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师范生能战胜一众黄埔精英？
渡金沙、过赤水、驱日寇、平美帝，为什么教员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艾跃进教授曾经分析过，教员的战胜率高达99%。虽然，经学界考证，教员的战胜率是90%，但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要知道，教员面对的都是当时蓝星上的头号玩家。
离谱程度好比，一个中专生冲进北大期末考场，然后考了年级第一。
教员到底是怎么学会打仗的？
教员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
教员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但这样一个答案似乎还没有触及到灵魂，蒋介石、日军、美帝，谁又不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呢？为什么还是成了教员的手下败将？
或者说，教员作为一个普通人，不靠背景、不靠天赋、不靠阴谋手段，赢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我想，答案只在一个字——无。
1
兵无定势
水无常形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成为坚定不移的人，但教员却相反，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变”的人。
这种善变在教员年青时便初现端倪。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而十五岁的教员书读的断断续续，时不时就要听从父亲召唤回家种地，快三十岁的教员还在北漂，思想也飘忽不定。
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教员也往往是第一个作出改变的人：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里，写道：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和众多革命者一样，此时的教员更倾向于温和的改良派。
但是，仅仅一年后，教员的暴力革命思想就觉醒了。
1920年，毛泽东在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中写道：
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直到7年后，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上喊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强音。
我们从上帝视角看，这样的转变似乎没什么难的，服软不行就来硬的嘛。
但要知道当时全党乃至陈独秀同志都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
6月，当时党的领导层和共产国际代表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
7月，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
“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
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一直有一片空白，那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萨特，等等，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人人都想改变世界，但无一人提出暴力革命，甚至连思辨都不曾思辨。
秋收起义攻打大城市失败，便立即转向农村，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便“放弃”中央根据地，战略转移，北上长征；教员是第一批觉醒要拿起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人，也是第一批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
教员的思想仿佛一辆疾驰的马车，在前方遇到障碍时，总能迅速调转方向。
在宏观的战略上，教员是最擅长“变化”的那个，到了具体的战术上，教员的“善变”便集中体现为10个字“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不行就算了”。
但是教员的“算了”不是大方向上的“算了”，面对国民党四面围剿、日军的精兵锐器、联合国军的来势汹汹，教员想的从来不是投降算了，而是PlanA不行，就上PlanB，PlanB再不行，就来PlanC嘛。
正所谓“兵无定势，水无常形”。
为什么教员的“马车”在蒋介石、陈独秀、王明等一众“高头大马”间，总能最快最精巧的转向正确的方向呢？
正是因为教员的“无”，教员思想中的“无”让他的马车载重最轻，相比香车宝马，成了机动性最强的那辆。
“无”不是说教员没有思想，而是教员“不执”，不执著于任何固有思想、已有之物，方能因时而变、随事而制。
当兵当了一半可以放弃，儿时当老师的梦想可以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可以放弃，苏联攻打大城市的成功经验可以放弃，好不容易建设的中央根据地可以放弃，就连延安也可以放弃，“无”了既有之物，才能迎来新生之物。
这样“无”的特质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教员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相比国共一众领导人，教员的学历、出身都不算好，尤其是在军事方面。
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有人批评教员“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但据教员自己回忆，当年他还甚至没看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看是看过，但指挥作战时统统忘了。
正是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教员的思维反而不容易掉入教条主义的陷阱，而是能够根据客观形势，采取最合适的战略战术。世界局势发展永远是瞬息万变，相对应的，我们的思维也应当是不断调整的，战争有战略战术，人生亦有战略战术。
