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毛泽东？

　　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变化对我党，甚至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来说，会如此重要呢？

　　如果单说毛泽东的军事能力强、政治能力强、战略能力强，并不能完美解释这个问题。

　　因为毛泽东再厉害，也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就建立了新中国，开国这些元勋们，各个都是狠人，更别说开国五大书记，哪个能力差？就没有一个是简单人物，能力都高的离谱。

　　但为何唯独毛泽东如此出众，如此特殊，特殊到就连个人的领导地位变化，都事关国家命运走向呢？

　　为什么是毛泽东？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往下看。

　　1

　　1938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三月会议上，因为王明有明显与延安对抗的倾向，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执行造成了严重阻碍。

　　教员就想在这次会议上，将王明留在延安，并明确提出：“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让他回到长江局，以此断了王明搅动风雨的路径，结果为这件事表决时，大多数人都支持王明回到长江局，教员的意见竟意外落空了。

　　三月会议后，王明变本加厉，开始拉拢在延安的常委，妄想通过常委人数压过延安，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但陈云等人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劝王明要回到延安与毛主席一起工作。

　　此后，延安和武汉的矛盾就明确化了。

　　可以说，因为王明披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皮，教员对他束手无策，只能暂时采取防守态势。

　　这个时候，教员在三月会议上下的暗棋，让任弼时去莫斯科替代王稼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高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到了莫斯科之后，手写了一万五千字的报告，详细将王明回国之后的种种言行做了汇报，以及中国抗日形势和中共抗日政策和取得成果的汇报。

　　而此前，王稼祥也有一番汇报，更早之前，在遵义会议之后，陈云也将红军长征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任、王、陈这三个人发挥了大作用）

　　因为这三个人都做了如实的汇报，故此 ，共产国际对教员的印象一直都挺不错，比较看好教员当中共的领袖，也承认教员是在中国革命中崛起的领导人。

　　教员等人在三月会议安排任弼时去共产国际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揭破王明，期望能从莫斯科带回尚方宝剑，将穿黄马褂的王明，一剑砍掉。

　　任弼时是去请尚方宝剑的，而王稼祥则是那个将宝剑带回的使者。

　　这把宝剑明面上是针对王明的，而实际上教员却“意在沛公”。

　　要想搞明白，这个”沛公“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斩掉这个“沛公”，就不得不先把六大以来我党的历史做一个简要回顾。

　　2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共六大都不是在中国召开的，而是在莫斯科召开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捕杀共产党人。

　　1927年5月，因为事态紧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五月紧急指示”，结果这份指示也被汪精卫看到了，国民党高层一致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5月21日，原本亲共的汪精卫政权其下属的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捕杀长沙的革命群众和党员。

　　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的共产党人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正式摊牌。是为八一南昌起义。

　　到了1928年6月份，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而当时共产国际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先后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五大。

　　当时，中共也将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开会，考虑到既然去莫斯科开会的人这么多，而国内也没有安全的地方开会，不如就将中共六大也放在莫斯科。

　　因而，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召开，向忠发当选常委会主席。

　　此后立三路线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在全国各地猛烈发动暴动，因为没能看清形势，方法粗暴，形式单一，导致很多很多人都牺牲了。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这次会议是在中心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相继失败，“左”倾冒险错误受到共产国际批评和指责，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等错误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个时候教员和朱老总在井冈山会师后，已经打响了朱毛红军的名号，中央苏区也搞得有声有色。

　　但六届三中全会并没能完全对“左”倾冒险错误进行清算，而王明就是在这期间抓住了机会，通过背刺李立三，攻击瞿秋白和周恩来，跟自己的老师米夫通信，不断打小报告，成功捞取了一大波政治资本。

　　六届三中全会过后，共产国际看中国这边的情况不对头。

　　1931年初，决定派米夫去上海组织召开六界四中全会，要将中共领导人都捋一遍，扶持听从共产国际的人上台，此后大权落入留苏派手中。

　　王明在这次大会上，可谓是风光无限，批评这个，惩办那个，最后在米夫的扶持下，年纪轻轻的王明成功进入领导层。

　　随后王明大搞派系斗争，往全国各个苏区，都派了钦差大员，张国焘和陈昌浩去了鄂豫皖苏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三人团”去了中央苏区。

　　3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苏区，5月，项英就被撤销了代理书记，书记的位置又还给了教员。

　　估计王明当初也有拉拢教员的想法，但教员和王明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当王明发现这一点后，又开始接替项英，加大了打压教员的力度。而项英也靠着拥护王明路线，重新得到了重用。

　　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教员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

　　1931年11月1日至5日，江西瑞金县叶坪村谢氏宗祠召开赣南会议，这次大会基本就是冲着教员去的，大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批评教员的错误。

