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传统里，“劳心”、“出头”、做人上人是核心价值追求，吸引了芸芸众生奋斗不已，但从来不提倡奋斗是为了从世上消除“人上人”。这样的环境中谈平等，不免成为一种说得出却做不到的“特色平等”，思想的恶与现实的恶，就此成为传统文化的软肋。
儒家的集大成者理学心学讲究“直指人心”，但光靠“指”屁用没有，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每个位置都是固定的，阶层如同牢不可破的大网，平等思想被虚化，成为剥削和压迫的事实上的帮凶。“平等”这个词，说的人多，追求的人多，真正实践的人却不多见，能够做到的人更是绝无仅有。
近代中国，改造文化、重塑平等思想的大势如同箭在弦上，只等一位最合适的人把它发射出去，而这个人，一开局就是大手笔。他看到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为国家服务的理想幻灭，得出旧社会旧思想的“大破”需要靠外力来实现的结论，主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面临着内外反动阶级的不允许，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新社会谈何容易？
毛泽东深知这点，决心让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的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
他要让平等思想从价值追求变为方法论，成为真实的社会存在。
从新中国的建立到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让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有了基础。在政治上，打翻了几千年来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建立了民主平等的政治框架。
在经济上，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没收官僚资本、改造工商业，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区域协调发展的公有制经济，并在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既避免平均主义，又反对过于集中。他将千百年来“均天下”的梦想化作热火朝天的生动实践。
在社会方面，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实现了男女平等，让妇女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彻底改变了男尊女卑、轻视妇女的坏传统。
中国农业社会产生出地主这个食利阶层，在儒家文化的加持下，产生出一批批地主和一批批想成为地主的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历史悠久的“士”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平等，只起到一种价值作用，而非工具作用和标准作用。
毛泽东颠覆了两千年来的官民关系，他把干部视为群众的向导和服务者，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干部以普通劳动者一员的姿态出现，为人民服务，自身也是人民的一员。
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华底层文化系统，执着反对官僚主义，坚持“人民万岁”。当新的官僚主义有所抬头，他立即高度警觉，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国内已经形成新的权贵阶层的论断。他把强力、彻底改造文化的希望寄托于民众，这是他长期无往不胜的路径，以暴风骤雨式的“来得快、去得快”的民众运动式改造，实现文化的革新，而非依靠制度约束来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渐变改革，为此，不惜倾注一生的英明和心血。
他的实践虽早已不在原处，他的思想还在，他的爱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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