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23岁时的警言：磨砺以待日本

　　1915年，毛泽东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看成“民国奇耻”，并发誓：“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第二年，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针对日本侵略中国不断升级，预测“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下定了“磨砺以待日本”的决心。可以说，1915至1935年是毛泽东“磨砺以待日本”的20年。

　　一、“二十一条”与中共的诞生和毛泽东的选择

　　1915年5月7日，“二十一条”出笼时毛泽东的心情代表了许多青年学子的心情。当时全国出现的反对“二十一条”及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运动，成为四年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先导。

　　五四运动之前半年，毛泽东在北京经恩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被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这给了毛泽东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里博览群书，并阅读传播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机会。毛泽东还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经常到李大钊那里请教。这期间毛泽东还认识了陈独秀。这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正在湖南。他是一个月前因母亲患病回到湖南的。五四运动很快使毛泽东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阐述了世界上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道理，文章开头便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结合五四运动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回应，文章洋溢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美，也表露了依靠民众的救国心迹。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后，同李大钊的接触更多了，阅读的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更多了。毛泽东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1920年4至6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同陈独秀的接触也更多了。毛泽东说：“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到了一九二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初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建立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运动以来，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功；反对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斗争也动员了不少民众。毛泽东越来越倾向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越来越看清了组织民众和依靠民众的重要。他说：“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一九二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

　　对于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将其看成“民国奇耻”，并认为学子们有责任救国家于危难。但怎样去做，还没有具体的路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点燃了五四运动之火，促使毛泽东选择必须向俄国学习，走组织民众和依靠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这使近代中国在漫长的黑夜中闪出了醒目的亮光。但这条路怎么走，注定要在泥泞中潜行，在荆棘中苦战。

　　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5秋，毛泽东在长沙写下了著名词作《沁园春·长沙》，其中有一句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同他1927春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写的“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同他1933年夏《菩萨蛮·大柏地》中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反映了同样的郁闷心情。

　　这是对外患日深，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郁闷。

　　这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在哪里的郁闷。

　　先看外患。

　　五四运动后，日本担心中国这头睡狮的觉醒，加紧了对华入侵的研究、部署和实施。

　　1925年日本制订了1926年年度作战计划，其兵力计划动员32个师，对华作战16个师，占50%，尽管对美对俄也分配了作战兵力，但作战重心放在对华作战上。这一年，日军参谋部纠集有关人员用一个月时间对中国心脏地区汉口进行了实地侦察。1926年年度作战计划成了1931年日本侵华作战的蓝本。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侵华政策。会后，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露骨叫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1928年6月，日本对东北军阀张作霖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心怀不满，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年12月，张作霖的儿子东北少帅张学良改易旗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此后，日本加紧了侵占中国东北的准备。1931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公开提出进攻中国东北的主张：“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几个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以3个师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侵占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全境。

　　1932年，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耻辱的《上海停战协定》。3月，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满洲国，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及其密约，把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日本又把侵略的目标指向冀东和热河。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4日，热河沦陷；4月，日军先后侵占冷口、北戴河、昌黎、滦东地区；5月16日，唐山失陷；5月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使日军达到了划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区的目的，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看内忧。

　　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热河、冀东的侵略屡屡得逞？这除了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突然袭击；除了英美法等国为国内经济危机所困扰，又想借日本占领东北牵制苏联，故而对日本采取了两面政策；除了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力图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谋求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态度，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国内当政者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军侵略采取了不抵抗和妥协退让的政策。

　　1928年至1930年，蒋介石在继续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主要军事力量用于解决新军阀内部的统一问题。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控制地位巩固之后，立刻亲自部署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特别是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蒋介石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进行了五次“围剿”。

　　就在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围剿”红军时，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却一次又一次地真诚表达共同抗日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号召共同抗日。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后，毛泽东起草《对日战争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后，其侵略势力不断向华北扩张。1月17日，毛泽东同项英、张国焘、朱德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3月3日，毛泽东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谴责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轰炸热河和进攻承德时，依然采取无耻的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国苏维埃政府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4月15日，毛泽东同项英、张国焘、朱德再次发表宣言，重申三个条件，号召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前和之后，毛泽东同项英先后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塘沽协定，反对将华北广大区域与几千万民众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同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红军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派遣了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长征北上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

