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毛泽东

　　今天也是毛主席逝世的第47个年头，他走了，但又没有真正走远，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让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们开始试图去了解他，认识他，理解他。

　　而在那之前，他已经被误解了很多很多年。

　　1

　　1924年的上海。

　　夕阳西下，在初冬萧瑟安静的天气里。

　　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再最后回望了一眼上海的繁华之后。

　　毅然踏上南行的火车，转身离去。

　　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是半生，直到31年后他才有了机会重回上海。

　　离开之后的他，大半生都猫在山沟里打游击；等到他再到上海，却已经是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

　　31岁离开，31年后再回，冥冥中透露出深不可测的人生际遇。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离开上海前，因为国共合作，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同时，还担任了黄埔军校上海招生点的负责人，主管上海考区的招生复试工作。

　　而当时的上海，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名的大都市。

　　十里洋场，歌舞升平；纸醉金迷，醉生梦死。

　　这里有黄包车，有穿开衩的旗袍的女人们，有弄堂雨巷、家短里长，甚至已经有了煤气、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电梯。

　　文人雅士们的消遣除了麻将、高尔夫，还可以去青楼买醉。

　　租界里动不动就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争芳斗艳，冠军居然叫“大总统”，还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正大行其道，这种披着才子佳人外衣的意淫小说，很大程度上就是民国版的《霸道掌柜爱上我》、《梨花带雨更倾城》。

　　就在这一年，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凭借九十万字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

　　他后来还写了两本更有名的书，《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书中描写的民国富家贵族的爱情和日常生活，成了无数民国粉心中的经典。

　　在上海，毛泽东不仅见过了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大场面，还曾与许多上流人士谈笑风生，听着他们高声谈论建设东方巴黎、文明社会的伟大构想。

　　然后，他回到了湘西农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农民依然愚昧贫穷，土地满目疮痍。

　　这和大上海、大广州，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啊！

　　那感觉，可能跟迅哥儿多年以后回到故乡，见到那个喊他“老爷”的闰土一样震惊吧。

　　2

　　1848年，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共产党宣言》出版发行。

　　在《宣言》里，他十分深刻地揭露了一个现代社会的真相：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这是马克思肯定了其进步的一面。而与此同时：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

　　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结论。

　　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并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成了封建社会残余、资本主义发展、殖民主义盛行，三者结合下的一个巨大“缝合怪”。

　　老百姓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要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资本家的剥削，还要受到外国殖民者的欺侮，过着比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社会还要悲惨的生活。

　　无数人，仅仅只是活着就要用尽全力。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明确提出了革命的关键问题：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3]

　　所以，为什么要革命？

　　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

　　3

　　但有多少人认真想过。

　　其实毛泽东本人，并没有非得要革命的需求。

　　自始至终，毛泽东都不是一个穷人。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毛姓是那里的大姓，说明其祖上也曾经发达过，但到了他祖父那一代，家里已经衰落，成了贫农。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为了改变命运外出当兵，带回了一笔钱，之后慢慢赎地，兼做小生意，苦心经营，成了韶山地区的富户。

　　所以，毛泽东虽然出生在山沟沟里，但家境在当地算是富裕，能不缺吃穿，还能供养他读书学习。

　　他当时读的湖南一师，虽然比不了清北，但在湖南地区也很有名，他的很多同班同学毕业后都进入了当地教育系统，不少成了校长、教育局官员，是湖南地区的名流学者。

　　但毛泽东一毕业就选择了北漂，去北大图书馆当编外人员“打零工”，这是他第一次放弃看得见的“确定人生”，却不是最后一次。

　　也正是因为这段“北漂”经历，毛泽东近距离接触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从此坚定了一生要走的路。

　　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当教员、当校长、办杂志，做什么都做得挺好，但都做不长，因为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找一份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工作。

　　中共一大，毛泽东是代表，也是大会秘书，负责做记录，并不显眼。

　　但等到国共合作，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长秘书，一下子就不得了了。

　　这里的上海执行部，可不是只管上海一个地区，而是囊括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是国民党所能控制的最富裕的地区。

　　因为位置重要，再加上上海又是当时的全国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汇聚了大批国共两党的精英人才，一度被称为 “国共群英会”。

　　毛泽东在这里干得极为出色，虽然受到国民党的排挤，但同时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赏识。

