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写下：毛主席的初心！

　　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实在感慨良多。尤其在读毛主席最后十年历史的时候更是如此。

　　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睿智卓越的领导人，用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的话来说，那是世界历史上一千年也难以出现一个的超一流伟大政治家。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七十多岁高龄了，凭他一生创立的伟大历史功勋，他完全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坐在功劳簿上不动，自己的名字与业绩也会牢牢彪炳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史册上。可他何以要发动那不仅撼动全国更是撼动世界的巨大政治运动？他何以要全面发动群众起来不惜打乱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权结构？他何以要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进行一次类似“向我开炮”式的革命斗争？

　　谁都知道，毛泽东发动的那场运动，不是针对任何外部敌人，也不是针对国内残留的对新生人民政权心怀不满甚至极端仇恨的反对势力。他锋芒所致，全是对着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权机构，全是对着那些曾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建立新中国的各级党政军领导人。那场运动后来之所以招致那么多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说白了就是毛泽东无情地动了他们已有的奶酪，就像他们当年跟着毛泽东一起颠覆腐朽的旧政权一样，让人民群众起来撼动了他们手中已经握有的许多已经发生了几乎是质变的权力。

　　谁都知道，毛泽东自五十年代后期就按党内分工就退居到二线。他把刘、周、邓等领导人推举到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什么这样做？毛泽东说：要想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个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从这些话中就说得很清楚了。他之所以要把中央领导层分为一线、二线，就是鉴于苏联党的教训，就是为了培养锻炼坚定可靠的接班人。

　　可事实怎样呢？事实却大出毛泽东的预料。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除周恩来外，其他人不仅不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更是在许多事情上我行我素，甚至在事关国家社会制度性质问题上几乎处处都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事情发展到后来，就有了六十年代初期三自一包现象的出现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争执出现。

　　本来五十年代末全国刮起的那场严重浮夸风已经令毛泽东很是不满，但时刻以大局为上的毛泽东那时只是以平和的方式对那些问题及时给予了纠正。他那封写给上至中央下至各生产队各级领导人的信，人们想必早已通过各种途径熟知。尽管后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硬把浮夸风之罪名强加到毛泽东头上，可历史终究是无情的。到底谁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如今也早为天下人所知。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一如既往地维护一线领导人的威信，在六十年代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揽了所有责任，竭力为他们做了开脱。

　　可负责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并不领情，他们在会上不仅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说什么五十年代后期的各项工作失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尽管如此，胸怀宽阔的毛泽东，依然不予计较，照样对负责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给予充分信任，继续让他们在一线开展工作，希望他们能有所悔悟，及时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毛泽东那时候的深切忧虑绝不是后来某些人妄解的什么自己大权旁落，如果他是看重权力之人，他就不会搞什么一线、二线，更不会主动把权力交给他人。他所思所虑完全是为了自己和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完全是为了培养和树立接班人们的威信，完全是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永不改变颜色。

　　面对一再令自己高度失望的接班人，毛泽东的痛心难以诉说，我们看看他对自己护士长吴旭君说的一番话，就会明白一代伟人那时候内心的无限失望与焦虑：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还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真正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样的话，句句锥心，字字带血。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领袖的高尚道德情操，籍此可见一斑。接班人的问题令毛泽东忧心忡忡，党的领导干部日益表现出来的脱离群众现象也使他万分沉痛，新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更使他所思考的重中之重问题。随着和平建设日已长久，极大的优越感和滥用权力现象在领导干部中间日趋严重。一九六五年，第八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在洛阳一拖蹲点，发现那里的领导干部为所欲为，拒绝群众监督，贪图腐化，随意违反党的政策，官僚主义很严重。

