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作为“代表性危机”的再生产之地——米利班德与毛的对话

　　原编按：
　　原标题：State as a place of reproducing“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A dialogue between Miliband and Mao国家作为“代表性危机”的再生产之地——米利班德与毛的对话
　　作者：胡睿扬（Hu Ruiyang）
　　翻译：林新知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80/0023656X.2025.2481929
　　国标引用格式：Hu R. State as a place of reproducing “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A dialogue between Miliband and Mao[J]. Labor History, 2025: 1-20.
　　文章来源：《劳工史》（Labor History）2025年
　　（《劳工史》（Labor History）期刊是劳工历史学术研究领域的期刊，它关注从18世纪到当代各个时期的劳工问题。——译者注）
　　摘要：许多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党，一旦通过选举或革命获取政权，往往会背叛其理想。中国学者汪晖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代表性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CofR）”，旨在表明政党掌权后，更多关注维护自身权力和特权，而非工人阶级的利益。遗憾的是，像汪晖这样的许多学者仅指出了这一观点或现象，却未深入剖析其根源。通过对两位杰出思想家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毛（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展开研究）思想的对话与解读，本文认为，现代国家机器，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都可能成为“代表性危机”的再生产之地。除了分析“代表性危机”的根源，两位思想家还从经济领域出发，提出了防止该危机发生的理想模式；然而，本文将指出，他们的模式均存在内在矛盾。
　　关键词：米利班德；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经济民主
　　本文仅供读者参考。

　　一、引言

　　随着工人阶级政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选举、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获取政权，工人阶级的利益似乎得到了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9）中提出的建立工人国家的设想也看似得以实现。然而，英国“新工党”纲领等修正主义学说，以及苏联斯大林主义镇压模式的实践表明，即使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政党手中，要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仍任重道远。为了评判这种修正主义倾向，中国学者汪晖（2014）在《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实际上已不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些政党更倾向于利用国家机器维护自身特权；它们要么与大公司勾结，如英国工党，要么变得僵化专断，如苏联共产党（CPSU），将重点放在维护权力和特权上。用汪晖的话说，这种情况有不断重现的趋势。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代表性危机（代表性断裂, CofR）”。

　　因此，汪晖得出结论，国家是工人阶级政党不可避免地背叛其阶级利益的地方；在国家机构中任职的党员，即使出身工人阶级，也会为了维护自身特权而与其他民众对立。遗憾的是，汪晖以及当代学术界许多关注工人阶级政党行为分析的杰出学者，仅仅谈论了“代表性危机”的现象，却未深入探讨国家或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为何会导致“代表性危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为何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代表性危机”的问题（Bamberry, 1997; Callaghan, 1930; Das, 2006; Lin, 2006, 2021; Mandel, 1969; Poulantzas, 1969; Rothman, 1961）。本文认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机器的本质至关重要，无论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现代国家机器都可能使工人阶级政党背叛其阶级出身的利益。到目前为止，有两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围绕国家为何会成为“代表性危机”再生产之地这一主题展开了研究。英国思想家拉尔夫·米利班德聚焦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而中国思想家、革命家毛则在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通过解读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并进行对话，本文将论证，从经济制度、政府组成、官僚机构和合法化过程这四个方面来看，现代国家机器，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会成为“代表性危机”的再生产之地；在这四个方面中，经济制度在产生和再生产“代表性危机”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最后，两位思想家也都从转变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民主入手，提出了解决“代表性危机”的方案。本文将揭示他们的困境，展现他们的理论是如何存在内在矛盾的。

　　米利班德和毛之间已有文本层面的对话。他们已经就国家的本质进行了简短的交流，这为本文进一步的比较奠定了基础。米利班德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1969）中提到了毛思想。他认为，毛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干部与群众隔绝的必然性：一旦干部在国家机构任职，他们往往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米利班德认为，工党的干部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毛没有明确与米利班德的观点进行对话，但在《新民主主义论》（1965a）中，他指出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被一小撮资产阶级所控制，这些资产阶级一方面剥削广大人民，另一方面在经济和政府中占据特权地位。根据毛泽东（2000）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选举中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了真正代表；可能存在其它机制阻碍工人阶级获得真正的代表权。因此，米利班德和毛有着相似的研究对象，即国家的本质。他们都探讨了国家如何以及为何会成为“代表性危机”的再生产之地，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除了米利班德和毛之间潜在的相似之处外，2024年1月是拉尔夫·米利班德诞辰100周年，2023年12月是毛诞辰130周年，这是进一步深入对话这两位思想家的绝佳时机。

　　二、“代表性危机”的再生产

　　本文这部分将探讨米利班德和毛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代表性危机”的再生产。米利班德和毛泽东都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经济制度、政府组成、国家官僚机构，以及最后的合法化过程。根据他们的观点，经济制度是“代表性危机”再生产的最重要因素。

　　（一）经济制度

　　米利班德：

　　马克思（1977）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将经济基础置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在米利班德（1969, pp. 25, 26）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确保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管理主义这一新现象极大地扩大了经济统治阶级的规模，使经济统治阶级能够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米利班德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离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更多的日常职责由各级公司经理承担。这些经理通常对公司决策有着巨大的控制权。由于经理人数众多，他们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被认为更具“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们不再出身于纯粹的资本家背景，也不拥有生产资料。

