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调整及精简中央领导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等问题。任弼时在会上报告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草案。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杨家沟度过的最后一天。当天他首先给刘少奇复电：“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动身前毛泽东决定对前段工作作个暂时的了结，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情况的通报》。
通报涉及各方面的工作情况，首节内容着重回顾了前段纠“左”的经过：“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通报接着列举事实，指出“现在的‘左’的偏向”的具体表现，并对纠“左”效果作出积极评价：“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同时强调“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
1956年3月20日，毛泽东继续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
1957年3月20日上午8点，毛泽东在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戎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毛泽东作重要讲话：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他扫视着全场，满怀豪情地说：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致说来，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100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1957年3月20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宋朝人辛弃疾的词作，情之所至，奋笔手书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毛泽东飞抵上海后，没有休息，而是驱车到海边游了一会儿水。下午5时，毛泽东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议厅，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会不会妨害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的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听了几天汇报后在成都会议上第3次发表讲话。关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他说：“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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