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党中央在延安（1935—1948）的13年，中国人民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忙于搞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大概无暇去抓科技工作。其实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尽管那时烽火连天，物资匮乏，但对科技工作也很重视。不仅有明确的科技政策、科技团体、理工院校及科技活动，而且产生了许多科技成果，有力地支撑和推动着经济、军事的发展。科技工作是解放区建设的一大特色，很值得研究。
明确的政策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知识分子冲破艰难险阻奔向延安，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洪流，其中包括科技工作者。据统计，仅1937年、1938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有2288人。为了更好地团结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专长，党制定了许多明确的政策。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结束，胜利抵达条件十分艰苦的陕北。12月17日，为了优待红军技术人员，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西北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规定无线电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电话技术人员……，均列为技术人员，发给津贴。当时部队中的津贴分三等：一般人员每月1元，团级干部每月2元，团以上干部每月3元。工程技术员享受三元的最高津贴。这个规定是经毛泽东亲自核准的。
1939年2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星期六），延安召开第一次技术人员新春晚会。毛泽东特出席并讲话。他指出：今天开会，就是说明技术人员在政治上的地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是以政治管理技术，但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一些人轻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一些技术人员自己也轻视自己的工作，这都是不正确的。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成为党制定吸收、重用、优待科技人员政策的指导思想。
1940年3月10日，毛泽东出席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讲话。一个月后，他又出席八路军后方技术干部及技术部门政治干部座谈会并讲话，阐述党的科技政策。他讲了技术工作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发扬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提高他们地位的重要性，并谈到党对技术干部的关心等。
194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召开直属机关、学校在职的财政经济及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召开这次会议，是向埋头苦干与艰苦奋斗的财政工作干部、技术工作干部表示慰问和敬意。他还希望大家对党的科技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以求不断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这期间，自然科学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41年1月，他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说：“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总之注意自然科学，只有自然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中央军委根据中央重用和优待科技人员的指示精神，于1941年4月23日，发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指出：“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军队）的”。对于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信任和实际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并在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10月17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尊重军队内技术专家工作的“训令”，批评军队中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起来、重政治轻技术的倾向。要求充分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保证技术部门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请专门人才。
1941年5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根据这一精神，《解放日报》连发两篇社论：《奖励自由研究》（6月7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6月10日），对帮助和鼓励科技工作者自由独立研究的方针和意义，进行了充分阐述；对科技工作和科技人才在边区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有力论证；对党的科技政策方针作了明确宣示。纲领和社论极大地促进了延安科技事业的发展。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批评了党内存在的轻视技术工作的观点。号召党员“诚心诚意的学习和熟练于自己的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得到发展”。同时，要求党员要向专门家学习技术。
当时，延安急需医务方面的技术人才。7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合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门家待遇之。”10月18日，毛、朱、王、叶致电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要他在苏皖各地招收600至1000名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工作，“如有熟练工人及技术人才更好”。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
1942年3月23日，延安举行了一次高级技术干部季会（每季一次），毛泽东到场讲话祝贺。他强调技术建设的重要性，对于政治与技术不统一不合理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他还认为，季会所提出的建议，如：成立边区建设委员会、组织各种科学研究团体、设立工业学校、改良技术干部待遇等，是与目前中央号召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一致的，并赞扬了专家们敢做敢讲的精神。在延安普遍开展整风运动后，许多干部抽调出来集中学习。4月，中央对干部的培养与使用作出具体决定，明确对有专门技能的干部不能轻易调动，以保证他们工作的稳定和创造。同时，再次批评了轻视技术工作的倾向。
