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臻：正确理解毛主席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

　　1956年，在和民建、工商联的谈话中，毛主席说：

　　“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捌玖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有的人，抓住这里的几句话，给毛主席扣帽子，污蔑毛主席那时和资产阶级“动摇妥协”了。这样说显然是没有历史常识的，更是没有读懂原著。

　　首先，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就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这种条件下，私人可以开厂。脱离了这个“如果”，脱离了国家投资困难、社会需要这个前提，然后指责毛主席“向资产阶级妥协“，那就是没读懂原著。

　　其次，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基本完成，“一五”计划仅仅是初步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中国还比较落后也是事实。这种情况下，国家投资的实力和投资组织的能力，都还是极其有限的。根据这种客观的实际情况，毛主席做了两种打算：

　　第一，如果国家组织能力、投资能力相对允许的条件下，就不实行新经济政策；第二，如果国家组织能力、投资能力相对困难的话，有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可能。

　　毛主席向来比较谨慎，坚持“不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做好“最困难的打算”。如果不估计最困难的状况，不顾及可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情况，不做充分估计和准备，那恰恰就是不负责了。所以，认真负责的毛主席坚持做实行和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两手准备。

　　还有人揪着“时间”不放，而且把设想当成“许诺”，以此给毛主席扣向资产阶级妥协的帽子。

　　毛主席说“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注意，“可以考虑”不等同于一定实行。“可以考虑”不是板上钉钉，更不等于许诺。

　　而且在后文，毛主席把条件说的更清楚了——“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长了眼睛的话，就看看——毛主席明确指出：“当然要看条件”，他更是明确指出，条件包括的是“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这种设想，这种说法，是实事求是的。

　　非要说毛主席对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关于时间问题的谈话属于“公开场合许诺”，以谈话在公开场合为理由，扣“许诺”的帽子，显然是无知。毛主席曾经在1952年中央书记处会议等等重要的公开场合明确说过“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样的设想，而这种公开场合说的设想也不是许诺。我们用更高效率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十年，二十年”的设想，不是和资产阶级的“许诺”或者“妥协”，而是一种“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这一条件下的一个设想、估计。毛主席是懂辩证法的，他不仅充分做最困难打算，而且深刻认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所以对所谓的时间没有妄下论断，而是比较理性的做了简单的估计而已。

　　而且，有人拿毛主席说了“订个协议”来苛责毛主席。这种人显然是只看数目不看森林。看全文的话就知道，是否“订个协议”，前提是“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实事求是的。

　　所以，是否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估计困难条件的设想，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的签约问题和时间问题，更是设想中的设想。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前提就是一个估计困难的“如果”，之后的签约与否以及时间长短的估计，更是如果中的如果，和“许诺”丝毫不相关。

　　有人又会把“投资又有困难”指责为“唯生产力论”，那更是胡说八道。

　　投资困难不仅是资源、生产力问题，也包括对全国的行政管控力度和组织力度问题，例如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洋土企业并举，“小洋群”、“小土群”、中央地方企业并举，都是和投资能力、行政组织的管控力度有关的，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生产力”的问题。

　　之后，也正是因为主席发现即使投资比较困难，但是相对原来最坏的估计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就没有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且前文已经指出，主席早就说“订个协议”和估计“十年、二十年不没收”的前提是在“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这个条件下的，都是在做了一定的困难打算的设想之中，根本不是“许诺”。

　　也正是因为主席并没有“许诺”，而且只是在交谈中做了“如果”的设想，我们之后也没有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政策”，而是看虽然投资有一定困难，但是条件相对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有目标有效率有重点的比较迅速的建立了我们自己独立的、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防设备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而且，面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这一根本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问题，毛主席恰恰是迎难而上，克服了困难阻力，继续更彻底的搞好了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两大因素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前，毛主席就说：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有人又因为毛主席说“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来苛责毛主席，实际上是这种人毫无政治智慧。毛主席是政治家，他说的话要为政治战略目标服务。在估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困难、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困难的准备、做困难的打算的话，他的发言，他对人物事件以及国家的评价，都必须为他的战略目标服务。

　　毛主席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没有在探讨学术，他作为政治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掌握政治主动权，为了达到做好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投资最困难的相关准备，在谈到这一问题的时候，是必须要做战略性的批评的。又例如，毛主席说：“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

　　毛主席为什么在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对斯大林做出了另一种评价呢？因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所以，毛主席为了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定，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道路，为了避免社会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动荡。毛主席说：“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正是因为毛主席做出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另一种战略性定调，我们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当时就相对稳定，粉碎了帝国主义借斯大林个人问题污蔑马克思主义、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污蔑社会主义道路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