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雷：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五） - 评述毛泽东

　　一、梁衡有一个拙劣的逻辑——

　　梁衡为了批评、抹黑毛主席，自己“创造性地”“预设”一个逻辑：“领袖的错误也常是历史的必然。”究竟什么错误是“历史的必然”？是实践探索性错误吗？而探索性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故而也是可以理解的，梁没必要那样连篇累牍地指责；哪是什么错误？这些，梁都没交代。从他书中文字看，显然是指可以避免的——常人都不应犯的——错误。

　　在这一逻辑下，他用看（听）似轻漫温和的语言，狠辣带毒地恶喷所谓毛主席的错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看便知，梁的这些恶喷胡诌，不过是毛主席去世前后的那几年间，一些被整走资分子和一些公知臆想出来的“莫须有”；是那时北京城里一些小巷路口地摊文学上的垃圾，本质是走资分子和一些公知为通过反毛而搞资改造舆论的（不要小看这些小动作、小宣传和小伎俩，当年的一些天安门事件，都与它的“拨弄”有关）。并且，这些人的资改企图，在近几十年也已不断被我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和批评。不想，今天，这些胡诌：“毛逢会必批周”、“庐山会议上操娘”、“田家英遭冤自杀”……等，竟仍被梁衡留在他那一次又一次印刷的《千秋人物》类的书藉中（参见《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刘伯行 · 2022-11-25 · 来源：乌有之乡。本文将不一个一个引述）。

　　为什么？为什么？或许，这仍是某些人想继续他们的“那种改革”而作的一种努力。

　　我前边的一个系列文章，是批梁在大跃进类问题上的信口开河。本篇则是揭示梁衡在“人际上”，他对毛主席的臆想式的恶侃。

　　梁衡在他的预设逻辑下，胡编乱造了以下几点（以下内容，是梁衡《千秋人物》一些观点、结论的垒积（具体、详细的内容请见本文后的附文）：

　　A. 凡同毛主席有关连的人和事出现的假、错、冤的问题，——所谓批周恩来总理、整彭德怀、冤枉田家英、拘捕潘汉年，等，都错在毛主席。

　　B. 毛主席在各种场合下动不动就发脾气、大怒；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毛主席都有全局性的长期的严重错误。新中国国成立以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的蛮干……

　　C. 毛主席的晚年更是错误连连。

　　D.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主席逝世，无论那个时期，无论那个方面都有毛主席的“错误”存在。

　　可以这样下结论：梁的《千秋人物》这本书，就是通过一个个有关人物人生遭遇的写述，千方百计、转弯抹角地向毛主席泼脏水，——实际上也是向中国人的良知挑战。

　　这里，我同意刘伯行对梁衡的批评：“梁衡虚无革命领袖，散布反马列毛主义的‘领袖必错论’，不仅是对以往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诽谤，也表露了他对所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蔑视”（刘文，请见2022-11-25 · 乌有之乡·《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梁衡这类书的“价值”如果得到实现，既误导人们观察历史，也干扰破坏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维护毛主席在党章宪法上的崇高地位，及其伟大意义，对虚无领袖的歪风进行了坚决果断的校正。这非常正确，大快人心。

　　鉴于刘伯行《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一文，已把诸多千秋人物（同毛主席关系）的情况，写清楚了。以下，我们重点选择毛主席同周总理、彭德怀的关系，揭示梁的荒唐。

　　二、毛、周高洁伟大的政治、心理投合，是庸意俗念、心地灰暗的梁衡无法理解的

　　世人共知，周总理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对毛主席、毛泽东主义理解的最深刻，落实毛主席布署最坚决最彻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毛主席最信任的得力的助手。“最亲密”三字，就是毛主席在祭奠周总理的悼词中亲自加的。这个事实，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都知道。

　　然而，梁衡的《千秋人物》中，很多处写周恩来总理，总是说：毛主席经常地批评周总理，还时不时地动怒，而周总理则是忍辱负重，从不反目。在梁笔下，好象周的一生，就是憋屈含恨的一生（参见《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刘伯行 · 2022-11-25 · 来源：乌有之乡）；他在为周总理抱不平。

　　梁写道：周恩来是和毛合作时间最长的、须臾无法离开的助手。1956年后，因经济思想有分歧，毛就大会小会批周，甚至借夸奖柯庆施的文章在众人面前奚落周:“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逼得周检查、辞职。“文化大G命”后期，他和周都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一般人已是得过且过了，但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他听信别人的告状就大怒，指示批周。