在解放战争紧张进行中，党中央仍然关心着工程技术人员。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资问题的指示。它指出：有些地方出现把技术工人、技师与普通工人的工资拉向平均的倾向，“这是很不妥当与错误的”。抹杀工程师、技师、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差别，实行平均主义的待遇，这种办法必然阻碍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使生产力不能发展。
总之，延安时期党对科技工作非常重视，对科技人员采取了吸纳、重用和优待的政策，尽量创造有利条件，帮助他们发挥技术专长，为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
毛泽东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年2月5日在延安成立。这一天，延安的自然科学界和各机关、学校的代表1000多人共聚一堂，庆祝这个群众性研究会的成立。会长吴玉章、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相继讲话。正当陈云讲话时，毛泽东悄然进入会场，陈云欲终止讲话，请毛泽东上台讲话。毛泽东则坚持让陈云把话讲完再讲。
陈云结束讲话后，毛泽东在掌声中登台讲话。他说：“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一个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毛泽东指出：“边区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他最后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了《提倡自然科学》的社论。
毛泽东的讲话近一个小时，对自然与社会、科学与自由、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这些重要问题都做了重要论述，受到与会者长时的鼓掌欢迎。
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宗旨是：进行自然科学的教育和研究，推进延安和边区的生产事业和经济建设，使自然科学为抗日战争服务。它有“章程”，对会员条件、权利、义务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研究会包括许多专业分会，如医药学会、农学会、地质矿产学会、机械电机学会、生物学会、化学学会、建筑学会等。
1940年8月，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理事会，总结半年来的工作，并规划今后研究项目，进一步推动会员积极研究。此后，还组织过几次学术性观摩研讨活动。1941年，会务活动更多、更切合实际，出现一批成果。
此外，1941年春，农林学家乐天宇根据朱德的指示，与李世俊、方粹农、陈凌风等发起，在延安成立了中国农学会，会员有30余人，乐天宇为首任主任委员。该会为边区的农、林、牧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创办理工科大学——自然科学院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办教育的摇篮。
在抗战的艰苦年代，由于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遭遇极大的困难。为了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党中央要求边区干部和部队一面抗日，一面生产，并从各地调来一批懂得科技的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筹备生产军民必需品的各种工厂。
党为了培养更多革命知识分子，至1940年夏，延安已陆续创办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陕北公学（简称“陕公”）、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共中央党校（简称“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安吴青训班（简称“青训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简称“青干校”）等几所学校，唯独还没有一所科技类的高等学校。1939年底，中央决定筹办这样一所学校。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其中有科技界的代表出席，共商延安科技事业之发展。同时，在大会决议中也有发展科学技术的内容。2月5日，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纵论自然科学的重大意义，极大地鼓舞了延安科技工作者。他们认为科技人才是科技事业发展的首要因素，迫切希望创办一所专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院，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以促进边区的经济建设。这一呼声，与中央的计划完全一致。
在根据地办学十分困难，不仅没有图书、仪器和各种教学设备，也没有校舍和教员。只有依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去创造条件办学。这就是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也是自然科学院的革命传统。
◆延安自然科学院招生启事。
1940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分别在《新中华报》（延安）、《新华日报》（重庆）刊登招生启事，明确本院宗旨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为目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冲破各种险阻纷纷来到延安，开始了创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战斗。
学校没有校舍，学生就自己打窑洞。窑洞既是宿舍，又当做学习室。上课没有桌椅，同学们坐在小木凳上，大腿当桌子，看书、写字、做作业。冬天大家一起上山背柴，一起缝羊皮大衣，搓毛线，织毛衣。学习条件越艰苦，师生间的互助友爱精神越强。有时上级发一点特别照顾的东西，大家总是你推我让，把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老院长、著名教育家徐特立，虽然年过花甲，却徒步走一个l个来小时到校上班，为大家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
本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填补了延安没有理工科高等学校的空白。李富春、徐特立、李强先后担任院长。该院设中学部和大学部。大学部设物理（后改为机械工程）、化学（后改为化学工程）、生物、地质矿冶4个系。另外，该院还建有机械实习厂、化工实习厂、化工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等。在三年的时间内，自然科学院共培养出各种人才1千多人，并产生一批科技成果。
◆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自然科学院全貌。
1943年4月，中央决定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作为延大的一个分院，院长陈康白。1945年底，自然科学院迁往张家口，成为华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1949年迁入北京办学，1952年1月，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5月，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理论联系实际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基本教学原则，学校经常组织师生进行科学考察和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广大师生响应党的号召，为了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学习，勇于创造，为各根据地和建国后办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延安自然科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培养了许多科技人才，推出了一批科技成果，创造了成功经验，美名永留青史！