　　在国民党的党史馆里，有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

　　是1924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决算书，里面记录了当时毛泽东的工资。

　　一个月120元（虽然国民党拖欠了他不少的工资）。

　　5年前，他第一次去北京，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当管理员，一个月的工资是8元。

　　这样一对比，你就知道对毛泽东而言，仅仅过了5年，他的收入就已经天壤之别了。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已经顶得上普通工人大半年的收入。

　　广大农村的农民们，一年摸爬滚打，到年底能有几十元的结余就不错了。

　　毛泽东的父亲是韶山著名的富农，一辈子的苦心经营，各种精打细算，据毛泽东自己统计，最后家庭总资产大概两三千元的样子。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工资，不用两年，就能挣到其父亲一辈子的积蓄。

　　离开上海一年后，毛泽东更是再次实现跃升。

　　他去了广州，被推荐成了国民党的宣传部代理部长，同时还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比当时的蒋介石要高）。

　　我查了下《民国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作为部级领导，这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应该在680银元左右（虽然也不太可能足额领取），按现在的标准，大概可以算得上财务自由了。

　　与此同时，很多上层社会的名流都和他结交。当代理部长的时候，毛泽东甚至曾到蒋介石当校长的黄埔军校讲演，给蒋介石上了一堂生动党课。

　　很多国民党元老也非常欣赏毛泽东，比如汪精卫，代理部长一职就是他推荐的。

　　后来国民党内部搞分裂，一帮右派分子在北京开西山会议，要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其中有个罪状就是：毛泽东在上海工作，18个月里请假了14个月，跑去湖南发展共产党，汪精卫却反而任命他为中央宣传部长。

　　我还曾在1926年的长沙《大公报》上看到过一个非常神奇的报道：

　　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4]

　　这可是以中央大员身份巡视地方啊。

　　33岁，官至正部，收入颇丰，结交的都是社会上层。

　　就算是按照现在最挑剔的眼光来看，他也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

　　他如果愿意一直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用一句电影里反派经常说的话就是：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啊！

　　4

　　那么，像毛泽东这样青年得志的“成功人士“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呢？

　　根据当时的资料显示，除了日常的党务工作，毛泽东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研究“三农“问题上。

　　他在国民党的一系列会议和各部门会议上，几乎每会必讲农民，必讲农运，必讲土地问题。

　　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更是主持修订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即使后来辞去了代理的宣传部长，他仍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农讲所的几个月中，毛泽东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部讲义。

　　他分析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完全得到3亿2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并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5]

　　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中华农学会开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致词说：

　　“诸位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6]

　　1926年，毛泽东在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一个联席会议上，更是就《全国联合会之政纲》和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等人发生激烈争论。

　　宋子文等人坚持要“预征钱粮”，而毛泽东则认为向穷苦百姓“预征钱粮”也收不了多少钱，应该发行公债，向有钱的商人募集资金。双方僵持不下。[7]

　　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谁在代表谁的利益。正应了那句老话：

　　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

　　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好不容易凭借努力摆脱农村、进入大城市，甚至一只脚已经踏入上层社会的人，每天居然都在想农民的问题，帮着农民们争取权益。

　　这和现在多少狗蛋、翠花，一到大城市，进入高档写字楼格子间，就改名叫Jack、Lucy，迫不及待地和农村划清界限，简直成了鲜明对比。

　　但说来好笑的是，虽然毛泽东整天奔走呼号，却收效甚微。

　　不仅当时的国民党对农村问题、农民运动根本不感兴趣，就连共产党内部也很不以为然。

　　中共三大的时候，在毛泽东坚持下，虽然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但谁也没有把这个文件真正放在心上，后来更是要求不要把农民运动发展得太大。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当时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中上层人士的眼里，广大的贫民、农民其实都是可以忽略的。

　　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在干什么、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想法，Who care？

　　他们身在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群体，但又好像与这个国家无关。

　　哪儿的政府又垮台了，哪个军阀又上台了，除了照例的苛捐杂税，几乎与他们没有什么关联。

　　这才是真正的民国。

　　所以，你觉得，那些真正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有机会被人关注到吗？

　　很多穷人，连自己名字都写不来，又怎么可能站出来为自己发声呢？

　　那个年代，男工一个月的工资大约20元左右，女工只有13元左右，童工更惨，只有10元。

　　而这个数字，是按照出工30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计算的。

　　那个时代，十几岁的孩子进厂已经算大孩子，更小的七八岁的比比皆是。而全面废除童工，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

　　但这还只是城市里的景象，农村里的生活更加悲惨。

　　根据毛泽东的统计，当时的中国农村，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只占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辛苦一生，也就能勉强度日而已。

