锦熙处长谈解放与改造的事情。
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联名致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接到电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马上在驻地苟坝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遵义会议以来，红军的每一次战斗行动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决定的。
会上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其他人则都同意。毛泽东试图努力劝阻大家，因为，尽管打鼓新场只有战斗力不强的黔军，但这里城墙坚固，易守难攻，而周围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8个师，有滇军孙渡的4个旅，还有随时可以扑来的川军。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马上陷入重围。可惜，这些分析没有被大家接受。张闻天看天色已晚，提议表决，毛泽东当即表示，如果大家坚持要打，他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就没法干了。他试图以去留挽回形势，谁知一位与会同志不满道: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干什么?另一位同志也说:不干就不干。表决结果是毛泽东只得到了自己那1票，这样，不仅第二天一早就要下达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还免除了毛泽东刚上任一周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1936年3月10日，东征军总部指挥部设在大麦郊北郭家掌的一座小山上，毛泽东在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
1937年3月10日，国共双方在西安的谈判中，中共的意见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周恩来把谈判情况报告给中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说：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做起”，要求与蒋介石面谈。
同日，毛泽东在写给斯诺的信中，附上了3月1日他与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他在信中写道：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1945年3月1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击败日本侵略者问题给毛泽东写信。
1948年3月10日，毛泽东让周恩来等人渡过黄河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消息告诉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了耿飚、王幼平、黄镇、姬鹏飞、韩念龙等14人。他们经过参加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学习，即将出国赴任。毛泽东希望“将军大使”不辱使命，并教导他们:“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要“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还提醒他们:“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接受了毛泽东的教导，耿飚等人后来均成为新中国出色的外交官。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道:“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
1967年3月10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写道：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毛泽东又派人把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送材料的人交代章士钊说：“这些材料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您看。”
1976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3月2日讲话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12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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