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皖南事变，究竟孰是孰非？孰对孰错？
大量史料足以证明：毛泽东，是；项英，非！毛泽东，对；项英，错！
《毛泽东年谱》所公开的毛主席亲自起草的电报都摆在那里，谁也别想给项英去翻这个案！
《毛泽东年谱》所公开的档案，例如主席的电报、文稿以及当时的各种文件，都是真实史料。虽然可能会因为有的资料不引用全文、有的资料没有引用导致有些事件展现的不全，但是引用出来的也是真实而非虚构的资料。例如，主席说“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没有最原始出处，年谱注释中就公开承认找不到最原始的档案资料、只有叶剑英的个人回忆而已。
本文就要引用大量史料，来呈现皖南事变前后最真实的毛泽东！
一、听身经百战的，还是听不知兵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毫无军事指挥经验、还没有任何作战素养的项英，一来到苏区看，就反对已经身经百战的成熟的职业军事家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意见。“毛泽东提出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人,依靠根据地军民团结破敌,不同意‘分兵退敌’的战略。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只是消极防御。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朱德等少数人的支持。为此,毛泽东提议扩大范围讨论这个紧迫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367页）为了摆脱项英的干预，二反“围剿”期间，“为便于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地方工作,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林彪、彭德怀、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372页）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及时制止了项英的干预。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我们取得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但是，不懂军事的项英偏偏非要和战斗经验最丰富的毛泽东作对。周恩来到苏区、传达打赣州的命令，毛泽东表示反对。但是包括项英在内的多数中央核心层领导同志都持反对意见。正是当时红军领导们不听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导致当时赣州之战红军大败。
但是后来，党内其他多数同志看到了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我军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充分认可主席的军事才能和军事路线的时候，项英却还是坚持他错误的军事路线，紧跟着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导致新四军损失惨重，他自己也丧命于皖南事变。他的结局和刘安恭极其相似！
二、皖南事变前毛主席的高瞻远瞩
早在1940年1月29日，毛主席和当时的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就致电项英和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是中央提醒新四军向江北发展革命力量的铁证。
3月29日，毛主席和王稼祥也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在华中军事磨擦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蒋匪军“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苏南陈支队，指陈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1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也是中央提醒他们注意提防蒋匪军袭击、在万不得已情况下转移到苏北的铁证！
4月3日，毛主席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等。”（《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看看，主席反反复复提醒他们预防被敌人偷袭、做好准备，并积极的问他们准备情况！中央档案馆还有主席这封电报的手稿呢！
4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刘少奇，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困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中央军委、毛主席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为了让新四军提防蒋介石，真的苦口婆心！
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武装斗争中的自卫原则，并不是要限制自己发展，而是要放手发展，在放手发展中，如遇顽固派阻碍及进攻，则我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友方内部也有顽固派，我军要站在自卫立场坚决打击顽固派、要迅速在敌后发展自己的力量。事实证明了主席的预判——转入敌后的部队，无一不发展壮大；坚持右倾机会主义、不肯深入敌后、不顾主席提醒的项英所部，损失惨重！
5月4日，针对项英严重的右倾错误，毛主席亲自写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主席指出：“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看看，主席提醒的多早！打到敌后去、发展自己的力量、别受蒋匪军限制、要做好最危险准备、应付反共顽固派！如果真想坑他，何必这时候就频频提醒他呢？！
10月12日，毛主席就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出：“因为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由于项英的犹豫，10月中旬，新四军军部已经失去了北上的最佳时机。
三、项英主动放弃了毛主席和历史挽救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并让太多新四军战士由于他的错误路线而牺牲于蒋匪军的屠刀之下
11月1日，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限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据确点，蒋已令汤恩伯率九个师、李品仙率三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1月3日，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采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1月9日，主席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项英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毛泽东传》第24章：《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0日，主席就叶挺和顾祝同谈判的问题致电叶挺、项英，要求：“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谈判期间，顾祝同以他的政治人格“担保新四军安全”。这里也能看出蒋匪军的匪首们有多么的虚伪和不要脸。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彭叶项，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40年11月——12月，新四军军部向北转移又有了一次战略时机。这是历史挽救项英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军部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看看这一期间大家都在做什么。
11月15日，毛主席致电周恩来，项英，董必武，刘少奇，彭德怀，陈毅、黄克诚，张云逸，彭雪枫，李先念。主席指出：新四军“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主席是积极催促他们向北转移的。
面对形势日益紧张，军委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严厉。主席在尽可能的提醒他们赶紧向安全地区转移、尽可能地向相对靠北地区转移。11月24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命令他们本日“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2月14日，主席致电叶挺、项英：“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时距离十二月底还有半个多月的充足时间。12月18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胡服，也就是刘少奇。——引者注。）、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看看，军委尽力而为了！电报为证，中央档案馆还有主席手稿呢！
但是，项英的错误决定又葬送了新四军军部北上的最后时机。所以，1940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四十七岁生日那天非常气愤的致电项英·：“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想而知，当时主席发了和二十七年后他听到老干部对延安整风的评价之后一样罕见的雷霆之怒。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由于项英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多次正确指示，很多新四军战士也牺牲在了蒋匪军屠刀之下。项英的结局，和当年不听毛主席正确军事意见而战死沙场的刘安恭何其相似？！项英违抗中央正确军事路线，给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
1941年1月15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席所说的这个结论，完全正确！这件事，一丝一毫不怪主席、不怪中央军委。主席已经下了命令，你项英非要不执行，你怪得上主席吗？
这和1958年到1960年一线领导同志和一些省级干部们不执行主席的正确指示、自己搞一平二调，但是主席从来不同意“一平二调”、坚决反对“一平二调”是一个道理；这和防修反修时期有些人违反“十六条”，但是“十六条”从来不同意他们那样做，也是一个道理。一些人不理解交通规则、违反交通规则，不等于交通规则有“纵容违规者违规”的“错误”！这是很基本的逻辑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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