　　写文章的时候，我曾经查到过一个惊人的史料。

　　20世纪30年代的四川，各路军阀将名目繁多的“预征税”强加给各自辖区的农民。除每年已定税额外，他们还提前征收一年或几年后的税额。一些地区的农民已被迫交21世纪的税了。[8]

　　还记得前面毛泽东和宋子文争论的“预征钱粮”吗？

　　电影《让子弹飞》里，葛优演的民国师爷有句非常搞笑的台词：“不好，我们来晚了，前任县长已经把税预征到90年后了，都到2010年了”。

　　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

　　前面提到过的作家张恨水，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了，其知名度应该超越了现在的流行小说作家。

　　成名后的他曾经到西北一带去旅游，一路所见荒旱连片、土匪横行，生灵涂炭，这对他造成了很大触动。

　　回来后写了一本书叫《燕归来》，开篇几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景象：树皮剥尽洞西东，吃也无时饿越凶。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这之后的张恨水性情大变，写下了很多农村、抗战之类“主旋律“题材的小说。

　　5

　　而毛泽东，不仅当过省城小学的校长，杂志社主编，还在上海、在广州“当了大官”，是比张恨水还要知名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名流。

　　很多人不知道，连著名的小说家、日后“茅盾文学奖”的茅盾本尊沈雁冰，都只是他在广州时的秘书。

　　他原本也可以躲在堡垒后面，只看这个社会最光鲜亮丽的一面。

　　但事实却是，毛泽东自己从堡垒里走出来，不仅走到了他们中间，而且将他们发动了起来。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

　　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

　　从此，直到1949年进入北平，22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在大城市生活过。

　　在很多人的理解里，这非常不可思议了。

　　长征的时候，更让蒋介石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红军越打越多，越来越多的贫苦老百姓愿意跟着毛泽东走。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毛泽东带领的队伍把他们当人看。

　　他不仅不怕他们，而且愿意接触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多次脱下书生的长袍，穿上粗布外衣和草鞋到处走，他常去小酒馆，在那里和工人、工匠、学徒和苦力坐在凳子上一边吃着煎饼，一边谴责工头奢侈的生活和嚣张的气焰。

　　他最愿意同老百姓们谈心聊天，教他们读书识字，告诉他们美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9]——《毛选》第四卷

　　是的，毛泽东一直觉得，这些看起来面黄肌瘦，眼神空洞，不识字、受尽剥削的贫苦老百姓，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也想要过上好的生活，也应该平等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该受到谁的压迫。

　　只要团结起来，他们将拥有世界上最磅礴无比的力量，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大写的“人“。

　　大家都是人，凭什么就要被剥削、受压迫，凭什么就不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

　　6

　　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对毛泽东的故事和个人经历感兴趣。

　　就在于他始终保有强烈的，改造社会的志向和行动。

　　作为出生于清朝，青年时期生活在民国的人，毛泽东比现在的我们更能感受到社会的陈旧、黑暗与不公。

　　更有理由像当时的那些“成功人士”一样躺平，几房姨太太，豪宅大屋，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谈笑有权贵，往来无白丁。

　　但他自始至终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心。

　　1925年到广州后，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在那样的时代，任意一个上面所填的职业都可以让他独善其身。

　　但他的一生，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一生。

　　生逢乱世，苟活而已。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却选择放弃曾经的优越生活，愤然而起。

　　他想要的，绝不是自己一人之享乐，绝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千千万穷苦的中国老百姓，出头。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放弃那些优越的生活，去选择那条最为艰难、最为不可能的拯救之路？

　　就像马克思同志，原本是大学毕业，有着很好的工作，却为了解放全人类事业，几乎放弃了一切，个人、家庭、事业、财富，乃至健康和生命。

　　理性和经验完全不能解释马克思的命运，不能解释马克思仿佛是自讨苦吃的选择，唯一能够解释这一切的，是他在17岁时一篇作文里所说的的话，

　　他说：

　　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大家而献身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但拥有远大而崇高的志向，其实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毕竟初心易得，始终难求。

　　蒋介石也好，汪精卫也罢，当年也都曾立志要救国救民，但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反面。

　　因为要坚持这条路太难了！

　　要知道，我们党曾经的最高领导向忠发，刚被抓住就提出要投诚。

　　罗章龙、张国焘也都是受了挫折，就想分党、叛逃。

　　金一南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一共13人，平均年龄27岁，都是青年人。

　　这些人里面，1人脱党，1人被开除，3人叛党，2人投靠了日本人，

　　也就是说一半以上都已半路放弃。

　　除开牺牲的几个人，真正坚持到底的不过两三个人，

　　而毛泽东正是其中之一。[10]