　　他担心如此下去，社会主义企业就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为此他写信给薄一波，薄一波写了批示后又把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很重视，立即在信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毛泽东毕生所追求的就是真心实意地脚踏实地地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一旦他发现自己身边的许多同志和战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慢慢发生了变质现象，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失望与痛心。但对革命理想矢志不移的他，绝不会对此视若罔闻。他是一个坚定而彻底的革命者，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坚定捍卫自己的理想信念，绝不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半途而废。表现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越来越普遍的官僚主义现象，还有某些高级领导人思想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见异思迁甚至图谋改变，极大震撼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面对如此严重的党内形势，他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在斯大林死后的修正主义教训，使毛泽东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在六十年代中后期不止一次讲过“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话。因为他明白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一个政权相对稳固下的社会制度要改变颜色，中下层是没有那么大能力的，一旦出事必定在上层。那段时间他一而再再二三地说对人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绝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故弄玄虚，全是来自他对党内情况长期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颜色，这是毛泽东建国后时刻萦记于心的头等大事。他时刻对各级领导讲，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他还无比坚定地说：我快要见马克思了，你给我留个资本主义尾巴，我不干! 他还曾不无忧虑地对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尽管他的思想曲高和寡，可他从来都是信心饱满地为之努力。不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使人民大众重新回归到旧制度当中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泽东不惧一切，任何风险都敢承担。在毛泽东那里，道路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干部队伍官僚主义也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之所以把官僚主义看作是于人民对立的阶级，就是因为官僚主义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腐朽产物。他之所以以群众斗争形式不惜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扫荡性的冲击，就是因为他明白这些官僚主义已经上身的领导干部，仅指望中央下几个文件、召开几次会议就想使他们彻底克服自身的缺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在六十年代后期，他在接见外国党的领导人来访时一再说，中国现实的许多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而群众一起来，一切都解决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而毛泽东一点也不讳忌利用群众运动对自己建立的政权下的领导干部进行冲击性的震撼与教育。

　　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夺各级领导干部权的用意十分明确，既然你们脱离群众、蔑视群众，那就让你们重新看看群众的威力。人民群众能把你们推向领导岗位，也能把你们拉下领导岗位，更能把你们对他们实行的官僚主义那一套使用到你们身上。

　　毛泽东的目的是警醒领导干部不要忘了革命初心，应该时时刻刻与人民心连心。他含而不露地告诉领导干部们，群众运动不是要把你们打垮，要你们彻底不得翻身，而是要让你们在运动中深刻反省自己以往的错误，及时回到人民大众一边。在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对领导干部们讲，没有谁想彻底打垮你们，也没有谁想摘掉你们的官帽，就是让你们深切体会到违背人民意愿是会受到人民惩罚的。他还叮嘱领导干部：群众让你们检讨错误你就检讨错误，千万不要说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样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

　　可见毛泽东对运动中受冲击的干部是多么的关心，整他们的目的是多么明确。倘领导干部们稍有真诚的悔过之心，哪里会有人在毛泽东身后对老人家的良苦用心百般抱怨与辱骂呢? 毛泽东对任何问题的认识常常都高人几等入木三分，他对运动的运作与掌控更是稳健有度，胸有成竹。他在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谢胡谈话中，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的人我都没见过。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

　　毛泽东发动运动，就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面临着方针路线危机，更面临着领导干部全面腐化变质危险。他不惜把党的组织和政府结构彻底打乱发动群众运动，用他的话说就是把脓挤出来，使身体更健康。他还对谢胡说：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会，把党重新建起来。一个“重新建起来”，就十分明白地告诉世人，他就是要借助群众运动把已经快要变质了的党来个大换血，进行伤骨动筋般的二次革命，使它在群众运动中脱胎换骨，浴火重生。至于运动中有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毛泽东一开始就考虑到了，他还对外宾说：这次运动就是让群众对干部来个大审查，有可能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再平反。这不是说毛泽东不负责任地随意要去冤枉哪一个人，而是他预料到这样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出点偏差，但出了偏差会及时纠正，绝不让受冤屈的人蒙冤一辈子。

　　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如此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从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主要有这几点：一是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人经风雨见世面，借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斗争经验，磨炼他们的意志；二是让群众对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全面大审查，促使他们今后能敬畏群众、爱护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三是彻底清除党内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阶层，保证社会主义道路不改变颜色;四是借助运动为党的肌体吸纳新鲜血液，增强党的活力与战斗力。

　　在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通过运动练练兵，锻炼锻炼年轻人。还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大演习，目的就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杜勒斯和平演变的图谋在中国后几代人身上实现。对运动的掌控和预判，对毛泽东这样全世界超一流的伟大战略家来说，始终是胸有成竹的。他曾对外国朋友说，运动的发动主要是在基层，但一旦时机成熟，群众该喊的喊了，该批斗的批斗了，肚子里的怨气一旦发泄完了，他们自然就不愿再继续下去了。那时候中央在下一道命令，大家都来个大联合，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毛泽东在运动过程中的表现，时刻都是轻松坦然充满信心的，他从没有把问题看得有多严重。即使个别地方在运动中发生了偏激过火的行为，由于中央有足够的准备，很快就被平息了。毛泽东逝世前，在评价自己亲手发动的这场运动所出现的问题时也毫不讳言，他说整个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个别人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运动的功过评定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毛泽东晚年也曾对身边的人说：这次运动，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当然这里所说的反对与赞成的人，绝不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是指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

　　是耶?非耶?今人说了还不一定算数。千秋功罪，随着时间流逝，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