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廖志超：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及其转变

　　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及其转变

　　内容提要

　　摘要：毛泽东在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并未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建党工作中来，二者之间存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差。此时间差的存在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在思想与实践的张力中对各种政治组织形式选择的转变历程。由此，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初步显露，即一个有战斗力的政治组织必须是“主义”的结合，其定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工具，并能自下而上地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共同改造社会。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政治组织观；时间差

　　原文出处：廖志超. 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及其转变 [J]. 毛泽东研究，2025，66(3): 100-111.

　　作者简介

　　廖志超，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1936年，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道：“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某种程度的行动上”的表述，是否意味着其在世界观层面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在政治实践层面选择共产党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组织载体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如何理解这个时间差及其隐含的青年毛泽东对各种政治组织形式选择的转变过程？从中又可以对青年毛泽东的政治组织观形成怎样的理解?针对这些问题，既有研究大多探讨的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层面的转变，即其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而对毛泽东从主张“民众大联合”到建党这一实践历程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研究青年毛泽东政治实践活动的成果中，大多只是一般性地陈述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和参与建党之间的联系，而较少论及建党以前毛泽东在选择改造社会的手段层面的心路历程。此外，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此问题时更重视历史事实的考订和叙述，较少从思想观念层面对青年毛泽东的政治组织观进行概括和提炼。基于此，本文通过整理和研读相关历史资料，试图勾勒出青年毛泽东从主张“民众大联合”到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历程，以揭示这一时期毛泽东选择改造社会的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进而概括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的主要内容。

　　一、“嘤鸣求友”：从圣贤救世到创建学会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必须直面的时代之问。彼时处于求学阶段的毛泽东亦在探索过程中经历了从崇拜康梁到以陈独秀为楷模的转变。在实践层面，他摒弃先前信奉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创建了新民学会，并使其从学术团体逐渐转变为政治组织。此为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发生变化的第一个阶段。

　　(一)修学储能：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思想的转变为实践路径的选择提供方向性指引。毛泽东亦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不断尝试，并作出了抉择。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毛泽东虽积极加入革命军，但仍以康梁的变法思想为圭臬。这种改良主义在1912 年毛泽东所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体现得颇为明显。他感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亦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毛泽东认为法令完善、政民相倚，民众就能得到幸福。可民众相信法令并能通过法令伸张自己权利的关键在于破除守旧愚昧的观念。至于化解民智未开之道，彼时的毛泽东寄希望于圣贤救世济民，并担当起改造民众思想之重任。这表明在历史观层面，毛泽东尚未脱出“圣哲”创造历史的藩篱。对于政治体制，他也曾赞成君主立宪制，后来亦在文章中宣传：“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显然，此时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尚浅，尚未辨析孙中山与康梁主张的不同。尔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5年半的求学经历对毛泽东思想观念的影响颇大，如其在自述中所陈：“我在这里……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及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皆与当时毛泽东等有志青年对于“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一问题的探讨密切相关。他们开始醒悟到不能沉浸在个人冥想和陷入“人自为战”的境地中，而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此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诸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由此产生。于是，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当然，彼时主张成立共同体的毛泽东并非已具有自觉的“群体意识”。1915年至1918年间，其所强调的仍是个人独立的自我中心倾向，求友互助是为了自我品性改造和学问进步，这是实现变革政治、国家应以变革人心为目标的基础。这样的思想观念也体现在后来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性质上。