　　按照王明的意思，教员在中央苏区是从头错到尾，党政军三项主要工作都犯了严重错误。这样的指责是很严重的。

　　赣南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其实就是剥夺教员的军事指挥权。

　　此后，教员基本就开始远离核心决策层了。

　　然而中央苏区的形势，远没有博古等人想得那么简单，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很大，而教员在中央苏区也有很大的威信，在军队里也有很多支持者，不得已这期间对教员的处理又有一些反复。

　　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又决定让教员领兵打仗，当红军总政委，可一直不愿意走城市路线的教员始终处于被打压被批斗的状态。

　　1932年是教员被批斗最惨的一段时期。

　　1932年5月，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信，信中对教员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

　　可见，在临时中央眼里，教员的错误已经升级到“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临时中央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教员依然不愿意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将其作为“主要的危险”清除。

　　1932年夏，因为前三次围剿都被教员有力化解了，老蒋决定采取新的策略，先调集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然后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这个时候，教员认为应该抓住机会，努力扩红，为第四次反围剿做好准备。

　　结果中央苏区的领导们，见蒋介石要重兵围剿，他们也要“决一死战”，以攻城略地为主目标。但这个时候教员在前面带兵，根本不愿意听后方领导的话，双方的斗争已经不可调和了。

　　这次后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们，说什么也要把教员的军事权撸下来。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因为矛盾太激烈，教员也知道自己无法在进行工作了，借口身体不好去修养了。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教员仅剩的一点兵权也被解除了。

　　随后，教员去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军权被彻底剥夺。

　　4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临时中央决定搬到中央苏区去，博古在去苏区的路上，碰到了福建省委代书记罗明。

　　罗明此前在医院修养的时候，遇到了被打压的教员，二人有过长谈，罗明挺支持教员的“游击战争”理念。

　　罗明碰到博古这个临时中央领导时，就想分享汇报了一下地方工作经验，提提意见：“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处在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地方武装应当先打当地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小仗中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

　　结果罗明这番意见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被博古扣上了一个罗明路线的大帽子，成了临时中央孤立教员、搞臭教员的活靶子。

　　很多人都被牵扯进去，一时间风向彻底变了，教员自嘲那段时间，没有人敢登自己的门，被彻底孤立了。

　　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和朱德的领导下，延续了教员的军事策略，取得了成功，然而由于第四次反围剿消耗太大，没能为第五次反围剿积攒下余钱。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乡大埠村举行。这次大会，再一次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进一步巩固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教员和朱老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也保不住了，只能实行战略转移，开启长征。

　　长征初期，由于军事方针依然是错误的，又造成了红军大量伤亡，仅湘江战役就损失了一半多兵力，多少红军战士饮恨湘江，”十年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就是战事之惨烈的最真实写照。

　　长征过后，一回顾就发现，此前的苏区十不存一，就剩下陕北苏区一小块地方，红军的实力更是损失了十分之九，损失太大了，牺牲了太多太多人，革命前途一度陷入绝境。

　　从冰冷的湘江水，到海拔4000米的大雪山，再到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最后终于到达贫苦的陕北，这一路，多少好同志永远闭上了眼，倒在了路上，没能亲眼看到三面红旗在天安门迎风飘扬，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永垂不朽。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

　　这些错误导致的巨大损失，是要算总账的，也应该好好总结的。

　　自打红军从踏上长征开始，一路兢兢战战，如履薄冰，期间又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王明回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一直没有好的机会和充分的时间，来做一个总得回顾。

　　这一等，就等到了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

　　5

　　当王明得知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了，还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对有关共产国际的消息，王明还是很重视的，但他重视的方式有点特别。

　　当时，王明在武汉长江局工作，他要求王稼祥来武汉向他当面汇报共产国际的请示。

　　王稼祥没有理睬他。

　　延安给王明复电：“王稼祥不能来汉。”

　　王明又加了一句，如果不能来，也请将共产国际指示以电报方式迅速电告。

　　延安没有理睬王明，王稼祥也没有理他。

　　之后延安那边给王明发电报，说让长江局的常委们都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请长江局负责人在政治局会议前早几天回到延安。”

　　萧劲光回忆说，当时还没有摸清情况的王明，写了一封电报，让教员和延安那边的常委到长江局开会，想将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地点放在武汉。

　　教员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我住在清凉山，靠留守兵团吃饭，哪里也不去！“

　　王明还是不死心，又单独给王稼祥写了一封信，想让他单独来汉，向他汇报。

　　王明又打错了算盘，他以为自己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身份谁都要让着他，但王稼祥可不是什么软骨头。