　　但毛泽东与这些人还有一点不同，除了来自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迫害，甚至连自己人一开始也不理解他，误解他、排挤他。

　　有的人觉得他土，有的人觉得他是投降派，还有的人讥讽他不懂马克思主义。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曾被开除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甚至被误传为“开除党籍“。

　　1929年，红四军召开七大，身为领导的毛泽东居然落选了，被迫离开了他一手创立的红四军。后来，他提出因病请假不参加八大时，又被怀疑是“闹情绪“，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无奈下，毛泽东只能坐担架来到会场。而当他到达时，会却已开完了。

　　到了1932年10月，更大的挫折来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泽东选下了台，后来更是变相撤了他的军事领导职务。

　　这一次的挫折十分严重，连他的弟弟、弟妹、贺子珍都受到牵连，很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说，那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11]

　　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党已经先后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领导人。

　　而毛泽东在这之前，其实一直都徘徊在中央领导集体之外。

　　毛泽东曾经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自己走的道路，还是继续坚持革命。

　　陈毅后来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12]

　　比这些误解和挫折更可怕的，是近在身边的牺牲。

　　毛泽东干革命，是抱了必死决心的。

　　因为，那个年代干革命的死亡率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

　　你以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喊喊口号，写写文章？

　　那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是要把生死置之度外，是要经历无数的牺牲和考验才能达成的。

　　在革命浪潮中，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牺牲了，而毛泽东的其他5个亲人，在接下来也都全部牺牲。

　　毛泽民，毛泽东弟弟，1943年牺牲，时年47岁

　　毛泽覃，毛泽东弟弟，1935年牺牲，时年30岁

　　毛泽建，毛泽东妹妹，1929年牺牲，时年24岁

　　毛岸英，毛泽东长子，1950年牺牲，时年28岁

　　毛楚雄，毛泽东侄子，1946年牺牲，时年19岁

　　你以为只有这6人吗？

　　不，还有毛泽东的内表弟、杨开慧的表弟杨向钧，毛泽东的妹夫、毛泽建的丈夫陈芬，毛泽东的内弟、杨开慧堂弟杨开明，毛泽东的弟媳、毛泽覃结发妻子赵先桂，毛泽东的内侄女、杨开慧侄女杨展，毛泽东的表侄王德恒，毛泽东的弟媳、毛泽覃的再婚妻子贺怡……

　　这是我能查到的最全的毛泽东亲人牺牲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满门英烈！

　　网上有一条评论我觉得说得很好：

　　“当你要评价他，审视他，甚至批判他时，你可以理性地想起他的作为，他的局限，他的人性。

　　但当你要调侃他，否定他，甚至攻击他时，希望你感性一点，先想起，为了你的今天，他失去了一切。”

　　7

　　毛泽东的很多身边人、同志，有的牺牲在了革命之路上，有的则半路害怕就放弃了。

　　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邹蕴真曾经对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你革命我赞成，但我胆子小，怕死，不能跟你一起干了。

　　我觉得，这才是代表普通人的心态和真实想法。

　　就问问你自己：怕不怕死？

　　但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之中，毛泽东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是把毛主席当成是脸谱化的伟人，好像他天生下来就是领袖，然后一路开挂，英明神武、战无不胜。

　　却忘了毛泽东也是有血有肉，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看了更多的史料和记载。才真正开始理解毛泽东所经历的苦难，所做出的牺牲。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哪有什么伟大人物是一帆风顺无往不利的？

　　实际上，毛泽东虽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却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区别。

　　毛泽东不是知道一定能成功才去干革命的；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才会坚持到底。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读懂他，更有多少人曾经误解了他啊！