　　(二)社会行动：新民学会从学术团体逐渐转变为政治组织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知识青年多有自发的进步组织。1918年4月，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会议讨论通过了会章，并以“新民”为会名。“‘新国’当首先‘新民’，把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思想革命当成政治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构成了毛泽东当年政治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革命”即人观念上的革新。由此就不难理解学会为何将其宗旨确定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总而言之，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是一个侧重于学术的团体，政治性还比较模糊，注重个人品行修为，以图改造国民性。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新民学会成员只追求“独善其身”，其日常活动恰如1936年毛泽东对新民学会的评价：“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此外，会章还规定了会员须遵守的纪律及向学会汇报思想、工作和学习状况的义务。相比同期其他社会团体，新民学会纪律有一定约束效力，但并无组织层面的严格要求。这样无鲜明主义，亦无严明纪律的组织自然无法承担救国救民之大任。不过，毛泽东和蔡和森在3个月后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蔡和森在信中就毛泽东提出的新民学会组织活动问题，写道：“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不难看出，他们已不满足于老师杨昌济那样只潜心学术和教育之道，冀图更直接地参与政治。但他们设想的参政，既不同于只批评政治的所谓“清流”，亦有别于直接在政治舞台上钩心斗角的各种政党。这种思想性质的转向为学会发展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奠定了基础，也为与主张温和改良的学会成员之间的分裂埋下了伏笔。不过从后来的实践活动看，新民学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留法勤工俭学上，仍未脱离教育范畴。有意思的是，此时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思想上还有一定差异。据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的沈宜家回忆，蔡和森经常讨论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而1919年2月至3月间，毛泽东与他交游中却“不说一字政治，更不及共产、苏俄，只偶及易经大道”。“一字不言政治”或是沈宜家的夸张之语，但此阶段的毛泽东的确更相信“少谈点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毛泽东对彼时中国形势的判断，其以为现时不是全力做事的时代，劝会友亦莫做事多于求学。这样的观念认知表明，毛泽东与完全信仰共产主义并选择政党这一组织手段进行社会革命尚有一段思想和实践的距离。

　　(三)路径选择：青年毛泽东坚持“以教育为手段”

　　纵观此阶段，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的组织形式选择，主要是从期望大哲学家、大伦理家等圣贤开化人心和改造世界到“嘤鸣求友”，创建新民学会的转变。处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囿于种种限制无法直接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可以明确的是，彼时的毛泽东已确立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远大追求。且其背后一贯的思路是希冀以教育为工具，唤醒民众，以谋救国之道。青年毛泽东之所以会以教育为手段，采用学会和夜校的形式，大抵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用教育改造国民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事业。国家快要沦亡，皆因千年来民智未开，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而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更让他们惊醒：“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因而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成为当时先进分子的共同主张。1917 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表示，要从宇宙之大本大源，即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为毛泽东乐于“当教书先生”的初心，亦是他坚持办夜校的缘由。因为这既是接触社会的好机会，又是当时社会状况下造就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人才之良道。其二，之所以选择“学会”这种组织，实则也是深受梁启超政治主张影响的结果。梁启超认为，学会乃实现“惟强吾国之知”目标的不二途径。“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的学会对维新运动的推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梁启超言：“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讲求新学、议论时政的“学会”组织颇能满足毛泽东广人才、开民智的追求。其三，此时北上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名流学者和大批有志青年。这使得他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不过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态是“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当时毛泽东尚未对马克思主义建立坚定信仰，当然也就不会选择政党作为改造社会的组织形式。而民国初年“不党主义”思潮的影响，更是让革命青年对政党心生嫌隙。政党政治弊端的显露让不少先进分子和民众对政党失望。曾大力推崇政党政治的梁启超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中感慨道：“吾为此惧，故吾于政治团体之活动，遂不得不中止”，“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可以推见，处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群众型”“革命型”政党还未真正成为其改造世界的组织载体时，难免受到“不党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吸取强学会依附旧势力的教训，创建“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的新民学会就成为一个较好的选择。不过，内忧外患的激变时局加速了新民学会转向革命组织的步伐。

　　二、“呼声革命”：民众的大联合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促使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潮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社会思想潮流，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皆投入其中，毛泽东亦如是。在此期间，毛泽东领导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他以新民学会为基础，先后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组建湖南改造促成会，又建立长沙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作为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开展现实斗争的阵地。在思想上，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更清晰地意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并在第二次北京之旅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在政治组织观方面，经历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毛泽东不再相信旧有政权结构的内部改革能够成功，也不再单纯依赖非主义结合的社会组织，而是“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一)思想转变：从“精神之个人”到“民众的大联合”

