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朱德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光鼐、蔡廷锴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在会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认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1949年4月1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渡江部署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复电，确定渡江部署：“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
1949年4月18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讲话，阐释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讲话指出：天津是完整地接收了，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的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对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在团结，如果把它当作斗争对象，那就犯路线的错误，天津干部在思想上还不清楚这一点。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重点还不会变。因此，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必须确切执行，这是我们的战略任务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我们一定要熟悉资本家。我们党员不熟悉资本家，怎能代表无产阶级？
1950年4月18日，毛泽东给同学毛森品去信，直接提到乡间的情况，“尚祈随时惠示”。
1956年４月18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当汇报到新产品问题时，毛泽东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在沿海工厂生产，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又说：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收入应有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秋后个人不能增加收入或增加很少。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还要看看这两年农业实际的增产情况。总之，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还看了康生摘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3月3日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转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哈格尔在谈话中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这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是有约束力的。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德国病理学家——原注）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孟德尔（奥地利遗传学家——原注）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是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当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哈格尔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他说，董必武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刘伯承也害病，我也生病。今年我８２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毛泽东指着参加会见的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说。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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