　　曾经，网络上充斥着很多对他偏激的、片面的评价和言论。

　　曾经，一说到毛时代，就是避而不谈。

　　大学里的毛概，更是沦为翘课、睡觉、投机作弊的“重灾区”。谁要是在毛概课上认真做笔记，大概还会被人所嘲笑。

　　那些公知、精日、精美们，疯狂地向他身上泼脏水，恨不得将他塑造成一个暴君、一个战争犯、甚至一个刽子手……

　　就像如今的欧洲，差点就要把二战的罪魁祸首都算到斯大林头上一样。

　　他们希望做的，无非是像今天的乌克兰推翻列宁雕像，践踏国旗，拒不承认苏联历史一样。

　　他们想要将毛泽东和他的思想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然后他们就能为所欲为了。

　　但群众的眼光毕竟是雪亮的，很多人在经历了被蒙蔽、被误导之后，已经越来越真实地认识到了那个历史深处的毛泽东，也越来越发自内心地对他感到崇拜和敬仰。

　　我和不少朋友，包括我们“栩然说”平台的所有核心创作者交流后发现，原来大家都曾经历了相同的心路历程。

　　都曾经对毛主席有过无数的误解，都曾经差一点被那些公知们带到沟里去，直到经历了社会的暴打、现实的摩擦，才终于开始试图去接近他、理解他。

　　然后才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是我们的同路人，更是领路人。

　　有个读者，读了我的文章留言说：

　　二十岁的时候对毛泽东没感觉，三十岁的时候对毛泽东敬佩有加，现在四十岁感觉毛泽东是真伟人也。

　　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经历。

　　8

　　毛泽东其实并不是想要人去崇拜他，我在历史书里，看到过一个非常细的细节。

　　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时，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13]

　　“不要这样做”这5个字，既决绝又无奈。

　　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对方谈到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淡淡地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14]

　　1967年7月，有人提出将8月1日的建军节改为秋收起义的9月9日，毛泽东果断表示：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8月1日，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15]

　　他还说过“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1975年的“十一”，看着那些他曾极度反感的口号，毛泽东不无嘲讽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我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16]

　　这说明他自己其实一直是清醒的，也正因为一直保持清醒，所以到了晚年才格外孤独。

　　老年的毛泽东，经常看书、看白蛇传看到泪流满面，我常想象他那时的心境：身边已无故人，满眼皆是回忆，一转眼已是百年身。

　　他那时候老忧心忡忡：“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17]

　　听到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他曾感同身受，嚎啕大哭。

　　他老是担心刚解放的人民会吃二道苦，受二茬罪，于是毅然决然地准备“跌得粉碎”。

　　他一生都在跟那些看得见、看不见的对手们斗争着。

　　1975年，逝世的前一年，他还在作出这样的指示：

　　“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重要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87页。）

　　可谓振聋发聩。

　　直到，1976年9月9日，他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举国悲恸！

　　美国《新闻周刊》当天发表的社论标题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写到：“没有任何崇拜者会比他生前的对手和敌人，更知道毛泽东存在的意义和份量”。

　　毛泽东过世不久，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毛泽东，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领袖”。

　　美国《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说：“事情总是这么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诋毁他最多的政府，1976年却对他的赞辞最多。有些领导人说他是人类历史上一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

　　罗瑞卿说，“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生前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人、最无私的人……”

　　我们该庆幸的是，今天的人们，依然没有真正忘记他。

　　在韶山，在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无论大热天、大冷天，排队的人都很长。

　　有老战士步行几百里来看他，有外国的元首专程来瞻仰，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工人、学生、农民、小商贩、创业者，他们来自江河，来自草原，来自战场，来自农村，来自工厂，来自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排队几小时，只为了再去看一两眼。

　　那些偏远的山区，那些乡村最普通的人家里，那些长途运输大货车驾驶室里，很多都贴着毛主席的画像。

　　只要看一眼，就会感到安心。

　　这些年里，因为远离了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很多人都对他和他的时代感到陌生。

　　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并不了解毛泽东。

　　人们之所以怀念他、祭奠他，往往是出于一种质朴的感情。

　　其实，我们更应该去实打实地了解他的真实经历，去感悟他的初心，去看他在关键时刻如何抉择，在面对困境时如何突破，在遇到诱惑时如何自律，在遭遇误解时又该如何坚守。

　　去体会他的格局、思想、意志和境界。

　　去感受他一往无前的意志力，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决心。

　　他的伟大不是什么诗词歌赋，不是军事奇迹，而是自始至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坚定立场，再多艰难委屈再高权势富贵都不曾改变。

　　毛主席的诗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人民都是最重要的，是至高无上的。

　　曾经的他视人民为尧舜，为英雄。

　　扪心自问：今天的我们，又是如何去看他呢？

　　你们记住，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攻不破的，我们的事业要达到，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达到！让那些内外反动派颤抖去吧！中国人民不懈的努力一定会稳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人民万岁！——毛泽东[18]

　　今天是9月9日，毛主席逝世47周年。

　　让我们以文代酒，再次深切缅怀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