　　然而，这些经理绝非“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捍卫者。首先，明显的社会不平等显而易见。在米利班德时代，资本家和经理占人口的10%，却拥有大部分财富和公司股份（Miliband, 1969, pp.36, 37）。如今，10%的人口拥有83%的财富和超过90%的公司股份（UK Govt 2020）（作者注1，根据统计数据，2020年，英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拥有该国最新时期全部财富的43%；相比之下，最底层的50%的家庭仅拥有9%。财富不平等现象依然明显。）；实现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管理阶层的目标还远未达成（Miliband, 1969, pp.25, 26）。米利班德将这种情况称为管理资本主义。其次，经理主要来自中上层和上层阶级家庭。米利班德认为，大多数经理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这要求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公司也对经理的阶级背景设定了先决条件，出身工人阶级的经理极为罕见。第三，他们与公司的未来紧密相连，因为在大型企业中，他们持有的少量股份就能带来可观的股息。经理们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变得更加专注于盈利，因为“……随着经济学家、市场分析师、其他各类专家和管理顾问的使用日益广泛……以利润为导向的理性越来越能代表企业行为”（Miliband, 1969, pp.34, 35）。因此，经理们是企业的实际运营者，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资本家的坚实盟友，这极大地扩大了经济统治阶级。

　　当一个由社会主义者掌控的政府试图调控经济体系的运行时，首先需要确保得到社会顶层10%（经理和所有者）的支持，而经理和所有者总是结成紧密联盟，抵制任何重塑经济体系的尝试。根据米利班德（1969 pp.153, 155）的观点，工人阶级政党需要做出让步，以免侵犯企业利益。例如，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的工党政府继续支持英国央行的金融政策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营，以维持经济稳定。股东和经理通过“持续监督过程”，确保工党实施的政策不会严重损害企业利益。经理和股东通常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然而，当他们面临来自劳工组织或左翼倡导者的“攻击”时，往往会联合起来。例如，德国工商会比德国工业联合会更为自由，但分歧通常局限于保守派的范围内（Miliband, 1969, pp.156, 157）。因此，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可以发现，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社会少数人手中。此外，管理阶层的出现成为了资本家的孤立盟友，他们共同拥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通过拥有生产资料，资本家和经理可以共同对左翼的任何改革尝试施加压力。经济制度确保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家体系中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为“代表性危机”打开了大门，因为任何让工人掌控经济体系的重大改革提案都会面临来自经理、股东和资本家的强烈阻碍；与此同时，经济统治阶级还会操纵生产剩余，并将这些剩余重新投资于国家机器的其他部分，以进一步巩固他们在经济领域的现有地位。

　　毛：

　　与米利班德相比，毛也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下，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通过批判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表现，毛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作者注2，后来，它被称为苏联共产党（CPSU）。）的干部在经济生产中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经济建立了国有化的经济结构。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计划的起草和监督实施（Hu, 2024a）。在苏联官方话语中，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实现。然而，正如毛所指出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是“一条腿走路”，因为在国家所有制下，国家是生产资料的直接所有者，而工人阶级是间接所有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工人阶级，但干部可以决定任何经济活动。经济计划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掌握在一小群指定的经理和技术专家手中。在日常生产中，苏联采用“一长制”，即每个企业只有一名经理负责。在技术专家的协作下，普通工人在日常生产中没有任何权利。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计划局的官僚、每个工厂的经理和技术专家形成了一个联盟，主导了经济活动（Mao, 2000, 181–2, 282–4, 421–6）。因此，在毛看来，苏联的“官僚-经理-技术专家联盟”与米利班德所说的经理-所有者联盟类似。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都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

　　与米利班德的描述相似，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摆脱“代表性危机”，因为干部通过管理生产资料，已经成为了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经理和所有者的社会阶层。根据毛（1977a, 1977b, 13–4）的观点，这些官僚将工人视为整个经济机器的“组成部分”，而非积极参与者。从长远来看，工人会失去工作的意愿。毛认为，苏联经济的本质证明，官僚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关系在核心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此外，苏联经济经常强调国有化的成就、对工人的物质奖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各种成就；然而，这些宣传材料都没有强调工人直接参与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用毛（1977b: 138–9）的话说，苏联存在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担心工人的控制会剥夺他们的最大利益。这些人在苏联还构成了一个高收入阶层。他们可以享受极高的工资和物质福利，而且不平等的薪酬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经理-技术专家联盟控制着生产资料，并享有获取资源的特权。通过控制经济体系，他们可以巩固和再生产这个联盟，而工人阶级的利益却无处可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中，在自由联合的个人共同体中，工人应该在经济生产中获得充分的民主权利。只有让工人参与经济生产的日常管理，才能完全实现生产关系的真正变革（Marx, 1887: 9–13）。

　　（二）政府组成

　　米利班德：

　　由于经济体系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些人对政府的不同部门施加控制。根据米利班德（1969): 51）的观点，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处于“代表性危机”再生产的前沿。米利班德认为，国家行政机构在决策时自主性极低，或多或少受到保守意识形态的影响。保守意识形态由社会上层的高级官员强加。企业中的大多数经理和资本家也来自这个社会阶层。有时，经理们可以轻松转变角色，成为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强制机构也至关重要。在经济基础的支持下，准军事、国内安全和警察部队的领导人可以调动大量资源，并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正如米利班德（1969): 51–2; 1977）所提到的，1968年法国的运动几乎推翻了资本主义控制的政府；然而，强制机构与戴高乐总统结盟，在最后一刻帮助他镇压了这场运动。说到宪法规范，司法独立应该得到维护，法官应该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行使。但法官并没有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免受资本家的侵害，而是倾向于保护财产权，因为阶级出身影响着各级法院。大多数律师来自社会上层或中上层，他们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有着密切联系。例如，米利班德认为，在英国培养一名律师需要家庭花费大量金钱，这远远超出了工人阶级家庭的平均财富。即使基层法院可能有一些出身工人阶级的法官，但他们的任命权掌握在由社会上层法官组成的上级法院手中（Miliband, 1969: 52, 136–145; 1984）。因此，在政府中，行政部门常常受到强烈保守意识形态的影响，强制机构可以保护保守意识形态免受攻击。司法部门是维护财产所有者利益的主要机构；最重要的是，这些部门的领导层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紧密相连。