　　梁有时甚至象网上极少数的极右翼写手那样的“妙笔生花”（实质上，那些“花”是走资分子当时利用地摊文学，胡编乱造各种造谣惑众的“小段子”），企图把周恩来描绘成常常背着毛泽东干事的人：比如，抵制大跃进错误、抵制文化大革命，从而保证了中国在前二十多年的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其实，马列主义理论的熏陶，长期革命斗争的炼化，对现代中国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使命和自我责任感的高度认同，铸就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心为民、引人入圣、济世造人世界观、社会主义价值观，互相间形成了出以公心、争于主义、坦率真诚、互不隐瞒、不韬光养晦、是非分明、胸怀宽广、配合默契的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合作，他们之间，也有争论，互有批评，但也仅是是非、爱憎分明的严肃直言，都严守组织原则和纪律，服从真理……意见一时难得一致时，双方在平静温和氛围中商量，会各自保留意见；或择时再讨论。决没有庸鄙之人争于个人名利所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也无“跋扈霸凌”“个人权谋”的歪门邪道。梁衡笔下的“毛常常盛怒发火，周一次次无奈服从”的不堪，是猥琐小人胡乱想象中的一种虚构。

　　并且，梁可能千万想不到，他们间的讨论、争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决大多数情况，是一种领导行为，是两个领导人领导战略的绝妙配合。恋资“小说家”们喋喋不休讲述的——历史上发生几次的所谓周总理一次次作检讨，其真相——实际上是两个伟人领导活动的密切协同，是为了帮助、引导别一些认识滞后的人们思想转弯，而作出的示范。是周总理为了使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由“少数派”发展为多数，所作的因势利导。井冈山时期，周在中央带头在陈毅面前承认错误，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的一次次通过自我批评搞内部协调，为毛主席争取多数支持者，文革初期现身说法、带着陈毅等人做检查，也都是这样的。

　　毛主席、周总理这种展现全新世界观的人格独立、勇于斗争、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和序化民主，原本是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大过渡期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党内干部，中高干部），最需学习和建树的品、格、德、性。这就是说，毛周去世后，我们正常、正确的做法，本应当是把毛、周高洁脱俗的人格、道德、品质、伟思、争于主义……等，标树为国人楷模，即使是毛周在某些问题上——受局时局地的限制——仍存有不足和缺憾，也应正确解释为“当代历史背景下、当时的情境下，也是应作这样‘变通’的”。即象金日成去世后，朝鲜领导人和人民，对待、宣传金日成那样，在金日成的基础上学习、继承和积极扬弃，——最典型的是“对领袖的崇拜”的逐步淡化，朝鲜是做得恰到好处的。

　　然而，当时的一些走资分子则相反。以一种强烈的复仇、走资，用造谣手法，胡编乱造诸如“社会发生大浩刼，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同时，绘声绘色地谎传：毛压周，周奴从;不批毛，不改革，国将不国……的各种恶闻。

　　现在人们，经过历史澄清和反思，大都已十分清楚，这些走资分子、公知们（人数并不多），当时那样做，其实就是为了搞资本主义。后来的改开中，这些少数人的言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攻击，本质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斩首”行动。

　　鉴于梁衡写的多是散文，言意飘忽，有时作似乎坦直的“白描”，有时又行笔朦胧，更多时候则闪烁其辞，意不尽显，带着风向“教”引人们作自己猜想。这里，我们也模仿一下，“蜻蜓点水”般地交代毛主席、周总理之间的一些重要史实，以激发一些人对梁衡的批评、批判，或许也能启发梁衡的自省。

　　下文择写的几件事，其材料分别取之于《毛泽东语言艺术》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的书中。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主席，正如你批评我的，我这个人事无巨细都要管，不能举重若轻，不是帅才。

　　建国后不久，毛主席和党中央即开始物色主席的接班人。在已披露的，一次高层几个人的会议上，毛主席首先说，恩来呀！我这个班是否让你来接？听罢，在党内历来口心如一的周总理赶忙说：不行，不行，主席，正如你批评我的，我这个人事无巨细都要管，不能举重若轻，不是帅才。听罢，毛主席也笑着认同说，是的，是的……由是，由邓小平首提，其他人同意，让刘少奇接毛泽东的班。据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这个评价，不久引起一些人的议论，——为周总理抱不平，而周总理立即出来做解释工作说：主席对我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是出以公心的，周总理对自己的评价、对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是从心眼里发出的，都是正大光明，没有什么“虚与周旋”“韬光养晦”！

