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群众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国际共运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有着深刻的现实性，也是通过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无穷无尽的。
以淮海战争为例，陈毅曾旗帜鲜明地谈到：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华大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最终把中国从几千年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就是靠劳动人民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就如《国际歌》中有一句著名的话：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在民主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劳动群众会激发出如此改天换地的伟力呢？
没有其他原因，只有每一位劳动群众自觉地、真正地认为自己处在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才能爆发出这样的力量。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所以，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是由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且在上层建筑中形成相应的制度保障，如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法律（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人民的必要权力，如四大自由等大民主权利）等。
只有这样，才能持续保证劳动群众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主人翁地位。
1
“群众路线”关系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对于这一点，毛主席很早就关注，且有过精辟的回答。
也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毛主席回应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历史诘问。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
在此期间，黄炎培在延安参观得很仔细。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
在延安窑洞中，毛主席与黄炎培就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谈话，黄炎培问道：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人心所归的革命政党吗？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主席庄重地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次谈话促使黄炎培从延安回来撰写一本书，叫《延安归来》，在书中，黄炎培写下了自己对毛主席答话的感想：
“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这里，毛主席已经深刻意识到，“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负责”的重要性。
简单总结起来，也就是“公开透明、关注政治”，这就是毛主席曾谈到的，人民群众，首先要提高关注和参与政治的意识，然后要起来揭露党的黑暗面。
2
如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做到这样呢？
我们来看毛主席是怎么思考的。
在理论层面，“群众路线”的本质，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主席曾这样谈到：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简单来说，领导干部要时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且经得起劳动群众检验，这是一条重要的衡量标准。
因为劳动群众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所以任何的建议和意见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辨别正确与否。
例如，前段时间，河北廊坊三河市，城管居然对店铺的门头匾提出了统一的要求，禁用红黑蓝三色。
这就是经不起群众检验的反面典型。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接受人民群众说真话，而这些真话正是经过人民群众实践检验后的。
对于说真话的哲学，如艾思奇同志认为：
“所谓说真话的哲学，就是对于今日世界的现实问题，能够指示我们去作正确的认识，对于我们所不满意的现社会机构，能够指示真正的改革的道路。另外，大抵站在压迫者的立场上的人，总不会说真话，而被压迫的、在挣扎中的劳苦的大众，他的立场是要说真话的。”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的哲学，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那样：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
3
在实践层面，从1942年整风运动到1975年“四大”入宪过程，其实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思想改造武器，从小范围（党员）到大范围（全民）应用的过程。
这也是毛主席长年累月不断探索“群众路线”的心路历程，也是保障劳动群众当家做主的根本所在。
1942年2月1日，随着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一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之前，有人对开展这项运动有异议。而毛主席态度毅然坚决，他说：
“即使弄得稀巴烂，即使延安失掉了，即使大家哇哇叫，也要整风，而且要干到底，搞彻底。”
整风运动对于人的思想改造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部分当事人陈述中，窥见一斑。
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仅自我批评的发言提纲就达两万多字；刘伯承带头揭短亮丑，“责己也重以周”；张闻天“不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坚持“脱裤子割尾巴”；胡乔木感慨，延安整风使自己“经受了有生以来最震撼心灵的洗礼和考验”。
作家刘白羽参加整风运动后说：
“我像越过了一道阴阳分界线，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自以为是在砸烂一个旧世界，实际上这个旧世界首先得从自己身上开始清除。”
同时，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斯诺在一个红军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
正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由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建设工具转化为改造人思想（或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最佳武器。
建国后，中共中央随即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提出了
“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随着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发生之后，时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提出，要与官僚主义作斗争，
“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一再告诫：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代表党中央宣布，1957年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在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4月30日毛主席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大家的意见。
5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整风的目的是克服几年来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关键的方法还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思想教育。
在整风运动中，具体的形式主要有各种“鸣放”座谈会、报刊“鸣放”文章等，其中“鸣放”座谈会是当时最主要的整风形式，而“鸣放”座谈会上的言论经过报纸及时刊载以后，又进一步形成对执政党的舆论压力，从而起到开门整风的作用。
对于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大字报、大鸣大放等形式，毛主席认为，
“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
整风运动结束后，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反动右派分子”，随后在1957年6月8日，又继续展开了“反右派”的整风运动。
1957年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提出要开展全民整风运动，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在此期间，先后将整风运动扩展到民主党派、工商界、农村、企业、少数民族和中小学教职员等社会范围。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主动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民主形式，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这是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的集中体现。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他认为，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195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指出，
“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开辩论会和在几乎一切报纸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经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因此，在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形成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自由。实践证明了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大民主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最根本的手段。
关于“四大”的优点，毛主席曾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文中谈到：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最关键的是，这种大民主的方式非常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认为，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1957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如何开展“四大”，首先在思想层面，要破除大家心中的“两怕”，毛主席认为，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人除外，比如丁玲，他就下不得台。......基础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
“四大”是人民群众主动创造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生动表现，也是毛主席“群众路线”贯彻最彻底的体现。
由此可见，对“四大”的态度就成为一个判断标准，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者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标准。
随着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四大”作为实行“大民主”的重要形式，就成为了批判当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的根本方法。
1975年，“四大”被写入《七五宪法》，宪法中是这样写道：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长期以来，群众路线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实践证明过的真理。
因此，“四大”对于巩固党的领导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这也是为什么晚年毛主席积极推动把“四大”写入宪法的根本原因。
4
自此，从1942年延安整风，到1945年毛主席在“窑洞对”提出“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负责”，再到1975年“七五宪法”的修订。
这是毛主席“群众路线”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从最初简单的形式，如座谈会等，升华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如“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并被写入宪法，作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最基本权利。
同时，这也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不断发展的体现。
因此，人民群众主动创造了“四大”，同时“四大”也将人民群众推上政治的舞台，在政治层面，担当国家主人翁的地位，让他们当家做主。
只有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关注政治就是关注绝大多数劳苦大众。
新时代的新青年们，我们一定要关注政治啊！
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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