　　直观地说，立法部门由于其民主选举的性质，应该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部门；然而，当有着变革社会宏伟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进入议会时，他们就进入了一场政治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他们必须自愿放弃革命目标，否则将面临集体覆灭（Miliband, 1969: 53–4）。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在立法机构中进行谈判来追求改革目标是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正如米利班德所说，在1945年和1950年的选举中，工党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基础。然而，最终只实现了一些有限的变革目标，如铁路网络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国有化。20世纪60年代，法国共产党为了加入地方联合政府，也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Miliband, 1964: 25–8;, 1977）。根据米利班德（1964): 47–56, 113）的观点，立法机构已成为政府和革命政党之间的缓冲区。议会中的政党不再谈论任何革命目标；相反，为了在选举中获得足够的支持，他们变得温和。激进的政策会被削弱，变得无害，社会主义变革的目标会被吸收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例如，工党只推行了煤炭、钢铁和铁路国有化等温和政策，因为激进政策无法在下议院获得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上议院在维护财产所有者的利益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米利班德（1969): 143–6）所提到的，英国上议院会修改法案中任何可能的激进条款，并反对重大改革，因为上议院议员主要是财产所有者；上议院对1974年工党内阁的温和改革政策进行了广泛修改。美国参议院虽没有贵族，但由亲商的参议员组成。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公司通常会为一名参议员的竞选活动花费50万至100万美元。通过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参议员们会维护企业的利益。议员们需要遵循游戏规则，并受到与企业可能有密切联系的上议院议员的直接影响。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激进的改革提案不仅会在下议院面临持续的否决，在上议院也同样如此。政府的组成共同确保了内部不会发生激进的改革，即使大多数人通过选举工人阶级政党控制的下议院来呼吁改革；在经济体系的支持下，国家仍然是一个继续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体系，不断再生产着“代表性危机”。

　　毛：

　　与米利班德对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详细描述不同，毛并没有太多专门论述政府不同部门如何导致“代表性危机”的著作。毛认为，政府内部的干部可能会背叛他们的阶级利益，因为他们在经济生产和政府中拥有最终决策权。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1965b）中，毛强调了政府中党员干部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潜在危险。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建立了许多地方政府和代表机构覆盖了9500万人。毛强调，在许多地区，干部开始违抗党和民选机构的决定，因为他们在当地拥有决定事务的最终权力。在某些情况下，干部利用其在经济生产中的权力进行腐败行为。诸如“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工作中的傲慢态度”等行为是有害且不可容忍的。对干部不良行为的批判是毛关于政府著作的主题；其他作品，如《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也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与米利班德明确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组成不同，毛并没有批判政府；从毛的思想来解读，他担忧干部在掌权时必然会成为“代表性危机”的主要促成因素。干部的行为如何导致“代表性危机”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三）国家官僚机构

　　米利班德：

　　一般来说，官僚机构应该保持中立，执行代表机构的决策；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官僚机构往往较为保守，且一直充当经济部门的附庸。正如米利班德所言，高级官员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保守，还在幕后拥有最终决策权。官僚机构在政府行政部门中占据了大部分非选举产生的职位。与司法部门类似，国家官僚机构的大多数职位由高级官员任命。高级官员会采取行动限制政府民选机构决策的“危害”；他们会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在他们看来，任何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重大改革都可能对“国家利益”构成潜在威胁。这些官员代表着谨慎和温和的声音，他们会始终保持温和，因为他们无需参与选举，也无需就改革做出承诺（Miliband, 1969: 121–3）。地方官僚机构也是“社会秩序的捍卫者”。高级官员对地方官僚机构施压，确保他们不会进行任何重大改革尝试，阻止“市政社会主义”的出现；他们倾向于阻止所在地区对水、气和电进行国有化。当工人阶级政党掌权时，他们面临复杂的局面。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方案总是会受到上级官僚机构的干预，导致改革提案的实施较为温和。此外，一些出身工人阶级的地方政府官员会背叛他们的阶级出身，因为企业会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能阻止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实施，就能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和企业中的优厚职位（Miliband, 1984: 155–160）。从米利班德的观点来看，公务员口中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维持现状，官僚机构的保守倾向使其不再保持政治中立。在地方层面，地方和高级官员的潜在反对为改革设置了障碍。

　　此外，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多数高级官员来自社会上层，他们是“现有经济和社会精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盟友”（Miliband, 1969, p. 123）。尽管经济部门不会干预官僚机构的事务，但官员们常常与大公司合作。据米利班德所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型企业和官僚机构之间人员的互换非常普遍。资本家进入政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被任命为国家高级官僚。管理资本主义使得许多具有专业知识的经理能够在官僚机构中获得职位（Miliband, 1969: 124–5）。例如，米利班德认为，在法国财政监察总署内部，大多数高级官僚来自不同企业的经理，他们通常负责起草市场监管条例；他们常常制定有利于大型企业利益的条例（Miliband, 1969: 125–6）。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无法为这些官僚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东西。与大型企业相比，劳工组织没有有吸引力的职位可提供。一些工会领导人甚至收受企业的贿赂，背叛工人的利益（Miliband, 1969: 128–9）。因此，国家官僚机构会阻止对国家机构进行可能的全面改革；决策权仍然掌握在与企业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僚手中；“代表性危机”会继续发生并不断重现。

　　毛：

　　在前面的段落中，毛主要批判的是可能不再代表群众利益的党员干部和国家官僚机构。因此，作者认为将毛对党员干部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批判放在这部分，更符合本文的目的。用米利班德的话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有保守倾向；同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也倾向于通过否定阶级斗争和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获取无限的物质利益来维持现状。