　　——毛主席对周总理说：你那算不得一回事……你那是个阳谋。

　　1966年，毛主席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写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到了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为此，周总理找到了毛主席，问道：“主席是不是指我的那个‘马鞍形’的问题？我要重新加深认识？”毛主席否认说：那算不得一回事……你那是个阳谋；他们不是，他们是阴谋，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但不允许有阴谋反对派。此事可见，两人皆直言来去，真心实意，充满阳光。

　　——周总理让想利用他来攻击毛主席的人大失所望。

　　1975年底，周总理的身体完全地垮了。医生们也明确知道周总理将不久于人世。这些，在一些人看来，建国以来承受若干痛苦、尤其是文革中遭到不少冤屈的周恩来，临终前一定会留下好多的话的。说实话，这些人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周总理能留下一些受冤屈、抵制错误的话啊(以便在毛周逝后，作为攻击毛的炮弹。某些人也是一直这样策划的) ！然而，时刻拿着纸和笔，一直守候在周总理身边的人们，最终是多么地失望啊！周总理去世前的一两天，除了要读毛主席刚发表的《重上井冈山》一词、对医护人员说“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去照看别人吧”的话外，其它什么都没说。

　　——有人想利用“评水浒”挑事，周总理生气地说：你们想干什么？！

　　1974年前后，毛主席有一段评水浒的话。有人在周总理身边大做文章，说毛泽东是借水浒批评周总理“是宋江，搞投降”。如前所写，以几十年的政治合作，互知对方都是光明正大、心纯意圣之人，都视组织原则、纪律为生命的毛、周，互相间在大事上总有讨论、争论和(也有矛盾)交心互通的，是故，周总理不以为然，解释说：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有个别工作人员一再地说起这个事，还显得神秘兮兮，便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他生气地说：你们想干什么？！言者大失所望，只得惺惺而退。

　　——邓颖超说：我家恩来……不会背着毛主席和组织保护什么人，干什么事的。

　　1979年的前前后后，京城极少数文人精英，大谈周总理长期抵制冒进、大跃进、迫害老革命家，排除左倾干扰，才艰难地把中国经济推向前进(人们由此可以知道，今天网上疯僧、思闻等人，是在重复当年这些文人的言论)……等，这时，邓颖超说话了：请大家不要这么讲，你们说的不是事实；我家恩来就是那么个人，他把组织原则视为生命，组织上错了，路线错了，毛泽东错了，他也必然错了……他不会背着毛主席和组织保护什么人，干什么事的，你们不要那样讲呢！

　　三、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挨整的“谜底”已现

　　直到现在，有人仍用“对抗性”思维，来看待我们今天对历史的回忆和澄清。这不是科学的。本人一直都认为，即使被我们回忆、澄清的那段往事中存在对抗，这也不是我们今天仍持对抗态度的理由。

　　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将当年某些人的捕风捉影造成“历史的羁绊”再套给今人，这将是我们的罪过，——当然，若仅是个别人重蹈历史，则是可以理解的。看了梁文对彭德怀当年遭遇的臆想式评说，我有理由认为，他是在将“历史的羁绊”再套给今人。

　　他写道（以下两段取于刘伯行文，请见2022-11-25 · 乌有之乡·《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就是因彭德怀的一封信，毛立即翻脸，把彭历史上的旧账全翻出来，好像彭从没有做过好事，甚至在大会上连骂娘的粗话都喊出来了（这是梁典型的主观臆想，毛主席身边的人回忆说，读了彭总的信，只是认为，彭德怀这是“老毛病”。编写者注）。最后将彭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全国打了右倾分子300多万。毛与彭是同乡，又是从井冈山、长征直到朝鲜战争共事最久的战友，30年患难，一言不合，说翻就翻。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一下就翻得这样彻底，确实常人很难做到。而他与彭个人的翻脸，终于发展成与党内高干，与忠心追随他多年的干部大翻脸。

　　——庐山会议，7月23日，毛泽东大为震怒，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这又是梁典型的主观臆想。众多知情者说，当时——会议一结束，毛主席见彭情绪不好，很冷静平和地对彭说：咱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彭却烈言顶回：没有什么好谈的）。