很多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太系统、太根深蒂格，反而像王明一般陷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
如果教员是一个出生在六十年代的青年，他大概率不会挤破头扎进国企，而是会投身改革开放的创业浪潮；
如果教员是一个出生在八十年代的青年，他大概率不会再固守原籍，而是会大胆走出国门闯荡；
如果教员是一个出生在九十年代的青年，他概率不会高分冲击985的土木工程，而是乘上互联网的春风；
如果教员是当代的青年，即使面对经济下行、学历贬值、创业艰难，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当下的困境，而是旧有的思维，只有对于旧的事物不执，才能把握住未来的事物，才能克服现在的困境。
2
无产阶级
无惧无畏
我们都听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伟大的”，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最贫穷、最无知、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哪儿来开天辟地的洪荒之力？
解开无产阶级力量的钥匙就在这个“无”字。
因为财富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具有辩证性，钱也不是越多越好。
最典型的就是两车对撞的游戏，一辆法拉利和一辆五菱宏光对撞，谁先让开谁就输了。
最后赢的一定是那辆连安全气囊都没有的五菱宏光，因为在死亡面前，资产只会成为人的负累，因为拥有富足美好的生活，所以畏惧死亡。
在这种直面死亡的游戏中，法拉利一定会输给五菱宏光。
不是输在装备，而是输在人。
而战争恰恰就是人类最宏大的死亡游戏。
相信玩过棋牌对弈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先手优势有多重要。
主动进攻、先发制人，几乎是古今中外所有兵书都强调的作战原则。
人类世界有很多游戏规则，有时我们要谦让、温和，但在战争这种只有一个赢家的游戏中，主动进攻是绝对法则。
无产阶级因为无资产、无财富，无现实世界中一切幸福，所以不留恋美好、不珍惜此生，无惧生死。在生面前，他们事事赢不过资产阶级；但在死面前，他们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此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弱民之道”便是将搜刮财富的界限保持在民众刚好吃饱的状态，决不能多进一步，若是民众手中一点余粮没有，伸头也是死，缩头也是死，此时潘多拉的魔盒就要打开了——对生的强烈渴望转化成的巨大的革命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总结志愿军胜利之道时，教员是这么说的：
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这个气就是无产阶级挣脱枷锁、解放全人类的勇气。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教员就指出：
“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由于他们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又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能战斗，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由于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最深，都要求革命，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越是被压迫，就越是具有反抗压迫的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战争制胜的辩证法。
教员一生为无产阶级、为贫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但教员的出身却称不上“无产”。
1936年，教员与斯诺谈话时是这么说的:
“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
教员出生于富农的家庭，但他满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同情，放弃了优良的家境，选择成为一名无产者。
1920年，教员的父亲毛顺生病逝，教员安排弟弟处理了家中所有资产，他是这么说的：
“家里的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
除了主动散尽家财外，教员还是一个天生的无产阶级斗士，或者说老师和家长眼中的“刺头”。
教员曾回忆说，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
反抗的基因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随着教员年龄和父亲资产的增长，教员越来越激烈地与父亲抗争起来，直到十三岁时，矛盾爆发。
有天，毛顺生当着宾客面骂教员懒惰无用，教员便负气离开了家。
这种事我们小时候也都发生过，过个小半天，被父母抓回家后，抗争便结束了。但教员的画风却异于常人......
教员冲到池塘边生，威胁父亲再靠近就跳河，以此争得了与父亲平等谈判的机会，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父亲要向儿子赔不是，并且答应不打人，儿子则要屈一膝下跪。
这样一件小事，让年幼的教员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若你公开反抗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敌人就客气一点；当你怯懦屈服时，敌人只会打骂得更厉害。
四十多年后，在中方多次警告后，麦克阿瑟仍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骄傲地向鸭绿江开进时，他不会想到，他们的敌人是十三岁时便能以死争平等、争尊严的教员，和四万万无惧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更不会想到自己将会被这帮“穷鬼”打得怀疑人生。
3
无为之为
大道为公
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教员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建军”思想。而与教员相比，旅日精英、黄埔校长蒋介石就输在了“政治”二字上。
首先，什么是政治？