　　用毛的话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干部有成为敌对阶级的趋势，因为官僚们在经济领域拥有决策权（Starr, 1979: 79–81）。1956年12月，毛提到，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许多干部，包括斯大林本人，都能获取物资和权力。他们开始摒弃民主集中制的核心特征，变得独裁；任何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都面临镇压。干部们变得僵化，与人民疏离；他们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The Editorial, 1956）。1957年，毛（1977c）开始借鉴苏联的经验来分析中国的情况，他认为在国家官僚机构和经济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干部应该始终与群众合作。然而，由于权力和特权的诱惑，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表现得”像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1977d）认为党和政府内部存在右派；这些人享受物质利益和获取资源的特权，同时歧视工人及其贡献，有时工人的民主权利仅仅流于形式。正如毛（1977b）所描述的，北京的许多行政部门里，干部们只是坐在办公室里起草经济计划或生产指标，不进行实地调研，也不听取民众意见，许多计划都不切实际，难以实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毛开始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因为官僚机构可能会转变为敌对的社会阶级。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是中共对苏共1963年公开信的评论文章，由毛亲自编辑。毛批判南斯拉夫的干部通过在企业和政府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赚取数百万第纳尔（南斯拉夫货币），而南斯拉夫南部的数百万农民却处于赤贫状态。通过享受无节制的回报，干部们开始利用权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比如将亲属安插到政府、企业和各类机构中。毛得出结论，南斯拉夫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也暗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The Editorial, 1963）。在毛（1964）的批判中，共产主义官僚也倾向于消除阶级斗争。他认为“以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集团为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苏联人民同这个特权阶层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在苏共二十二大的纲领中，“全民国家”成为苏联的新特征，宣称阶级斗争不再存在，苏联干部声称干部/官僚与群众之间不再有矛盾。

　　自“CR”以来，毛的批判开始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他们被正式视为与中国人民对立的阶级。在《炮打司令部》中，毛认为党内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司令部，斗争迫在眉睫，如果不对党进行全面变革，资本主义就会复辟（Mao, 1967; Starr, 1979: 92–4）。在“CR”期间，毛（1967）给僵化的干部们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签，意思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正如毛所认为的，这些干部享受着不合理的高额物质利益，成为现状的捍卫者，这与米利班德的描述相似。那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可能性的官僚们，看似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却将自己不合理的高额回报称为所谓的“合法报酬”。这些官僚已经成为一个控制经济体系、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新社会阶级。他们以群众的名义代表群众；然而，与米利班德的观点相似，他们会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对抗劳动人民，“代表性危机”会继续重现。

　　（四）合法化过程

　　米利班德：

　　正如米利班德（1969, p. 179）所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几乎从未认真怀有任何起义的意图。”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国家如何吸纳工人阶级政党并使其统治合法化以对抗群众，这一点也至关重要。意识形态控制和制造同意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国家使统治合法化的重要方式。通过启动“政治社会化”过程，大多数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并认为当前秩序别无选择。社会化并非仅仅通过镇压和审查来实现，主要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塑造、构建或灌输符合资本主义国家需求的意识形态来达成。广播、电视和其他公共媒体是政治社会化的关键推动者。它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只呈现所谓的“事实”。言论自由被限制在“国家利益”的范围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被贴上极端主义思想的标签，明显超出了这个范围。在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地方，国家官僚机构会命令媒体直接干预（Miliband, 1969: 179）；政府可以以“新闻管理”的名义利用媒体阐述官方政策；政府与愿意宣扬“国家利益”的出版商、编辑和记者密切合作（Miliband, 1969: 181–3）。因此，通过政治社会化，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控制使其异化的统治合法化。最重要的是，政治社会化需要大量资源。米利班德（1969）认为，实施审查、灌输意识形态和控制媒体需要持续的投入；如果没有经济部门的支持，就无法维持社会化过程。

　　资本主义国家还可以通过赋予民众多种看似自由的权利，让他们感觉不到“代表性危机”。例如，财产所有者政党和工人阶级政党都参与投票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看似自由公平；然而，工人阶级政党从未与财产所有者政党公平竞争过。恩格斯曾经对普选权充满信心，因为这可能会带来一个由工人阶级控制的政府。遗憾的是，工人阶级政党从未与商业/资本家政党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一些“执政党”强烈反对亲工人阶级的理念，保守派的联盟往往很容易形成。财产所有者政党通常比较保守，受到商业阶层及其盟友的青睐。同时，它们也是“受欢迎的政党”。它们的核心纲领是维护企业的利益。然而，它们也试图通过建立青年运动、妇女组织（Miliband, 1969: 223–4），以及如今可能包括各种社会少数群体组织，来从中层、中下层甚至工人阶级那里获得民众支持。

　　执政党通常从党员的自我捐款和大公司那里获得大量资金支持。与工人阶级政党相比，它们在日常竞选活动中往往有充足的资金。正如米利班德提到的，许多工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基层组织在选举期间会停止运作，因为没有钱支付党务人员的工资。然而，保守党则处于更“健康的状态”。它们能够全年开展政治宣传活动。在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如法国和意大利，左翼亲工人的政治力量面临国家的制裁和右翼的集体谴责；它们常常被贴上“外国/苏联特工”的标签；它们需要自行筹集资金，仅靠党员的捐款或发行报纸远远不够（Miliband, 1969: 232–3）。因此，选举中不存在公平竞争，通过提供有限的竞争，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秩序得以确立，尽管工人阶级政党几乎无法赢得任何一场选举。

