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屈原惺惺相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是毛泽东一生的写照

　　青年毛泽东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曾保存下部分课堂笔记，这些课堂笔记一共有47页，其中前11页都是毛泽东用工整的小楷抄录的屈原《离骚》和《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的天头部分，毛泽东还对各节内容进行了概括。其誊抄工整娟秀，雍容平和，有晋唐遗风，是今人不可多得的小楷佳作。

　　湖南是战国时楚国旧地，也是屈原行吟之地，更是其殉难之所。湖湘文化的钟灵毓秀，孕育了屈原，也孕育了毛泽东。也许是地缘上的联结性，毛泽东毕生都与屈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爱其作品：伴随毛泽东一生的读物

　　从青年到老年，屈原的作品，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

　　屈原，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期楚国人。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曾任楚怀王时期左徒、三闾大夫等职，倡议变法图强，后遭谗去职，被流放于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屈原深感楚国前途无望，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屈原一生心系国家，在流放期间以其卓越的才华写下许多不朽诗篇，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等。这些作品融入个人人生遭际和政治理想，以忧国忧民为主旨，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骚体”流派。西汉刘向辑录屈原等人作品所成的《楚辞》，作为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文中所提到的毛泽东读书时期所抄写的《离骚》和《九歌》，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热爱和苦学屈原作品的珍贵记录。此外，根据毛泽东青年时代好友罗章龙的回忆，1915年5月，他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二人就谈论了许多与《离骚》有关的内容，主张对于离骚进行新的评价。后来，罗章龙还为此次会面写了一首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的诗歌：“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颈联中的“骚怀楚屈平”一句，说的便是屈原的《离骚》。可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屈原及其《离骚》情有独钟。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一篇近似于自传性质的抒情长诗，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抒情诗。“离骚”，现在一般解释为，“离”为遭受，“骚”为忧愁。《离骚》为遭受忧患之后所作之辞。全诗以浪漫的想象，瑰丽的言辞，丰富的意象，多彩的神话，叙述了诗人自己坎坷不平的生活遭际，表达了其对于“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抒发了炽热的爱国情感。《离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的明珠，无论是其艺术价值还是展现出的精神力量，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解放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依然常读《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不仅时而使用其中的诗句，还经常推荐给他人阅读。

　　1950年3月，毛泽东在接见新中国驻外大使时，就发生了一件与《楚辞》相关的趣事。当毛泽东走到首任匈牙利大使黄镇面前时，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回答：“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随即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毛泽东在这里所引用的“白玉兮为镇”就出自屈原《九歌》中的《湘夫人》。

　　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友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里划船时，再次称赞《楚辞》，并说：“《左传》《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也还有一读的价值。”同年的12月，毛泽东又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列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收集了50余种。

　　1958年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较为集中地阅读了《楚辞》。1月12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说：“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月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并在结论报告中引用《离骚》中“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与“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后指出“以上是判断问题”，以此说明要做到“文件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就要解决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1月18日凌晨，面对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毛泽东坚持不去防空洞，点着蜡烛继续研读《楚辞》。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1958年9月，在视察合肥时，向随行的张治中推荐《楚辞》，并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这一时期，正是最富于幻想的“大跃进”的年代，毛泽东在这期间频繁阅读《离骚》等《楚辞》作品，并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除了其本身的文学价值外，也许还有着其他深意。

　　晚年的毛泽东不仅阅读《离骚》等《楚辞》作品，还对其蕴含的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家谈话时说，对屈原《天问》的思想意涵作了阐发，他说道：“到现在，《天问》究竟讲什么，没有解释清楚。《天问》讲什么，谈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此外，毛泽东还特别点名要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在现藏于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画。比如：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毛泽东喜爱《楚辞》，并愿意将中国文化中的瑰宝推介给世界。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结束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用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还说道：“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将一套线装《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与田中首相，可见《离骚》等《楚辞》作品在毛泽东心中分量之重。

　　从这些阅读屈原作品的点滴记录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管窥毛泽东阅读《离骚》等《楚辞》作品的全貌。从青年到老年，这些作品伴随了毛泽东一生，令他常常“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赞其人格：“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屈原的不朽，除了源自于其文学作品的价值，更源自于其所拥有的高尚人格与爱国主义精神。屈原的一生，独立不迁，尽管“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始终保持高洁品性与斗争精神，用满腔热血写就不朽爱国诗篇。

　　毛泽东热爱屈原作品，更赞赏其高尚人格。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赴前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方陪同的汉学家费德林谈起屈原。这段谈话，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关于屈原最为完整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诗经》之后，中国“首屈一指”的诗人是屈原，称屈原为“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毛泽东深情地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