　　当年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因敌军空袭被炸成重伤，肠子被炸坏了，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做了八小时的手术。

　　长征路上，为了换药，王稼祥的肠子一直没有缝合插着一根管子，又因为王稼祥不愿意让小战士抬着他，坚持自己走路，加上长征的环境太艰苦了，导致王稼祥的一截肠子反复化脓发炎，最后都生了虫子。

　　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任何人收买、利用的，但王稼祥却对教员信服有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次历史重要关头，都能见到王稼祥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王稼祥收到信后，立马就跟教员等人说了，并且回了一封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听到这话，就怂了。

　　他敢与延安对抗，却不敢与共产国际对抗，他害怕拒绝听从共产国际传达的消息传到莫斯科。

　　就老老实实收拾行李，返回延安了。

　　6

　　9月10日，王明和周恩来、博古等人从武汉到达延安。

　　教员和朱老总依旧安排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亲自迎接王明等人的归来。这让王明感到很开心。

　　1938年9月到11月，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顺利召开。

　　大会第一项内容，就是听取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报告有很多内容，我挑几条说：

　　1、“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2、“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王稼祥的话音一落，都在鼓掌，只有王明的脸立即垮了，脸色很不自然。

　　正式发言结束后，王稼祥又补了一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还让我口头传达一句话：

　　“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

　　有了这句话，大势已定！

　　话音一落，参会代表们都热烈欢呼，只有王明像是被人敲了一棒子，当场愣住了。

　　随后，教员做了重要发言：

　　“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力，企图指挥各党听他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

　　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的统一，那末，他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教员又说：

　　“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王明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能屈能伸，共产国际的指示都这么直白了，他没有辩驳什么，对大会通过的各种决议表示同意。

　　六届六中全会的成果有很多，教员通过这次大会从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上基本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开始形成。这为后面的整风奠定了基础。

　　最为关键的是，六届六中全会是对教条主义的一次清算，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教员在大会上提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教员之所以如此伟大，之所以如此特殊，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情相结合的人。

　　究竟是完全服从理论还是把理论当成一种工具、一种武器使用？究竟谁才是主人？谁才是工具？现在是谁在使用谁？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抓住要点的钥匙。

　　为何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教员就展现了自己异于常人的对形势发展的判断，并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不断印证教员的正确性，我想这就是关键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究竟伟大在哪呢？

　　今天，我想从我个人角度说一说这个问题。

　　一直以来，没有人深入中国国情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开创一套符合中国革命的理念去实现中国的革命。

　　最后，这个历史使命交给了毛泽东，是毛泽东完成了这一使命，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曾担任毛泽东保健护士长的吴旭君回忆说：

　　“我跟主席聊天，我称赞主席说，你真伟大啊，主席听了这句话，很慈祥地笑了，他用很平静可又很认真的态度对我说。

　　有了功劳不要记在一个人的账上。在整个历史中，个人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你可以忘记我，但是不能忘记那些先烈们。”

　　是以，毛泽东给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是：“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段时间，向人们描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奋斗历史。

　　而中国这条道路，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创出来的，是革命先烈们前仆后继淌出来的。

　　我想如果能摒弃偏见，老实评价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所做的努力，所屹立的历史位置，你自然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毋庸讳言，今天我们还有不少危机要处理，还有很多新问题出现了亟需解决。

　　但我们确确实实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和奋斗已经闯入了第一梯队，不论从经济规模还是军事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处于第一梯队，而且也是第一梯队里目前环境较好，未来前途也比较不错的国家。

　　这一切的起始都跟六届六中全会有关，都跟教员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思想路线有关。

　　所以说“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国之命运”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7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教员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概念。

　　而实事求是，是教员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

　　简而言之，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和探求事物的发展规律。

　　从狭义上来说，实事求是指出了一切成事的根本方法，是一种直指事物本质的思考路线，做事方法。

　　王明、博古这些能将马列原著倒背如流的理论派，为何就是一直不能成事？中国革命由教条主义主导时为什么会一直出现挫折？

　　就是因为，王明这些人把理论和中国实际分开了，苏联的革命理论来源于苏联的革命实践，但这一套并不适用中国国情。

　　革命是干实事，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的实践，不是请客吃饭，闲人拉呱！说到底中国革命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路还得中国人自己走。

　　谁要违背了这一基本原理，谁就会犯错，没有人可以例外。

　　只有当一套符合中国当下实际的基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革命理论出现后，中国革命才能走向胜利，不然就要一直碰壁。

　　为何一定是马列主义为基础呢？

　　这是由马列主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开放性的本质特性决定的，本文就不展开说了。

　　而这需要中国革命经验的积累，也需要关键人物的总结，发展革命理论。

　　毛泽东就是这个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