　　凭借对资源和权力的特权，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机构施加了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力量”，任何可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变革都会面临“结构性约束”。正如米利班德（1969, p. 266）所说，资本主义国家最显著的特征是“这些社会中的阶级统治与广泛的公民和政治自由相容，这些自由的行使无疑在许多公民社会领域减轻了阶级统治的形式和内容”。仿佛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已成为民主社会秩序的最重要推动者，废除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将导致政治自由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许多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家成为了社会秩序的捍卫者，他们认为融入资本主义框架也能实现社会主义，并且常常为自己在扩大选举权方面的贡献感到自豪，但却对推动更多变革犹豫不决。此外，根据米利班德的观点，社会民主党害怕激进政治。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议员们进行了许多立法尝试，以限制工会的活动。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工会行动有时会破坏民主进程。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喜欢组织不同的劳工组织与企业进行谈判，并在冲突升级为罢工之前尽力缓解冲突。同样，工党一直是激进工会和议会政治之间的调解者。通过工会代表大会，工党一直试图阻止大罢工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工党甚至反对多次煤矿工人罢工，并迫使这些工人与政府进行谈判。然而，这些政党没有注意到，通过参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国家机构也在无意中得到了加强（Miliband, 1969, 272–4; 1994a）。最后，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变革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政治变革，如首相、总统或其他高级官员的突然辞职，不会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够经受住持续的罢工、抗议和其他形式的和平抵抗（Miliband, 1964: 171–3）。因此，对国家机构的普遍接受和国家秩序日益增强的适应性，给每一个左翼政党或组织都带来了“结构性约束”。如今的常识是，人们不再发起改革来改变国家的异化本质，而是在没有自我意愿的情况下接受这种异化的结构，“代表性危机”就这样被合法化了。

　　毛：

　　与米利班德将共产主义国家视为“铁板一块的政权”，仿佛共产党在现实中只通过镇压手段来维持统治不同，用毛的话来说，官僚们也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通过制造同意让民众相信他们的统治。在《反对党八股》中，毛（1965c）指出：“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讲，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例如，宣传鲁迅作品的干部写了一个长达四五十个字的句子，他们的表述完全没有反映鲁迅的真实思想。毛认为，这些干部的文章把鲁迅描绘成一个维护现状的人，这符合干部们维护自己对资源和权力特权的利益。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1965d）认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其阶级根源，“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是原则问题。然而，许多干部仍然有小资产阶级的行为，他们试图以无产阶级的“主人”自居来写作和行事。根据毛（1965d）的观点，如果这些人在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就会被误导，认为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才是正确的，他们参与革命运动和建设的自我动力就会被削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认为知识分子和干部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出身，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操纵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以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正如毛（1977c）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大学毕业生，在构建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毛认为，这些人有时并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及其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核心思想。他们有时对劳动分工表示赞赏，并将法规中的不平等视为理所当然。在“百花运动”期间，毛（1977c）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干部有时以“百花运动”为幌子，声称群众不如干部成熟，需要干部“帮助”来引导他们并改变他们的观点。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更确切地指出，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是各类机构和部门的干部。其中，一些是赞扬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一些是既不赞扬也不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中间派，还有一些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右派。许多右派处于高层，他们常常存在“片面性”问题。根据毛的观点，他们倾向于以一种使他们对群众的统治合法化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只喜欢赞扬，不接受批评。通过这样做，他们可以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声称现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实现（Mao, 1963）。重要的是，毛（1963）认为这些人常常在经济部门和官僚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在经济基础的支持下，他们可以调动资源来形成和巩固“干部-技术专家-知识分子”联盟。因此，通过主导意识形态领域，干部们有可能撰写和宣传与工人和农民现实生活脱节的提案、文章和作品。通过垄断解释权，干部们可以使他们的特权获取、社会不平等和劳动分工合法化，从而掩盖“代表性危机”的现实。与米利班德制造同意的观点类似，通过垄断宣传权力，民众会慢慢接受干部所描绘的意识形态，并且他们没有机制、知识和权力去寻找其他选择。

　　三、解决“代表性危机”的方案——经济民主

　　如果不讨论这两位思想家如何试图解决“代表性危机”问题，那么这场讨论就不完整。在他们众多的著作中，两人都将经济领域的民主视为消除“代表性危机”的最重要关键之一。然而，尽管变革都从经济基础开始，但在实现工作场所民主化的道路上，米利班德和毛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一人选择了工作场所完全分权的路径，而另一人则试图在权力的集中与分权之间保持平衡。

　　（一）米利班德——分权之路

　　正如本文所解读的，米利班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维持压迫性政府的运转、对每一股政治力量施加结构性压力以及在民众中建立看似自由的状态以使其统治合法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正如米利班德在后期著作（1994a）中所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应从政治机构的组织开始，而应专注于如何让工人掌控经济。

　　在米利班德看来，苏联共产党和其它东欧国家缺失民主的经历让他认为，任何单一政党都不应在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上拥有绝对话语权；他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考虑社会各阶层的独特利益，这必然构成多党制的基础。米利班德（1994a）赞同左翼多党多元制的理念，他认为这将是最佳的政党制度。从经济角度看，米利班德认为仅围绕工人阶级组建的政党无法真正掌控社会主义经济。纪律严明的工人阶级从未成功地将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根据米利班德（1977，46-47）的观点，工人阶级在没有社会其他力量帮助的情况下，无法独立组织起来。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应不仅包括工人阶级，还应包括社会进步人士，这意味着一种多党控制的经济模式。米利班德（1977：39）认为：“将‘党’视为理所当然，认为它是工人阶级唯一自然的政治代表机构，并肩负着独特的政治代表使命，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例如，米利班德（1977）提议，让经理们组建一个具有进步理念的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可以与之谈判并寻求可能的妥协方案，这样既能让工人掌控经济生产，又能发挥经理们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在米利班德看来，经济应置于多党制的控制之下，让进步人士和工人阶级紧密结盟。

