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富农家庭
毛泽东小时候，家庭条件是不错的。
1936年，他在延安回忆：
“刚开始我家有十五亩田地，属于中农，靠此田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我们每年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2、人情薄如纸
毛顺生的堂哥是毛菊生，毛菊生生活艰辛，全家靠七亩水田勉强糊口，而毛顺生家里有15亩水田。毛泽东与母亲文七妹对亲戚毛菊生家十分同情，常常接济他，而毛顺生早就有意于这七亩上好水田，在毛菊生最困难的时候，他乘机买下了水田。
少年毛泽东与母亲极力反对此事，劝说毛顺生不要为这七亩田伤了手足之情，毛顺生却回答说：“我用钱买田，他卖我买，天经地义。这和兄弟不兄弟没有关系。”
建国后，毛泽东给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即“九阿公”）当面道歉说：
“旧社会那所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毛菊生）是堂兄弟，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1919年，毛泽东（右一）同父亲毛顺生（左二）、伯父（左三）、弟弟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
3、同情弱者
韶山一位老阿婆没米下锅，只好将自养的猪卖给了毛顺生。当时，毛顺生只交了定钱，而猪还圈养在阿婆家。
后来猪价上涨，毛泽东看到阿婆的家境，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就自作主张毁弃了这笔交易。
父亲毛顺生骂道：“你这小子真没用！钱到手了还不要，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
在商言商，就生意而言，毛顺生的做法并无不妥。但抛开生意，通过这件小事情就可以看出，毛泽东自小就见不得人受苦。
4、开拓眼界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这是乡里伢子第一次进省城，开拓了眼界。
1912年，19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修，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感慨：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多，这样多的人怎样在世界上生活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1912年10月，他加入湖南新军当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春季，20岁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遇见他的贵人——杨昌济——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成立新民学社。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5、进京认识李大钊
1918年8月，毛泽东接到杨昌济的信后，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毛泽东自述：
“我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1918年10月，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到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每个月8块大洋，李大钊一个月200块大洋，是毛泽东的25倍。当时同在北京工作的鲁迅，一个月能拿420块大洋，是毛泽东的50倍有余。
差距这么大，毛泽东没有嫉妒，也没有做发财梦。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属于临时工，地位非常低，他自己说：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毛泽东如此评价李大钊：
“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6、认识陈独秀
1918年，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结识了仰慕已久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接触虽然是短暂的，但影响却是深远的。
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送走了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子，自己却留在国内，打算研究国情。
在上海，毛泽东拜访陈独秀，和陈独秀讨论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短暂的接触之后，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大增，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4月返回长沙，照顾生病的母亲。
7月，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声名鹊起。
创刊宣言如下：“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亡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7、确立信仰
1920年6月，青年毛泽东和陈独秀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再次探讨了俄国十月革命取得的成功经验，讨论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包括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如何发起筹建成立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领导湖南革命运动等事。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大”。
1920年，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此一生未变。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8、表露情感
1920年，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信：“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决定不再进学校。”
“我太富感情了，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
“我容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1920年毛泽东
9、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7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毛泽东后来这样描述一大的情况：
“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1925年在广州
10、缺席中共二大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
“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11、中共三大进入领导层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30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直接对陈独秀负责。
12、出席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32岁的毛泽东任湖南代表，蒋介石仅列席。
在会上，毛泽东与国民党右派分子黄季陆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否决了国民党提出的“本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毛泽东的优秀表现，获得了孙中山的青睐，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13、缺席中共四大
1924年，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到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去工作。他有双重身份，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长）。
毛泽东夹在中间，既得不到陈独秀的理解和支持，又受到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的排挤。30多岁毛泽东的机关生活：内心苦闷、痛苦煎熬！
领不到工资（国民党却欠发他6个月的薪水720现大洋），讲话没人听，自己亲自筹备的中共四大，却被踢出去未能出席，因此患了“神经衰弱症”，年底只能携带妻子杨开慧回到韶山养病，期间做了详细的农村调查研究。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无奈绕道长沙去广州。面对人生的选择，他感到很迷茫，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
14、任职国民党中宣部长
1925年9月，毛泽东到广州，这不是赵恒惕的地盘，终于安全了，但是毛泽东身体极度虚弱，住进了医院。
9月底毛泽东出院，湖南一师校长易培基向好友汪精卫推荐了毛泽东。
毛泽东筹备国民党二大。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务繁忙，不能兼任中宣部长，推荐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
15、看清形势
得益于韶山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1925年底，毛泽东在《政治周刊》发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
当时共产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不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
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同时也没有真正弄清革命的“敌人”是谁。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时代表合影，二排右三为毛泽东
16、找到力量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34岁毛泽东专程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
他步行了数百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群众，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写下了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该《报告》让毛泽东找到了革命的力量之源。
毛泽东与秋收起义的部分指战员合影。
17、决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
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枪杠子里出政权”。
那年秋天，在地主催粮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诗云“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和国民党决裂，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十分欣赏毛泽东农民运动实践及其总结的瞿秋白，邀请他到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却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而王明一心想打大城市，一会要打赣州，一会要打南昌、吉安，一会又要把苏区连成一片，除了教条地学习苏联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有当官享福的“小心思”，希望打下大城市，追求城市的优渥生活。
毛泽东“上山”的选择，既是去偏远的农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远离中央，同时远离共产国际，赢得自由思索和行动的宝贵空间。
以上为新青年总结的毛主席在34岁前的主要历程，以飨青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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