　　“合群”“联合”的主张自民族危机日渐加深之际即已萌发。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均曾提出“联合”的思想。可其实践效果诚如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批评，“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尔后，平民主义、互助论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传播让民众联合理念在爱国浪潮涌起的中国生根有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了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创办了《湘江评论》，并以此为阵地宣传新思潮和介绍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连载长文《民众的大联合》。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彼时世界与中国的境况是“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至于改造之法，毛泽东以为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道路固然不错，但皆非根本。直接的政治介入促使他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毛泽东不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而是深刻意识到社会变革需要组织起来，实践的工具也只能是“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因此，他主张“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执着于个体解放的探索，亦抛弃圣贤济世救民之道，更明确地认识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的联合，民众应当起来与强权统治作斗争。至此，“‘群体意识’已潜在地，并日趋明朗地成为他思考的重心与主题”。对于民众联合后的具体行动策略，毛泽东虽肯定十月革命已引起了整个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但此时仍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他却主张“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因此，相比于号召同强权者拼命的马克思，毛泽东认为较温和的、不急于见效的克鲁泡特金派的思想更深远。“从平民了解入手”，强调“联合”“合群”，既是巴黎和会后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怀疑、失望的反映，也是毛泽东对彼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即中国暂不具备俄国革命成功的条件，“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民众联合的基础是“共同利益”。不同境遇和职业的群体因共同利益的不同，可以组成大小各异的小联合。诸如农民、工人、学生、妇女、教员等都应根据自身的利益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不难看出，“呼声革命”和各利益群体的联合在毛泽东的认知和思想中非常清晰。但这样的联合远非主义凝聚、纪律严明的革命方式。

　　(二)政治实践：主义信仰与组织形式选择的短暂错位

　　军阀张敬尧的蛮横和谭延闿的伪善促成了青年毛泽东的两次重要政治实践。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领导发动的、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也成为毛泽东再次北上并加速思想和实践转向的直接原因。抵京后的毛泽东迅速组织起“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进行请愿活动，随即又成立平民通讯社发表大量驱张稿件、电报、宣言，并分送京、津、沪、汉等地报刊。尽管最终迫使张敬尧离开湖南的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但驱张运动的奔走呼号仍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更大收获是接触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资料。他读了很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译著和文章。毛泽东坦言：“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不过他又谨慎地表示自己在理论上以及只是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和行动上的不完全吻合清晰地体现在了毛泽东两种看似矛盾的实践中。一方面，他没有立即全身心投入建党、进行武装革命的工作中，而是在谋划另一“根本性改造”——建设一个理想湖南。湖南自治运动成为毛泽东在该阶段又一关键的政治实践。他和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途经上海的毛泽东又和陈独秀讨论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返湘后，毛泽东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湖南自治运动上。另一方面，思想观念上的转向又促使他调整了新民学会的工作方向——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易礼容等利用湖南军阀谭延闿用所谓“民主自由”装点门面的政治环境，创办了文化书社。关于书社的发起缘由，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申明：“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造成此等状况的原因是，“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毛泽东这份公开申明，一是彰显了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没有各个地区民众的觉醒和勠力同心，难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因此，通过地方自治凝聚小群而集成大群，在彼时复杂的境况下最为可取。二是这里的“新文化”已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而是社会主义文化。所谓“新思想”亦指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研究会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三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开启“民智”，进而实现“民治”。可是在当时的现实状况下，何种行动方案能改造中国社会呢?思想和实践仍处于错位状态的毛泽东选择了“湖南自主、自立，废督裁兵，公民制宪，实行民治”的改良路径。对此，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解释道：“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然而结局可想而知，面对军阀暴政，这场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注定失败。