　　前边，我已指说：梁《千秋人物》的基本取材，是当年京城否毛黑风中“地摊文学”。如果说，梁当年作如此文章，或许还有一点可原谅之处；那么，在好多历史真相大白于世的今天，梁仍执谬而不思反省，将他的大勃史实的文章大批大批地流传于社会，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梁应该知道：近几年——特别是十八大后，官方史料和官媒一些回忆文章，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1）毛主席是最早反冒进、浮夸的；（2）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7.23讲话，毛主席的作了自我批评，针对左、右争吵，为暂时调和矛盾，各打了五十大板，话讲得较重，但并没有大怒，相反，大怒的是彭德怀，且公开顶撞毛主席（这让左派们联系彭的好多不当言行——抓了把柄。编写者注）；（3）骂娘的粗话也是彭德怀讲的；（4）会议期间，彭张（闻天）的私下议论是不适当的；（5）右派内部有人反水，互揭了他们间的一些不当议论；（6）后来，在处理问题时，毛主席实际上保护了彭德怀。

　　下边，我们稍作具体地由事推理。

　　人们更会分析到，自然毛主席当时已处于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的决定，早在党的八大前——1956年即形成、实行)，从1958年10月开始，又一直不间断地、坚持不懈地批评克服”浮夸、冒进”，那么：

　　（1）1959年的庐山会议，——其原意即是纠左倾，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2）彭德怀上书批评“浮夸、冒进”的信，应该说——是同毛主席的观点一致，起码应该说，彭写信反左的本意决不是针对毛主席的；鉴于历史上彭一直与某某某不和——特别是参与高饶的反刘活动，刘在担任国家主席后，又同周总理一起，不愿点提彭为国防部长(经毛主席提议坚持后，才任命彭为国防部长)。刘在大跃进中主持中央具体工作，有不少冒进、浮夸的引导、指导性言行，等等。从事情逻辑上讲，彭的批评的“底意”应当是“对着某某某”的；或者是想通过批评浮夸、冒进，迫使党追根寻底，最终找到错误的责任人——某某某，不让其成为接班人。

　　（3）鉴于毛主席在发动大跃进是少数派，大跃进时“好象”成了多数派，但反“浮夸、冒进”时却(同彭总一样)成少数派，应当说，毛主席后来批彭，就必然是反“浮夸、冒进”之外的问题。

　　（4）据毛主席7月23日讲话，一边做自我批评，一边对会议上争执的左右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今天人们有理由推测，庐山会议的开始反左、后来却变成反右，是多数派的意志表现。由此，会议从反左转为反右，是毛主席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毛主席是党内公认的执行组织纪律的模范）。

　　近年来，不少人注意到公开发行的《毛泽东传》的二十四部分。很多人认为，与其说，这部官方发行的大书，有的史实交代清楚了，但对庐山会议一节仍写得语焉不详，也有“除‘油’去‘酱’”的情况，致“真象庐山”——让人看来确是“横岭侧峰”。不过，曾有专家放话：可以说，写毛主席的事，已全写到，没有写到的地方，是照顾了别人。

　　这里，人们也不妨进一步去推导问题：

　　——在无论官方、民间，批评毛主席不但早已公开化，甚至在精英中已成“时髦”的前些年（十八大前），一切不愿进一步公开和忌讳的“那些错失”，肯定已不属于毛主席的了，只能是他人(当然，在国家的宏观的大政管理“统控”中，今天的这样做，有时是需要的)。那么，现在的一些精英们在为谁忌讳、回避缺失，国人大都能一清二楚。

　　下边，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对这段历史的回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也许能给我们以上的猜析提供另一些启示：

　　“回到住处(7月23日上午，毛主席作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总结性讲话后。本网民注)，毛主席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主席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主席批评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主席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批评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另有人回忆说，后来毛主席发话：今后，处理彭德怀的问题，其他人不得插手（彭太粗直，积冤太多），以保护彭德怀。

　　有一个人针对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分析说：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预定结束期里，完全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毛主席当时的确是退居二线了，所以，连中央全会也没有参加。否则，这样重要的会议怎么可能缺席？任由他人作重要决定，这更不是独裁者的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显然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才会跟许多人吵；也许，他是跟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吵翻了天。

　　也有人针对这段回忆，这样认为：

　　这段回忆也告诉我们，虽然毛主席想退居二线，但始终是退不了。可是，中央集体的意见是让他留下来，出面讲话，为他们“灭火”；这不是享福，而是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他不会推卸责任。民主的原则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吗？毛主席并没有想到要整彭德怀，但当集体决定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时，他固然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他不能否决集体的决定。如果毛主席是一个独裁者的话，他倒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否决集体的意见保彭德怀，从而显示自己的权威。但毛主席没有这样做，他尊重民主原则，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本人赞成以上两种分析的。不过，我想补充的看法是：