　　蒋介石为了一己之私，不仅对红军的抗日主张充耳不闻，实行血腥的“围剿”政策，而且对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士也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

　　如果当政者蒋介石能以“围剿”红军、扑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的精力对付日本侵略者，能凝聚包括红军在内的全中国人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怎么会有日本侵略者轻而易举地占领东北、进逼华北呢！

　　1933年4月6日，长城抗战正激烈的时候，蒋介石却说：“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内忧，忧就忧在当政者置外患于不顾，聚全力于手足相残。

　　再看党忧。

　　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情况，也是令人忧虑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13年半的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幼年的不成熟的党。

　　这个令人忧虑的不成熟的党情，表现在最高领导层的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坚强领导力的核心，就像一个走不稳路的孩子，要靠远方的共产国际扶着走路，而共产国际不可能准确掌握中国的国情，指出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道路。

　　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从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干了6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是有功劳的。但是，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在共产国际指挥与干预下犯了右的错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过于依赖国民党；不抓军事工作，放弃了对军事武装的领导权。结果，在蒋介石的屠刀下，1927年有1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共产党的队伍由原来的57000人锐减到1万人左右，大革命归于失败。

　　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是瞿秋白。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著书立说，文思泉涌，却不是出色的政治家，缺少随机应变、独立自主的能力。他顺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主张，不顾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形势，强行发动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犯了半年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大革命失败后辛苦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遭受更多损失。

　　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推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这明显受到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说明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忠发担任主席期间从来没有发挥总负责人的作用，也说明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这个令人忧虑的不成熟的党情，还表现在党内决策者对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内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毛泽东的道路，持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三次“左”倾路线都是不顾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盲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暴动的道路，教条主义地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做法。“左”倾领导人对毛泽东采取了排挤和打击的做法。毛泽东曾说：“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

　　这个令人忧虑的不成熟的党情，也表现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对策上。当时还不是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成员的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或红军领导人的身份发表宣言或通电，阐述抗日对策，特别是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抗日宣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占据决策地位的“左”倾领导人，对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例如，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中途，另选了会议主持人。

　　总之，遵义会议之前，神州大地上外患日深，不仅民族和国家存在着一个“谁主沉浮”的问题，而且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存在着一个“谁主沉浮”的问题。

　　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出台

　　1935年围绕着抗日，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毛泽东，都是不平凡的一年。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35年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开始之年。

　　年初，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结束了在中共中央达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支配地位，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就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不仅甩掉了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而且在与张国焘分裂中央和南下逃跑路线的斗争中，维护了党中央的团结和北上抗日路线的胜利。这期间，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发表的“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呼应了北上抗日的路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这是对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抗日宣言的进一步的发展。

　　年尾，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据列席会议的郭洪涛回忆：“会上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在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了争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党内最高领导层内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对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并指出我们在江西时，对处理十九路军的问题上有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抗战反蒋的，但没有争取。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引经据典，还引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毛泽东一点也不示弱，第二天再次发言，强调他说的这些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后他反问道：‘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炕上一躺不说了。”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瓦窑堡会议解决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策略上诸问题。

　　所有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

　　对中华民族来说，1935年是绝地反击的开始之年。

　　这一年日本侵华政策进一步升级。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说：“侵占了满洲的日本，自一九三五年以后，在开展‘华北工作’的名义下，开始显露出对中国内地的野心。”这年6月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签订的“秦土协定”，日军由此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7月，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在此前后，日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多起“自治”事件，对中国华北地区主权进行粗暴的侵夺。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

　　伴随着绝地反击声音的是绝地反击的行动，其突出代表是1935年12月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很快点燃了全国性抗日救亡的烈火。毛泽东说：“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对毛泽东来说，1935年是他经过20年“磨砺以待日本”，终于迎来宝剑锋出的一年。这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这是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核心领导人后所作的使人眼睛一亮的报告。

　　首先，报告分析了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今天的时局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毛泽东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出发，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接着，报告阐述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像过去那样过分地性急是不行的，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毛泽东有一段沁人心脾的话：“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再接下来，报告分析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口号以及国际援助问题。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为吸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党和红军不能放弃领导权。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如何对待国际援助？毛泽东回答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抓住时局发展的关键，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关门主义错误，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在政治上的策略路线问题。这篇报告是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毛泽东的报告和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