　　此外，在米利班德的理想中，一个组织松散、民主运作的左翼政党体系应有助于构建民主运作的社会主义经济。未来的政党体系应具有松散的结构，“采用联邦形式，不同群体的人们以或多或少松散的联盟形式联合在一起”（Miliband, 1976: 49）。米利班德认为，工人委员会、工会和激进组织都应像政党一样独立组织其活动人士；各种组织可以在国家层面组建多个组织松散的工人政党（Wetherly et al., 2008: 58–60）。米利班德（1969：272-275）认为，真正的革命政党联盟应在自由讨论、内部民主以及灵活且响应迅速的结构原则下组建。在多党制下，企业的生产以及工作场所的日常管理应考虑不同政党的利益。米利班德认为，即使做出了一项专断的决策，来自其他政党、工会或委员会的工人和经理也会站出来反对，从而引发民主辩论，以做出获得多数支持的决策（Miliband, 1977: 186–190）。因此，米利班德相信一个组织松散且内部民主的多党制。用他的话说，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为自由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提供坚实的支撑，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参与和组织。

　　在米利班德（1994b）眼中，政党、工会和委员会仅拥有内部民主制度是不够的。他认为，即使一个政党内部是民主的，当选的领导层也可能背叛劳动人民的利益。劳动人民参与日常活动至关重要，米利班德提出了大众参与的理念。根据米利班德（1994a：52-54）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应包括大众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参与；他倡导“起义政治”作为大众参与的新模式。起义政治是一种随时在各地动员大众支持的政治活动。通过起义政治，工人掌控的企业可以排除经理可能的专断行为（Wetherly et al., 2008: 87）。在米利班德（1994a）看来，在地区层面，起义政治可以与民主多党制完美结合。地方层面是劳动人民直接参与管理生产事务的最佳场所。通过政党、工会或委员会，许多积极分子可以当选为地方政府官员。同时，起义政治可以让工人报告生产中日常存在的不民主因素，并让地方政府进行干预。

　　结合多党制和起义政治的优势，米利班德提出了他的经济民主模式，即以地方合作社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米利班德认为，经济领域的民主必然会消除阻碍准确代表工人阶级的最关键障碍。在地方层面，米利班德（1994b，2008）提议合作社将是实践经济民主理想的良好领域。合作社可以让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同政党和工会共同讨论重大生产计划，用米利班德的话说，这些计划将最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合作社的规模较小，生产事务和相关知识易于理解，工人可以将起义政治作为武器，发起自我组织的运动，以推动经济生产环境更加民主。

　　遗憾的是，在国家层面以及整个经济生产领域，米利班德没有明确论述如何在更大规模上实现工作场所的民主化，或者如何将地方合作社组织成国家层面民主管理的企业。从他零散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米利班德将生产关系的变革视为首要任务。正如米利班德（1994a：5）在《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中所说：“只要经济活动的手段处于私人所有和控制之下……拥有和控制这些手段的人就会对政府和社会行使极不相称的权力和影响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米利班德（1969：265）认为，未来社会和国家的变革需要生产关系的变革。米利班德（1977：51）认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应包括工人的公有制以及工作场所的民主管理，而他提出的地方合作社模式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米利班德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中剩余的私人企业应进行公有化，基本商品也应“去商品化”。对于尚未公有化的企业，由工人控制的地方政府和立法机构应进行监管，并通过民主方式使其逐步公有化。根据米利班德（1989，1994a：54，112-113，117-119）的观点，代表工人的政党和工会应与私人所有者和经理举行会议。例如，米利班德（1994a：110-111）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私人企业的经理也应“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工会和工人委员会”。他们应加入进步人士的政党并参加会议。还应邀请监管人员参加此类会议。当监管人员、经理和工人达成协议后，私人企业可以逐步实现转型。米利班德认为工人和私人所有者的联合所有权可以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管理方面，米利班德认为新的经济体系应优先对基本商品（如医疗、住房、教育）进行“去商品化”，以使工人从在这些商品上花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毫无顾虑地参与民主管理。通过与公共部门协商并对私人部门征税，社会主义政府将比资本主义政府能够调动更多资源，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产所有者将大量资金用于个人用途，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得以消除。因此，米利班德试图通过公有制、工人民主、地方民主控制以及非公有制企业的合作，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他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废除私有制，主要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劳动解放。通过这样做，生产关系必然会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利益，为资本主义国家其他方面的变革铺平道路。

　　总之，米利班德提出了一种经济民主的分权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最终消除“代表性危机”。从米利班德的论点来看，地方层面的合作社是实现他经济民主理想的最佳模式。当地方合作社能够实现民主管理时，这种合作社模式可以应用于大规模企业的转型。米利班德对地方合作社及其基于多党和起义政治实践内部民主管理能力的倡导，使他提出了一种经济管理的分权模式。通过将经济基础交到劳动人民手中，劳动人民可以调动资源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其他保守和压迫性因素，随着劳动人民发起的变革，“代表性危机”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

　　（二）毛——集权与分权的结合

　　毛认为，潜在的由官僚控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能导致权力和资源的僵化使用，以控制国家机器并对群众实行压迫性统治。因此，变革应从经济基础开始。在讨论毛在经济领域的民主管理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些与毛思想高度相关的关键理念。

　　与米利班德的多元观点以及对苏联共产党政治模式的否定不同，毛认为党作为先锋队，应始终为人民服务，工人阶级应只有统一的利益。为了避免苏联共产党僵化的趋势，用毛（1965i）的话说，“群众路线”的理念非常重要；这必然意味着干部应始终服务于群众利益，群众应监督干部的行为。在纪念一位普通党员干部的小册子《为人民服务》中，张思德认为，无论级别高低，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干部都应被铭记。在以中国传统寓言为参考的《愚公移山》中，毛认为党员干部应保持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与群众合作的精神；只有长期甚至终身保持这些精神，党才能始终作为先锋队（Mao, 1965j）。干部“来自群众”（出身工人阶级背景），他们需要“回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党员干部违背这一原则时，群众有权挑战党并帮助其进行自我重构（Starr, 1979: 121–4）。

