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17日、18日,毛泽东出席在宁都县青塘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时,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在发言中既不赞成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作战主张,也不赞成分兵退敌的主张,认为应当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发言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会议采纳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
1931年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二次战争中的地方武装工作》的通令。通令指出:在第二次战争快要走到的当前,地方武装等须主动的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通令强调游击队在执行作战任务中除了执行一般的战斗纪律外,应加强每个队员的政治认识与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路过延安,受到隆重欢迎。毛泽东主席亲自走出窑洞迎迓,并请卫立煌上座,称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而第十八路军只是将军麾下的作战单位,卫立煌则坚请毛泽东上座,说毛泽东十三年前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候补委员兼宣传部长,自己只是孙中山的警卫。毛泽东谦虚地说:只是代理的。卫立煌说:那也要有水平才能代理。毛泽东谦和地说:那就一起坐。
1947年4月17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时,加写两段话指出: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1959年4月17日-29日,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1968年4月17日,毛泽东撰写《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