　　他分析了屈原所处的时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

　　最后，毛泽东用富有诗意的话语表达了对屈原人格的赞赏：“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土地——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5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得知费德林把俄译《离骚》等《楚辞》作品推荐给苏联读者并受到欢迎之后，他再次评述了屈原：“屈原的功勋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人们的承认。那是后来过了不少日子，诗人的品格才充分显示出来，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来。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

　　毛泽东还特别赞赏屈原敢讲真话、追求真理的精神。1958年的成都会议，毛泽东提倡干部要敢讲真话，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其中就有屈原。他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而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人格和精神赞赏之情的，应该是毛泽东晚年所创作的诗歌《七绝·屈原》。

　　毛泽东一生仅为三位古人创作过诗歌，其中就有作于1961年秋的这首《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首句“屈子当年赋楚骚”，阐述了屈原及其著作《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次句“手中握有杀人刀”，以“杀人刀”喻指《离骚》强大的战斗威力。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曾在会上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杀人刀”的比喻，新颖而独特，是对屈原作品批判性的形象表达。“艾萧太盛椒兰少”，隐喻屈原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奸佞当道，好人遭殃。“艾萧”和“椒兰”的比喻出自《离骚》，“艾萧”即艾蒿，臭草，一般比喻小人；“椒兰”即申椒和兰草，皆为芳香植物，一般比喻君子。“一跃冲向万里涛”，写屈原终因社会政治的黑暗一跃投身汨罗江，壮烈殉国、以身殉志。“跃”和“冲”字一扫前人描写屈原投江一事的悲戚，突出了屈原的凛然正气和勇毅果敢。整首诗情感充沛、气势撼人，是毛泽东对屈原人格的诗化赞赏。

　　毛泽东之所以写下这首诗，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有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正面对国内外反华势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似乎正是“艾萧太盛椒兰少”，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所选择并坚持的正确道路，正是投向一切敌对势力的匕首，这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迈宣誓，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真理而斗争到底的生命告白与革命宣言。

　　毛泽东在国内外斗争十分困难的时期，能联想到屈原并为其一生赋诗，可见，屈原的人格和精神给予了毛泽东支持与力量。

　　受其影响：毛泽东诗词中的“屈原”

　　毛泽东不仅为屈原写诗，其诗词创作也深受屈原影响。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屈原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浪漫主义表现形式的开端。他用美人香草、菱荷芙蓉、望舒巫咸、湘君山鬼等意象或形象，塑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奇妙瑰丽的缤纷世界。毛泽东受到这一艺术追求和创作旨趣的影响，其诗词中充满着“屈原”的烙印。

　　其一，毛泽东与屈原诗词中都展现出浓烈的浪漫主义诗风。

　　屈原是浪漫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诗词中也充满着这一风格。毛泽东的诗词经常充满夸张的描写、浪漫的想象、浓烈的色彩，他笔下的山川草物、花苗鱼虫、神仙人物，似乎都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

　　他在《沁园春·雪》里写道：“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写道：“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写道：“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写道:“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毛泽东将自然、宇宙中的一切景象，都纳于自己的笔端，使其诗词作品达到了艺术非凡的浪漫主义境界。

　　其二，毛泽东诗词中的许多意象，来自于屈原作品。

　　毛泽东善于在自己的诗词化用屈原作品的意象。比如这首毛泽东创作的《七律·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诗是赠答友人周世钊的，毛泽东用奇绝高古的诗思，浪漫幻变的笔调，描写了其对于故乡湖南的怀念和对故人的追思，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希望。其中，“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化用的就是屈原《九歌·湘夫人》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而“洞庭波涌连天雪”化用的则是“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两首诗歌意象相连，读毛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屈原作品，但其又打破了原诗中较为悲凉的基调，赋予意象以新的生命。

　　毛泽东在诗词中，还直接表达过对于屈原的欣赏，“屈原”本人及其作品《离骚》也成为了他诗词中的意象。在写给好友罗章龙的诗歌《送纵宇一郎东行》中，他写道“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屈贾才”中的“屈”指的便是屈原。在《沁园春·雪》中，他写道“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其中“骚”指的便是《离骚》。

　　其三，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方式，与屈原有相似之处。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曾针对屈原的文学创作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受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正如司马迁所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关键，即好的文学作品离不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真正的社会现实。这与毛泽东一贯的文学创作主张相一致，也是毛泽东自己在进行诗词创作时所坚持的。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诗词作品，尽管充满浪漫主义的风格，但却没有一首诗词脱离过中国的现实，都是扎根中国大地的产物，与毛泽东本人的人生经历、与中国社会进程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毛泽东的诗词作品又被称作中国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

　　毛泽东的一生与屈原惺惺相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两千多年前屈原的人生理想，其又何尝不是毛泽东一生的写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