　　(三)缘由剖析：“主义的认定”与“政党的选择”何以存在时间差

　　此阶段的毛泽东在政治组织观上主要完成了从看重个人力量、以教育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工具到深刻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的转变。他呼吁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组织起来，建立各类促进会，组织宣传、请愿、游行等政治斗争活动。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他已经在理论上以及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上述毛泽东的实践历程来看，他在思想观念转变和实践工具的选择上存在时间差。这说明毛泽东对“主义”的认定与对“政党”组织的信赖并非同步发生。在这里，他使用“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这一限定语，至少表明当时他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共产主义活动上。首先，从彼时的社会思潮观之，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虽然让中国社会思想局面为之一新，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仍旧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重要社会思潮。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皆属于这一范畴。青年毛泽东政治实践路径的选择难免受此影响。其次，1920年，毛泽东虽也参加了一些建团建党的实践活动，并创办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书社以及俄罗斯研究会，但彼时他仍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远非后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毛泽东深知“流血革命”的残酷，转而主张“呼声革命”，即依靠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各类职业群体开展平缓、不流血的变革，期望以“社会互助”的改造模式达成变革的目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便是青年毛泽东非常推崇的一种实践路径。此后，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湖南共和国”，开展请愿式的湖南自治运动，“可以说，这是‘新村理想’的进一步放大和具体化”。但各省自治这一理想的国家模式回避了国家的阶级本质，行动策略亦未抓住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要害。因此，无主义凝聚的“呼声革命”在军阀的武力镇压下迅速溃败。对于这场运动，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

　　三、“主义的结合”：要有一个革命党

　　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从行动又回到思考。他向罗学瓒感叹“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于是借机到江西萍乡休养，并在给友人写的系列信件中对改良式的政治变革进行了深刻反思。不久，萧子升带回的蔡和森关于建党讨论的信成为毛泽东完全转向俄式革命的关键。1921年1月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以及组织共产党以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此后，毛泽东全身心投入到建党实践中。新民学会、新式社团(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等)、船山学社、工人夜校、文化书社等社会组织亦因为有了主义的引领和建党的目标而成为传播思想、物色人才和准备经济的基地。

　　(一)关键转折：自治运动的反思与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影响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和蔡和森的建党主张成为毛泽东实现思想与实践双重转向的关键因素。对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性质，毛泽东有着清晰的认知，即二者“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在这两场颇具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中，毛泽东对自身的定位亦很明确：“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此即不主张夺取统治阶级的政权，而是通过“呼声革命”促进统治阶级的觉醒，让统治阶级实行人民制宪来达成根本改造湖南乃至全中国的目的。可残酷的现实让毛泽东意识到，在暮气沉沉、腐败积重难返的政治环境下，改良道路绝无希望；用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实现社会根本改造之目的，注定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他进而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经过现实斗争的洗礼，毛泽东真正理解了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所具有的价值认同和力量凝聚的核心功能。至于未来的规划，毛泽东在回复李思安的信中再次强调，“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因此他建议，已经出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一部分人可以从事学术研究，一部分人进行根本改造计划；未出国的成员可以继续求学或从事社会运动。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社会运动”并非建党活动，而是指各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业。显然，在这份毛泽东给出的新民学会展望规划里，建党仍只是社会实践路径之一。

　　关键的转折是毛泽东与蔡和森关于建党讨论的通信。蒙达尔尼会议让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达成将学会的方针调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识，但对于具体的改造之法，成员间出现了较大分歧。对于萧子升等主张的以教育为革命工具，依靠工会、合作社进行改革的蒲鲁东式无政府主义主张，毛泽东在给蔡、萧二人的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教育的方法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权结构里行不通，有产阶级亦不会因为教育相信共产主义，这是残酷现实给毛泽东的深刻教训。因此他得出结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既然要走俄国式的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得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现在就要准备”。可身处国内的毛泽东对国际共运史、世界革命运动大势和共产党原理及准备方略等情况了解不多，而蔡和森讨论“共产党”的信件解答了上述问题。在信中，蔡和森用唯物史观驳斥了有产阶级的唯理观，并指出第二国际的修正派和国内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改良派皆沾染了唯理主义的毒。与此同时，他也批判了只注重经济的工团运动，认为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解放。接着蔡和森介绍了国际共运史，分析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政治分野。随后，蔡和森又对世界各国已加入或即将加入共产国际的情况作了说明，由此得出此乃“世界大势所趋”，“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在信中，蔡和森再次强调党的组织的极端重要性，并详细说明了建党步骤，嘱咐毛泽东物色人才，组织宣传机构。蔡和森深入细致的剖析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的建党决心。对于这封意义非凡的信，毛泽东在回信中激动地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不难想见，这封信不仅激活了毛泽东此前参与的马克思主义活动经验，也进一步强化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至此，他“确定了用暴力谋求民主的方式；确立了用‘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的目标；确定了以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并以此作为社会改造中枢的社会组织模式”。

