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得有多远？

　　今天是2022年7月1日，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

　　1921年，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栋住宅内，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但是，对于当时初期的党员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似乎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中共一大，在不少人看来，只是一次会议而已。

　　党未来会如何？

　　谁也不知道。

　　对建党“开天辟地”的评价，其实更多是从我党后续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来看的。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虽然波澜壮阔，但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和奋斗。

　　而这其中，有一个极其核心关键的人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就是：

　　毛泽东。

　　这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呢？

　　主要体现在：

　　毛泽东高超的战略眼光，以及这眼光背后所支撑的强大战略思维。

　　一个组织能走多远，其实跟这个组织的核心领导有极大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领导的眼光能看多远，这个组织就能走多远。

　　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说：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毛主席年轻的时候，曾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结果这预言居然真的应验了。

　　虽然我们不清楚他是如何得出的这个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跟他平时大量阅读、思考、关注时事有很大关系。

　　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对时局的判断，自然就会形成一套自己的见解，并且往往还特别准。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当大家陷入迷茫困顿的时候，毛泽东总能及时指出问题所在，并给出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带领大家走向胜利。

　　这篇文章，我就摘取毛主席收录在毛选中的3篇著作为切入点，分别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

　　通过对这3篇著作创作背景、创作动机与核心观点的分析，看看他是如何运用强大的战略思维，来指明中国革命的方向，一步步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

　　01

　　1929年，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新年贺信。

　　写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林彪之所以写信，一方面是表示新年祝贺；更重要的，则是向毛泽东表露出对当前红军形势的悲观态度。

　　红军接下来该往何处去？

　　林彪不知道，他只觉得头上那个大大的问号，悬而未决。他希望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点。

　　毕竟，那个时候，革命根据地还很分散，彼此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协同，在敌人的种种严酷封锁下，真有一种“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无力之感。

　　其实，不只林彪，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对未来都很茫然。

　　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意识到，有必要在回信中深入阐述一些古田会议中没有涉及的问题。

　　主要有两方面：

　　当时的革命形势到底是怎样的？

　　红军下一步该怎么办？

　　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写这封回信，让他当时所在的红四军干部认清形势和前途，统一思想，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1930年，在古田赖坊村协成店，毛泽东写下了这封回信，也就是后来收录到毛选里的那篇大名鼎鼎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信中，对于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形象地总结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是这么回答的：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

　　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

　　政权发展是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给出了他对当时局势的观察。一方面指出问题所在，一方面交代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种种现实，并表明“政权发展是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

　　可以说，覆盖得很全面，其中“波浪式”这个词用得极好，比喻极恰当。

　　这说明毛泽东是在用渐进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包含着一种积极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犯了“革命的急性病”。

　　之后，他又在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矛盾、现实状况，将当时中国存在的种种复杂关系剥离开来，又揉在一起，呈现出一幅有机完整的图景，让人感觉天地为之一宽。

　　对于此，他这样写道：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这样的分析在文中还有不少，都不得不让人信服。

　　因为毛泽东不是简单割裂地看问题，而是全面系统地去观察分析，从表象深入本质，从事实发现普遍规律，进而得出相应的判断。

　　深入分析之后，在文末，毛泽东还不忘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作出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预言：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那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在那样一种普遍弥漫着消极悲观的氛围中，还能作出这样既乐观又充满想象力的预言，可见毛泽东的自信。

　　而这自信又来源于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他基于这实际所推演出的靠谱论断。

　　此信写好后，经得同意，毛泽东让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军内各党支部，以让更多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

　　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所在。

　　他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同时，又注意运用宣传媒介，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以达到统一组织内部思想的目的。

　　有句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心理学中，其实“成功才是成功之母”，也即胜者恒胜的“胜利者效应”（The Winner Effect）。

　　对此，北师大心理学教授刘嘉老师说：

　　“胜利的信心不是用失败换来的，而是需要用胜利来浇灌。只有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才有我们战无不胜的信心。

　　……

　　成功是一个可以被灌溉的概念。”

　　那么，如何去灌溉成功的概念呢？

　　首先，是塑造一个宏大而了不起的愿景，并激励人们去追寻它。

　　其次，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来强化成功的信念。

　　从人生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给自己先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同时又回归实际，将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在小目标上取得阶段性胜利，逐渐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实现大目标。