　　同时，毛还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以使其为政治参与做好准备的必要性。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党由先锋队组成，自然有责任教育群众。毛泽东提出要“又红又专”。在领导群众时，干部需要“红”，这意味着他们应坚定信仰共产主义；干部还需要“专”，这意味着他们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具备足够的知识（Meisner, 1982: 96–7）。毛还认为，出身工人/农民背景的干部有责任教育群众。政治教育应覆盖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未体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他们需要出身工人/农民背景的干部对其进行教育并向他们学习。通过这样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将为群众参与做好准备，发现那些僵化的干部，并确保干部始终代表群众的利益（Starr, 1979: 180–194）。因此，在毛看来，党对群众的领导以及党员干部服从群众的责任是同时存在的。从对毛理想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他理想中的政党应是一个坚定信仰共产主义、能够在教育群众方面发挥坚定领导作用的组织。另一方面，党也应是群众的服务者。党是“动态的”。它不断“清理”僵化的人员，从群众中吸收新鲜血液。除了坚持党的领导，毛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1965f）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独裁；相反，它应该是一种党与群众建立紧密联系的模式。

　　米利班德和毛都坚持群众参与，并且都认为群众参与有助于解决“代表性危机”；对毛来说，群众路线理念的实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群众参与。米利班德和毛泽东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米利班德完全否定党的单一领导，而毛泽东则坚持这一点。毛没有像米利班德那样谴责一党制，而是希望群众参与在党的领导和群众持续的民主支持的结合下进行。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了进行群众参与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向群众学习”。毛认为，政府和群众的建议对干部来说至关重要，需要学习借鉴。群众的建议在政策制定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第二步是“集中”，毛相信集中的必要性。干部的作用更像是加工厂；他们需要总结群众的建议，确定哪些领域需要立即制定政策。第三步是“回到群众中去”。对于一个经过收集群众建议和党集中决策过程的政策，干部应回到群众中宣传该政策。然而，在第三步完成后，第一步就会立即启动，这三个步骤的循环会不断重复（Mao, 1965g; Starr, 1979: 152–4）。各种群众会议，如大会、论坛和干群会议，其中“受害者可以展示指控和犯罪证据”的群众集会数量最多。通过这样做，群众会自发形成阶级意识，并依靠党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干部有责任与群众讨论并对群众提供的证据进行实地调查，从而为群众服务（Mao, 1977e, 1977f）。

　　与米利班德一样，毛也赞赏一种能够同时体现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路线的民主管理经济模式。在《矛盾论》（1965e）中，毛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也会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毛看来，仅仅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私人所有转变为干部所有是不够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建立必要的制度以保障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手中，才是他的首要任务。与米利班德类似，毛（1977b：55-60）也认为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包括公有制，还包括经济生产的民主管理。在他看来，党应在经济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但这种领导不是绝对的。相反，群众路线理念确保工人能够随时对生产提出质疑并参与其中（Meisner, 1982: 110–2）。

　　与米利班德不同，毛明确阐述了他的经济管理理想。在车间层面，工人有权与专家和干部一起解决技术难题并制定生产计划，这意味着工人有权定期参与管理。对于干部来说，他们被要求参与一线生产（Mao, 2000）。毛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理念。从毛对鞍山钢铁厂的描述来看，普通工人和车间干部都参与日常管理和生产事务，这就是“两参”。工厂还要求车间每周举行生产会议，改革任何可能阻碍生产的僵化规定，这就是“一改”。在生产过程中，毛强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应密切合作，解决生产中的任何困难，这就是“三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理念也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例如，在“三结合”过程中发现的生产困难可能会导致对规定的改革，以避免未来出现类似困难，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与生产以检验规定的改革是否真正促进生产并解决困难（Hu, 2024b）。因此，通过让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与生产，并促进干部、工人和技术专家的结合，可以实现民主的生产管理。

　　在企业层面，根据毛（1977b：119；2000：82-85）的观点，当干部或专家不愿意与工人合作时，工人应站出来批评干部/专家，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设立了诸如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等机构；在这两个大会中，工人应自由选举他们的代表。职工代表大会主要负责审议和批准生产计划，工厂管理部门应向其负责。同时，工会代表大会通常负责工人的福利活动。大多数企业要求这两个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全体会议。工人可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反映他们在日常生产中的意见、指责行为不当的干部，并对生产计划提出建议（Hu, 2024b）。

　　除了这些民主机制，毛（1977b）强调了党的领导和集中决策过程。毛认为，群众路线的三个步骤循环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当工人和技术人员在日常生产中或通过其他代表机构提出意见时，党应根据群众的意见做出决策。毛将这样的制度称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意味着要收集和分析工人的意见；之后，党委应做出最终决策，并由厂长或管理部门执行。毛（2000）认为，只有这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没有党的领导下的集中过程的民主管理会导致生产放缓。

　　对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毛明确反对任何私有制的存在，并认为应构建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毛（1977b：62-63，68-69；2000：273）将他理想中的企业类型称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从理论上讲，企业归中国全体工人所有；然而，让所有工人同时行使所有权并不现实，国家作为运营者而非直接所有者介入。这种所有制形式确保了工人在生产中的权利，并反对苏联那种国家直接所有制，在苏联模式下，党员干部可以直接控制生产资料。毛（1977c）还强烈反对混合经济结构；他认为私有制甚至公私合营，会使私人所有者仍能在管理中发挥作用，这可能会破坏工人的民主权利，并使私有者社会阶层得以存在。