　　(二)投身建党：以主义为旗帜的革命实践

　　1921年 1 月 1 日至 3 日召开的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成为毛泽东公开自己转向共产主义，坚定选择共产党这一革命组织的标志性事件。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学会应以什么作为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这些方法当下如何着手。对此，毛泽东分析道：“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可见，毛泽东等人主张建立的共产党，一是有旗帜鲜明的“主义”来凝聚人的思想，且这种“主义”不狭隘地局限于一国一族，而是突出强调其国际性，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改造世界的宏愿；二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根据，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是其内在的优秀品格；三是主张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是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此次大会提出的“有组党之必要”成为共识，也标志着新民学会从一个追求个人进步的学术团体转变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的革命团体。

　　新年大会后，毛泽东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建党实践工作中。不过在此之前他已参与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受到陈独秀委托，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于安全考虑，小组并未以自身名义公开活动，但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李达多年后谈道：“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他在接到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便着手建立湖南的团组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成为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的重要决议之一。决心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奋斗的年轻会员也都加入了青年团。此外，毛泽东积极在长沙各学校的先进学生中物色团员对象，并委托张文亮开展具体工作。他一再嘱咐张文亮，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毛泽东吸取新民学会内部主义之争的教训，注重团员的质量和思想追求的一致性，以此来保证团组织的革命性和纯洁性。长沙的党团组织成立后，多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亦通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工人夜校开展工人工作。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团的成立而彻底抛弃先前的社会组织，而是以建党为目标、以主义为旗帜，使这些组织更好地成为传播思想、物色人才和准备经济的阵地。当然，毛泽东亦没有放弃将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等便以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以此作为党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场所。湖南自修大学仍主张研究各种学术，但此时的研究已然不是单纯“潜在”地做学问，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改造现实社会之研究，培养党的干部。对此，毛泽东强调：“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此外，毛泽东等人帮助改组湖南劳工会，促成阶级觉悟，领导人民团体进行纪念十月革命大会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毛泽东以有主义凝聚的、铁的纪律的中国共产党为组织，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由上可知，青年毛泽东在世界观层面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他在政治实践层面选择共产党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组织载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在诸多主义信仰与组织形式均失效后，青年毛泽东在思想和实践双重转向的过程中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政治组织观。第一，政治组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工具。从以学会及各种联合会为载体、以教育为工具，到后来以共产党的形式组织革命斗争，不论是学会还是党都是一种工具。这和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的“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毛泽东、邓小平后来多次提出的“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工具”的性质判定一致。第二，一个有战斗力的政治组织，不能仅仅是意见的简单集合，而必须是与“主义”的结合。在一个政治组织中，只有确立明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才能使人“知所趋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湖南自治运动促进会等组织，实际上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只有共产党这一形式才是符合毛泽东要求的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政治组织。第三，一个能肩负革命任务的政治组织，不能是不问政治的“清流”俱乐部，也不能是旧政界沉浮于宦海中的各类政党和社会组织。在这里，毛泽东严格区分了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政党”和“共产党”，指出尽管两者都以参与政治实践、实现政治目标为己任，但后者与前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并不急于马上走近政治舞台中心，而是致力于组织和发动最广大的民众。这一点，无论是新民学会时期，还是后来参与建党时期，都是毛泽东心中非常明确的原则，而以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宣示的“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最合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