　　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传播到红四军，其实就是在给组织塑造一个宏大愿景。同时，他还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给出了种种靠谱的论断，并指出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组织，都是建立在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愿景之上的。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

　　虽然斗志已经燃起，但毛泽东不能光“纸上谈兵”，还要用真实的成绩证明：

　　我这套理论，行得通。

　　0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党和红军内部不稳定的情绪，大家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

　　如果按照毛泽东在文中的预见，就那么发展下去，也许，革命胜利可能会早一些到来。

　　可是，历史不容假设。

　　预见再好，也敌不过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毛泽东想推行他的理念，却被留苏的中共领导人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他被边缘化了，孤立无援。

　　理念再好，不被当权者认同，又怎么能带领同志们取得胜利？

　　所以，在被边缘化的这段期间，毛泽东没有决策权，他更多只能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去看待整个党和红军的发展。

　　但这一点好处没有么？

　　并不是。

　　有个词叫“灯下黑”，很多时候，当我们置身事内的时候，其实对问题一无所知，但当我们置身事外的时候，才能真正发现问题所在。

　　毛泽东虽然被边缘化，但这反倒让他能够冷静下来，去重新审视这个组织，包括其存在的问题、发展的方向等，同时，他也在进行自我梳理和反思，并不断调整完善自己对未来局势的判断。

　　可以说，这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要过程。

　　剩下的，就是忍耐和等待。

　　机会很快到来。

　　留苏领导人王明派到中央苏区的博古、李德等人，很快用各种谜之操作，把苏区“拱手相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然后开始了仓促的撤退。

　　撤退过程中，又让红军差点全军覆没。

　　换帅吧，你博古李德领导红军一直连跪，再不换帅，这队伍还怎么带？

　　怕是人心都散了，还怎么革命？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再次出山。

　　他没有浪费这宝贵的机会，而是带领红军四渡赤水、勇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过去，他常写文章鼓舞士气，这一次，他用真实的成绩证明，自己理论的可行性。

　　1936年，党中央奠都保安，毛泽东获得了难得的稳定时光，他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阅读和思考问题上。

　　这期间，一部伟大的军事巨著诞生了，它就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为什么说它伟大？

　　因为这是毛泽东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是通过不断的实践尝试才得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是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指南。

　　正如他所说：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同时，他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有益经验，可谓是文脉贯通、旁征博引、思想深刻、落到实处。

　　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缘由，毛泽东说：

　　“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

　　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

　　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

　　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功夫再写。

　　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

　　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

　　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这部著作也被收录到毛选中。

　　全文分为五章，先从研究战争的方法讲起，再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战争，并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同时也从十年内战出发，特别是“围剿”和“反围剿”方面的案例，分析了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最后，则写了关于战略防御的内容。

　　虽然这部著作没有写完，但并不妨碍内容本身的质量。

　　全文框架清晰，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指导性强，是一部超越时代的著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认真研读这部著作，常读常新，尤其在商业领域。

　　要知道，战略问题往往决定了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

　　我党作为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毛主席作为这个最牛创业团队的领袖，他关于战略问题的诸多看法，其实跟很多领域都是相通的，是超越时代的，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当然值得参考学习之。

　　能写出这样厉害的著作，足以体现毛泽东超强的战略眼光、战略思维。

　　但这还没完，就在两年后，又一部伟大的著作诞生了。

　　03

　　1938年初，此时还是冬天，延安的天气十分寒冷。

　　在一处不起眼的窑洞内，毛泽东正在全身贯注地写作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论持久战》。

　　写这篇文章，不为别的，只为驳斥当时普遍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要知道，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整个中国都弥漫在一种前途焦虑中：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该往何处去？

　　那段时间为了写作，毛泽东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可以说将全身心都投入其中。

　　有时候，因为两天两夜不睡觉，实在太累，就让警卫员帮忙打盆水，洗洗脸，在院子里转一转，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一会儿，然后接着写。

　　对于从事文字工作的朋友应该清楚，写作本身就是一件挺费脑力的事儿，更何况写《论持久战》这种长篇大论。

　　作为写作者，想要写好文章，中间少不了仔细构思、大量搜集筛选资料、将思路与资料进行融合，后续还要调整修改，每一步，都不容易。

　　由于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加上没怎么休息，毛泽东病倒了。

　　他开始头疼、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在医生的照料下，毛泽东稍稍恢复了些，就又投入到写作中。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写作到第八、九天的时候，这部著作的初稿完成了。