　　比较米利班德和毛，他们都希望从根本上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都试图建立一种工人直接控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然而，米利班德允许中小企业的存在，而毛反对私有制。此外，毛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所有制，以避免重走苏联的道路。通过倡导经济民主，少数人的所有制将终结，用米利班德和毛的话来说，“代表性危机”的最重要促成因素将被遏制。在捍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毛相信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的运用，并且采用了群众直接和间接参与相结合的理念（Mao, 1965h; Starr, 1979: 176–9）。

　　从对毛思想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他处于集权和分权之间。一方面，他在车间层面的管理是群众路线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实践。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日常生产中密切合作，实现“三结合”，车间层面的直接民主是必要的，这体现了分权的理念。另一方面，毛也是党在各级管理中领导地位的倡导者；党的领导是维护公有制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同时，毛的思想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当工人在车间与干部合作做出决策时，党的领导可以“分权”；而当党在生产中执行决策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发挥领导作用时，党的领导又可以“集权”。通过对毛理想的分析，工人可以在各个层面实践民主，“代表性危机”再生产的经济基础将被消除。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资源可以被调动起来，用于变革国家机器的其他部分，从而实现“代表性危机”的全面消除。

　　四、评价

　　总体来看，两位思想家都认为应从经济领域出发，对国家机器进行全面变革。然而，他们在诸如政党的作用、群众参与的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活力等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通过对他们思想的解读，本文认为他们在未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中，对于权威是否重要这一问题上存在困扰。

　　米利班德的分权思想，如起义政治和组织松散的政党制度，似乎是可行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民主的选择；但他没有为其分权政治的实施提供可行的途径。用米利班德的话说，他希望进行一场没有

　　流血的革命，民主机制应在工作场所的民主化和向公有制的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且这种转变可以从地方层面开始，允许私有制暂时存在，这显示了渐进式转变的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中，米利班德（1977：160-162）认为，马克思相信可以通过改革逐步削弱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结构。另一方面，米利班德提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限制，以及警察和军事人员在镇压任何可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暴力作用。在这种限制下，经济基础的转变可能并不容易实现。米利班德在为他的起义政治选择道路时陷入了自我矛盾：和平措施可能会面临镇压和结构性限制，而组织松散的政党制度无法团结群众；与此同时，苏联式的革命必然会导致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其领导人会集中权力。因此，采取全面的分权式大众参与，可能会推动工人阶级政党真正代表其利益，并避免专制运动；然而，当经济领域发生重大变革时，一个松散联合的运动可能无法对抗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资源和采取暴力手段。

　　此外，米利班德没有明确说明如何组织未来国家层面的经济规划。米利班德相信地方合作社的组织结构，由于规模较小，实施经济民主相对容易。但正如马克思（1887）所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和生产资料的集中化自然会发生，生产规模会变得更大，这就需要更集中的管理方式。地方合作社的生产也会发展到一个阶段，需要这些合作社在集中的经济规划下组织和管理生产。在马克思（1887）的理想中，集中的经济规划应像社会化簿记一样，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经济规划。遗憾的是，米利班德没有注意到经济生产的这一趋势，如何在国家层面组织未来的合作社生产这一问题仍有待解答。

　　与米利班德类似，毛（2000：156-159，178-185）自身也面临困境，他的思想也反映出内在的矛盾。米利班德正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如前所述，毛坚定地相信大众参与、群众路线、大众发起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其他大众参与的民主方式，以对抗僵化的党内官僚，确保干部在生产管理中不会变得专断。毛泽东赋予群众智慧，要求干部和技术人员向工人学习、与工人合作并与工人共同生活，以对抗僵化并促进民主。

　　另一方面，毛相信需要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来领导群众。他相信党在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方面的作用；尽管他倡导大众参与经济管理，但他仍然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并明确反对松散的多党制。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党在大众参与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三结合”的理念鼓励大众日常和全面的管理参与，但同时也强调党的主导作用。然而，当党被视为生产中的最终决策者时，党内僵化的干部可能会破坏经济民主的制度设置。

　　从多个例子可以看出，尽管鼓励大众参与，但由于既定的民主制度逐渐被破坏，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会慢慢降低。20世纪70年代在鞍山钢铁厂的一项调查显示，约80%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车间全体会议，大多数工人参加职工代表选举。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到50%，一半的工人对生产和代表选举漠不关心。1982年，对工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在2000份问卷中，超过1200份问卷提到干部变得僵化，干部听不到工人的声音；在关于如何改善企业管理的问题上，大多数工人似乎并不关心企业的运营，因为他们大多忽略了这个问题。在对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调查中，工人确实参与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然而，干部开始忽视这些大会的决定，甚至一个建造乒乓球室的简单决议都被干部忽视（Research Office of the Secretariat, 1983）。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民主制度设置可能会被僵化的干部破坏；群众在民主管理中可能会失去积极性。对于毛的理想而言，解决三个紧迫的难题至关重要：第一，找到鼓励群众持续参与的方法；第二，找到增强工人在经济生产中民选机构权力的方法；第三，找到防止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变得专断的方法。如果群众、干部和技术人员能够在经济领域顺利合作，党的领导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良好运行的经济民主也将得以建立。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介绍米利班德和毛的主要思想，认为现代国家，无论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都是“代表性危机”的再生产之地。两位思想家都从经济基础、政府组成、官僚机构和合法化过程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米利班德和毛都认为变革应从经济基础的民主化开始，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很明显。最显著的分歧在于，米利班德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实现经济民主，而毛的思想中仍保留了一些集权的元素。米利班德梦想建立一个组织松散、得到大众支持的左翼政党制度，而毛泽东则坚信党的先锋队性质。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差异，但两位思想家都支持大众参与和对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并且都认为劳动人民在经济领域获得的权力和资源最终将使国家机构不再出现“代表性危机”。然而，两位思想家都陷入了各自的困境，国家仍然是“代表性危机”不断重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