《新华字典》的解释是指阶级、政党、民族、国家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大家常识中的政治，是中学课本上背的体制制度，是大学里最浪费时间的思政课，也是大多数学生最不感兴趣的学科。
教员是这么解释政治的：
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所谓政治，就是交朋友，就是家庭和睦，就是同事关系融洽，往大了说就是阶级、政党、民族、国家之间关系都处处好。
所谓政治建军就是，大家关系好了，军队也就好了，也就能打胜仗了。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有个“微操大师”的称号。
蒋介石的手下个个是黄埔精英，不少还经历了北伐和抗日的洗礼，带兵打仗的能力都很强，且当时的指挥信息传递速度手段都不行，蒋介石不傻，他的“微操”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的“驱虎吞狼”之计便昭然若揭，追击红军的同时搞掉王家烈。看似一箭双雕，实则因小失大。王家烈被搞，刘湘、龙云、刘文辉等人便开始了集体划水。
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一开始老蒋坐视阎锡山和刘邓大军缠斗，后又逼马法武强攻平汉路。看似算计了晋军、西北军，但却让国军内部更加离心离德。“小诸葛”白崇禧看清形式后，手握重兵却仍是全场打酱油，就是典型。
在旧军阀军队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国军，内部自然是各怀鬼胎、暗潮涌动。如果自己的手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事事就只能亲自“微操”了。
而战争的关键之一便是作战指挥体系，不熟悉前线、不熟悉部队的将领越级指挥，只会让部队错失良机、军心涣散。
淮海战役中，被困徐州的杜聿明，制定了从西面突围的作战计划，并成功突围向西南撤退。
可就在此时，蒋介石竟然派出飞机向杜聿明快递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杜聿明不准撤，马上转头去救黄维兵团，此时杜聿明就知道“完了”。
果不其然，在蒋介石的精准微操下，黄维兵团和杜聿明兵团谁也没跑了，数十万人全部被歼。
与之相反的便是教员的指挥，大开大合，只把大方向，让将领们放手去干。
因为教员与将帅间充分信任，将帅与士兵间充分民主，所以同样的一道命令下下来，在国军和共军内部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我不大赞同现在的政治教育，只背体制、制度是完全不够的，哪怕就是一样的政党、一样的制度、一样的指挥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事情的结果也会完全不同。
我们的政治教育缺乏了最关键的一课——如何争取人心，或者说如何团结更多人？
很多人都知道教员读书时一战成名的战绩：
1918年，教员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2000名溃败的士兵即将涌入长沙城。长沙城人心惶惶，还是学生的教员挺身而出，把长沙两百名学生组织起来，并争取到了几十名警察和城里财主们的支持。教员带着这两百多人，埋伏在城外，借助鸣放鞭炮，吹鼓呐喊，运用心理战，让2000名武装士兵缴械投降。
每每读到这个故事，都不由感叹教员的勇气和智慧，但中间还有关键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
一个中专生，凭什么能说动全校师生，乃至警察和财主呢？
哪怕现在大学社团想搞个内部活动都不容易，更何况是让几百人陪自己去送死，让素不相识的豪绅为自己慷慨解囊呢？
这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教员却做到了，而且未来，他将团结几亿人，乃至几十亿人，踏上革命之路。
这才叫政治，这才叫政治家，而蒋介石之流只能称为政客。
蒋介石不可谓不聪明，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能够立马翻脸，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谓道义，在权利面前只是手段，合则用、不合则废。
我在体制里混了多年，看过不少蒋介石之流，白天看《资本论》，晚上看《厚黑学》，攘权夺利、无所不为。
在他们眼中，人心复杂，人性黑暗，唯有金钱和权力可靠，自以为靠着圆滑世故便能步步高升。
却不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权力和地位从来不是算计来的，而是党和人民的选择。阴谋算计或许能得意一时，却绝对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蒋介石能用金钱和官位收买人心，二十多岁的穷小子教员靠的什么“收买人心”？
靠的是道义。
不是教员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就能忽悠到几百号人，那叫传销洗脑。是教员长久以来的人品让师生们信赖他，信赖他的师生们又将人脉拓展到了校外的警察和富绅。
这才叫关系网，品德高尚的人，吸引着众人与他交往，就像众星拱月般，星光又反射开照亮了更多的星星围在月亮周围。而不是吃吃喝喝、钻营取巧、权力交换的庸俗关系网。
可能有人觉得，你现在说教员人品道德高尚，是春秋笔法。
有的键盘侠在网上挥斥方遒，你让他上前线他是不敢的，你让他捐款他怕都是要嘚瑟几下。
而面对金钱和权力拷问时，教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无私与伟大。
教员一家捐出的不仅仅是钱财，从1929年，小妹毛泽建牺牲开始，到1950年，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属——毛泽建、毛岸英、教员的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幼弟毛泽覃、侄子毛楚雄。
教员，即使是在1932年被架空，几乎失去了一切权力，也没有选择躺平或是变格，依然一刻不停息地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看了很多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教员团结人心靠的从不是权术，而是大道。
所谓大道至简，无为而为。
大道为公，当一个人心怀天下，达到忘我、无我的境界时，他的行为便于大道相合，领袖之位不是教员谋求来的，
当教员选择了天下时，天下也便选择了教员。
而当蒋公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蒋公。
与其说蒋介石摆在战略战术上，不如说败在政治上，败在人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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