　　警卫员回忆道：

　　“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

　　过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

　　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

　　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让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做进一步的修改。”

　　在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后，终于，这部著作成型了。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因为全文内容有五万余字，所以这次讲演一直持续到了6月3日。

　　毛泽东认为中日间的战争是持久战，并指出“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

　　基于此，他对持久战做了一个合理的设想：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

　　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基于这个设想，毛泽东细致地分析了各阶段的具体情况及发展趋势，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阅读原著。

　　总体来说，毛泽东的这套战略思想，可以看成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阶段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论持久战》可以看成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补充延续，而它所体现出的初心，则早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已经有所体现了的。

　　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分析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局势，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是他战略思维形成的初期；

　　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更为系统，也开始涉及到革命战争的诸多细节方面的东西；

　　到了《论持久战》，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也好，关于抗日战争也罢，毛泽东的战略思维迎来了一个彻底的飞跃。

　　他提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战略思维框架，并用详细的论述和确凿的证据加以佐证，将战略问题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的高度，让人信服。

　　这部著作获得巨大成功，它对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

　　人们开始认识到：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不是空话，而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说，是一种必然。

　　事实上，抗日战争的局势，也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推进的。

　　写到这，可能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会质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抄袭他人概念。

　　他们给出的依据是：

　　在毛泽东之前，蒋百里和陈诚已经分别发表了《国防论》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

　　其实，这种质疑是很可笑的。

　　“持久战”在当时已经是一个被普遍讨论的概念，毛泽东自己都说，“很多人都说持久战”。

　　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依托这个概念，集合众人的智慧，参考当时的局势，结合自己的理解，去进行更为深入的解释分析，并论证其的可行性。

　　毛泽东从没说过自己是提出抗日战争持久战的第一人，又何来抄袭之说？

　　不管有多少质疑，都不能掩盖《论持久战》这部书的光芒。

　　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评价道：

　　“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深以为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目光如炬，用他强大的战略思维，预测了局势的发展，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预测的准确性。

　　他也正是因为比同时代的人看得远，才能够带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失败走向胜利，并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

　　04

　　写到这，我们已经回顾了毛主席在革命时期的3篇重要著作。

　　在被他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所折服的同时，你也许会问：

　　为什么毛主席能看那么远？

　　在本文开头，我已经提过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离不开他平时大量的学习积累。

　　注意，这积累绝不是漫无目的、毫无方向的资料搜罗，而是结合自身当下遇到的问题，从而进行的有意识地检索和吸收。

　　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学习积累方式，是“六经注我”，是“拆为己用”，是为着形成一套适合自己又适应客观实际的体系框架而进行的。

　　除了注意阅读、思考和写作，毛泽东还善于调查研究。

　　他作调查研究，一边实地调研，一边将其搜集上来的材料用心整理成报告，形成决策的依据。

　　诸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都是他调查研究的代表作。

　　通过这些实地调研，毛泽东能掌握许多一手信息，这为他战略决策框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毕竟，战略虽然更多是要将目光放长远，但并不意味着战略就是悬浮的、架空的。没有真实信息的支撑，所谓的战略也只是浮于表面，没有实际意义，只能是坏战略，起不到指导作用。

　　正如《好战略，坏战略》这本书所说：

　　“好战略是以充分论证为基础的连贯性活动。

　　这种论证有效融合了思想与行动，具有基础性的内在结构，我称之为核心。

　　好战略可能不只包含战略核心，但如果战略核心缺失或欠妥，则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学习积累也好，调查研究也罢，这些都在充实着毛泽东的大脑，促使他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完善着他的战略决策框架。

　　于是，同样一件事情，别人可能最多看到“A-B”；

　　而毛泽东却能放眼全局，又能细致入微，由表及里，看到“A-B-C-D-E”甚至更多层面，所下的判断，自然比他人准。

　　这种系统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毛泽东强大战略思维的重要支撑，我们虽很难企及，但却可以学习了解之，为我们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邱昭良博士的《如何系统思考》，一本关于系统思考的入门干货书。

　　配合着毛主席那些战略性的著作，比如上文提到的3篇，还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等，相信会有新的启发和获得。

　　文章写到这就告一段落，就用毛主席的一首《念奴娇·昆仑》作结吧。

　　从这首词里，你能感受到的，不仅是气魄，更是主席宏大的战略眼光：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