丰硕的科技成果
1939年5月，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第一次集中展示了近几年边区的科学技术成果，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他说：“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1940年6月，教师乐天宇（1901-1984，后成为农林生物学家）等率领自然科学院和边区农场等单位共同组成的森林考察团，历时47天，跑了15个县，对陕甘宁边区的森林状况作了系统、全面的调查，提出了制订边区森林政策的7项建议，同时为教学采集了两千余件植物标本。特别有意义的是，他们在这次考察中，了解到南泥湾的荒地适宜开垦，便向中央提出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和方案，立即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专门找乐天宇了解情况，朱德亲自邀请乐天宇及生物系同学一起去南泥湾考察。后来，王震率359旅去垦荒，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这对于克服边区经济困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2年毛泽东、朱德在延安同科技干部合影。
为了解决边区用纸困难问题，自然科学院教师华寿俊、王士珍等深入造纸厂和延安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他们经过大量调查和实验，发现生长在边区满山遍野的马兰草可以做造纸原料，并且试制出马兰草纸。马兰草纤维多，韧性强，适于生产印刷、书写、绘图用纸，还可以做成吸水纸、滤纸等。1940年12月8日，《新华日报》报道说：“边区满山遍野的马兰草，却变成了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已用了10万斤马兰草造成了20万张纸，印成各种书刊，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极大的帮助。”马兰草造纸成功，解决了边区用纸困难的问题。这一创举受到了党中央、边区政府的表扬。后来《解放日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都是用马兰纸印制的。
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延安的电器奇缺。北京、太原的敌人严令：即使卖手电筒给延安者也要“杀无赦”。据说1942年时，延安只有三四台偷运进来的手摇发电机，供《解放日报》印制厂、八路军总部、中央医院用。延安无线电制造厂的技术人员林中、丁古等，发扬自力更生、打破敌人封锁精神，硬是利用废旧汽车皮、菩萨铜、炮弹钢等材料，自己设计造出齿轮、弹珠盘、发电子、磁铁等元件，最终制造出小型发电机。
在延安化学厂，科技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他们把羊油放到锅里煮，加上苛性钠让它沉淀，上面就漂起能做肥皂的油。用这些油，每月可制造35000条“新华牌”肥皂，供延安军政教人员使用，还可以销售一些，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这些土法制皂中包含了技术人员的智慧和战胜困难的毅力。另外，这个工厂还能制造粉笔、牙粉、精盐、墨水等日用品。对于技术革新能手，每月给他们增加工资——一升小米，以资奖励。工厂对科技工作很重视，除经常举办技术座谈外，每月还抽出一定经费用于技术教育，成立了业余技术班。技术班分高低两班，由科班出身的技术人员讲课。由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工厂生产实际，工人们学习情绪十分高涨。这样，工厂成了学校，工人成了学员，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提高。这一成功经验，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与推广。
◆1983年3月，杨作才重返延安，在中央大礼堂前留影。
建筑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了许多骄人的成果，以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楼和中央大礼堂最为有名。（一）中央办公厅大楼：1941年建成，设计者是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才（建国后在中央建委工作）。依靠中央机关和警卫团的同志，自己动手采石伐树建成。主楼3层，左右呈阶梯状，依次为3层、2层、1层，从上到下，逐层加长，型如“三”字；两翼对称，造型新颖，匠心独运。从正面看办公厅大楼，如飞机形，中间像机头，两侧似机翼，所以人们称之为“飞机楼”。一层是会议室（兼饭厅）和作战研究室、中办图书馆；二层是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办公厅领导的办公室；三层是政治局会议室。三楼与山坡间有木桥连接，通往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窑洞。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一层西南头不足120平米的会议室召开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三层的会议通过的。毛泽东对办公厅大楼的设计建成很高兴，他面带微笑，看着刚建成的大楼说：“这个楼就是我们的政治工厂，今后许多党的文件和政策，都要在这里制造出来。”（二）中央大礼堂：它是延安一座标志性建筑，位于中央办公厅大楼前面300多米处，设计者也是杨作才。当时没有建筑机械，全靠干部们动脑动手于1942年下半年建成。这座穹窿式结构的大礼堂，长35米，宽30米，可容数百人。它体现了艰苦朴素、壮观大方的民族风格；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堂馆的建筑学因素。它不仅有固定坐凳和宽大的主席台，而且还有休息室（兼舞厅）和乐队演奏台。1944年6月，中外记者一行21人，在延安参观中央大礼堂时，备加赞美。1945年4月，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七大，同时首演了歌剧《白毛女》。
此外，建筑技术人员还举行过多次研讨会、观摩会，探讨窑洞的打法和格局的改进，现场评议组织部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的设计和建筑的得失，进行技术交流。
1944年6月，李维汉执笔写了一份介绍延安的材料，题目是《陕甘宁边区简述》，后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发给中外记者。其中谈到延安的工业状况：“现有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火柴、造纸、印制、制革、煤矿、煤油、炼铁、化学、机械制造与兵工等业。中心环节是纺纱与织布，炼铁与制造。前者解决最大量需要；后者为工业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成果。
除了以上物质的科技成果外，还有许多非物质的科技论文和科普读物出版，它们对于延安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温济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刊《中国文化》1卷5期）、徐特立的《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刊《中国文化》2卷4期）等。《西北儿童》《青苗》及《解放日报》等报刊，则刊登一些趣味性的科普作品和破除迷信之类的故事，普及科学知识。还应该特别指出，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在普及科学技术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不仅出版了系列科普丛书，还组织了一些讲座。他们的工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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