　　第一、根据——从大跃进之后一直对毛主席持批评态度的李锐回忆，庐山会议的本来议程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反左，开一个“神仙会”，让大家放下“左” 的包袱。会议原准备7月中旬结束，后来，两次延长会期。第一次，由7月16日延长至7月23日，原因是彭德怀上书——尖锐指出：这样“轻松、愉快的神仙会”，解决不了左倾浮夸和冒进问题。这样，便使本应结束的神仙会延长为“激烈交锋”会。而到了7月23日，在毛主席根据左、右交锋的情况，本准备在对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后，“再一次”结束会议。不料，其他一些负责人(多数派)不同意，要求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于是——有第二次延期，会议终于由开始的“神仙会”、“激烈交锋会”，最后转为“批彭会”。这一转变过程表明，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本意是纠左，是确实的。

　　第二、由毛主席1958年大跃进后一直纠左，到庐山会议上的本来的纠左宗旨，可以推理出：彭会上书反左，矛头决不是指向毛主席的(如前边已写到的：彭在庐山会议前不久…… 经毛泽东坚持，才得以成为国防部长)，而是指向从中央到地方上搞浮夸的多数派；如果说彭的矛头有指向毛泽东的地方，那也是变相的，至多不过是：因为彭历来对刘少奇不满，刘却将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第三、从现在已解密的很多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实在很多时候，毛主席都是少数派，不然，他就不会屡屡说出“大不了重上井冈山”的话来。很多说得有眉有眼的关于毛主席整人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档案全部解密，我们定会发现那与毛主席无关。视服从组织原则、纪律为生命的毛主席，只是在服从组织原则，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一些重大而一时无法完全厘清的问题，只能待后慢慢解决。

　　第四、有一个现已公认的事实：由于彭总的优点，其实也是缺点，就是太过于刚直而有动粗。因为这一点，从井岗山时期到建国后，从中央到地方，他得罪很多很多人，有的甚至积怨很重，比如他同刘少奇（曾站在高饶一边，不同意刘成为接班人）周恩来（援朝战争中一次次越过周总理直接向毛主席反映周的后勤保障问题）等人的关系，就是一直有“纠结”。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明面上好象是“冒犯”了毛主席，本质上却是——也更是——冒犯、得罪了多数派（冒进浮夸派），彭德怀并让多数派抓到了：（1） 7•23会议散埸时，公开且直接地在众人面前顶撞毛主席；（2）彭有这样那样的“易致危险”的言行，比如说：“农民要造反”、重提当年延安整风被骂娘，庐山会议前访苏，他不反驳苏方反大跃进、反毛、搞颠复的言论(由随行访苏的一些高级将军共同揭发)；面对李锐、田家英等秀才的自由主义（这里要说明，文革初田家英的自杀，并不是个人自由主义问题，而是中办的党员党费上的差错，组织在审查）——私下集中妄议毛的所谓缺点，置若罔闻；（3）私下有非组织活动之嫌疑（罗某某大将揭发）……等等把柄。

　　第五、思想严谨的人们应会考虑到：现已公布的官方材料中，大跃进、庐山会议，大体上还只是——不在主持岗位上的毛主席的一个人的——“独角戏”。庐山会议的斗争，只是交代毛彭之间的某些过往，其他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言行基本被“隐去”“屏蔽”……这是其实是很滑稽的。由起可以想知，这里有更多更大的事实被“编撰”掉了！！

　　最后，作一个“顾此言它”式的小结，以再次提醒梁衡。

　　中国是一个小农、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并大都不同程度地濡染着深重的儒学精微，其特质是知仁却弃义，为伪作假，本质起点上也不乏善良，但只看眼前，而耐不得长远。如此如此，现代革命也只能在这样的现实上起步。从井岗山时期到文革，一些人，特别是民主派、走资分子、公知们，多少都存在着与党同床异梦的问题，在组织上，也常潜有“山头林立”的情况，——大跃进及大跃进后的情况充分暴露了这一点。而革命之所以发起和得以维持是倚靠两点：一是人民敌人的太过残酷、腐败黑暗和贪婪，激起了人民的极其强劲的反抗造反意识；二是有严格恪守新时代革命、道德和意志，闪烁着时代之光的党、革命践线和领袖。这是一个注定要有长期阵痛和阶段性反复的革命，并且在这一革命的若干前进性阶段上，——尤其是前期几个阶段，总需得“闪烁着时代之光的党、革命践线和领袖”来凝聚力量，来统一和指引。而与之相悖的则是：“闪烁着时代之光的革命践线和领袖”，总会遭到不三不四的人物的攻击，这一攻击的战略目标是，为颠覆社会革命而“斩首”！策略就是狂编猛喷领袖人物的缺错。

　　大笔如椽、大作翩翩的——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你当反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