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远谋深，运筹帷幄：毛主席在1941年以后的战略布局——“三个毫不动摇”

　　序言：

　　1941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导致七千新四军战士牺牲，使国共矛盾上升到了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地步。日本利用蒋介石“剿共”这一时机，向国民党统治区先后发动了豫南战役、中条山战役，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特别是在中条山战役中，日军歼灭、俘虏国民党军队七万七千余人，使蒋介石都不得不认为这是抗战史上的耻辱。6月，苏德战争爆发。面对如此紧张的国内外局势，毛主席做了怎样的战略布置？

　　主席的战略布局，主要有三点：一、毫不动摇地坚持在敌后扩大中共领导下的战略空间；二、毫不动摇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并反对大规模运动战；三、毫不动摇地预防蒋介石对中共的突然袭击。第一个“毫不动摇”，从空间布局上保证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继续发展；第二个“毫不动摇”，捍卫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行动方针；第三个“毫不动摇”，保证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政权的安全。

　　早在1941年2月1日——在日本对国民党集团展开新的攻势不久，毛主席就迅速要求我军在即将成为新的敌占区的各地布置游击战争。主席根据日本发动豫南战役、对河南展开攻势的实际情况，在这封电报中提出了经略河南的设想。主席指出：“利用日蒋矛盾及目前日寇向豫北豫西进攻机会(日寇此次东从涡阳南从信阳作包围汤李何桂之战役攻击，汤李何有受极大损失可能)。你们第一，应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间发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主席的意思很清楚：日本打到哪里、哪里变成敌占区，我们的队伍就打到哪里、发展到哪里。同时，主席强调：“彭雪枫部应恢复新四军番号，如将来华北部队南进，亦用新四军番号。新四军现在是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了，他可不受任何法律拘束（国民党元老中有忧虑浙赣皖豫将遍地皆匪者）。”（《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主席强调用新四军经略河南而不用八路军，有重要历史背景。1940年漳河划界之后，八路军无法挺进界线以南地区，所以当时只有被蒋介石宣布“叛变”的新四军有经略河南的时机。主席这里也有很强的政治考虑：当时正值反共高潮，主席对外以不主动宣布破裂为方针，所以这时用新四军而不用八路军经略河南，也是给蒋介石了很大的诚意、面子。2月3日，主席也特别表示：“目前中央军与敌决战,我暂不应挺进豫西、陕西。但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你们即应向平汉路逐步推进。但均应以打敌人为原则。发展河南是决定了的,但在未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4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虽然由于日本突然停止进攻和蒋介石要部队重回原地而导致经略河南的彭雪枫部暂时撤出，彭部也积极阻止了顽军向我们根据地的进攻、沉重打击了顽军的气焰，并为中共经略河南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后来中共在河南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与革命队伍，离不开主席这时的积极准备。主席这一战略设想，确实是非常高远的。

　　主席还指出：“李先念的发展方向是鄂西、豫西、鄂东三方面，鄂东即令现有之浠水、黄冈支队及路东支队担任，加强其政治领导能力。鄂西、豫西均随着日寇的进展向前推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在毛主席的精确制导下，李先念部在鄂东实现了比较高效的发展，不仅在日寇大片占领的鄂东地区打开了局面，而且沉重打击了当地顽军。主席对李先念部的发展高度认可：“大别山方面,我李先念正向鄂东发展,桂系已应付不暇。”（《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李先念占领大悟山,缴枪数百枝,桂军反攻我安全撤至小悟山。”“皖东桂军被日寇打得七零八落，李先念在鄂东有新发展。”（《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李先念部所占地区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疏散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应千方百计送到那里去。”（《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主席的战略视野极其宏大。4月30日，主席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发展上海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主席经略湖北、经略东南大片地区的设想与经略河南的思路比较像——日军打到哪里，我们就发展到哪里，在敌后扩展我们的战略空间。

　　主席抓紧一切时机扩展中共战略空间的重要决策，也体现在处理“漳河划界”后国共关系的战略方针之中。一方面，漳河划界之后，国民党不同意八路军“越界”、对我军扩展革命战略空间强烈抵触；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向毛主席提出了“配合作战”的请求。6月9日，主席在他亲自起草的、以朱德和彭德怀名义发出的致国民党军官卫立煌的电报明确表示：“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然此建议，在不谅解德等苦心之人，或以为出于乘机扩大地盘之目的，实则真欲保卫郑、洛、西安。德等愚见，认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主席的意见很清楚：我们愿意进行直接配合，但是你们必须同意；你们如果怕我们“占地盘”不同意我们来，我们也没办法来直接配合你们作战。你们不同意，我们来不了，这使我占理，在政治上对我们也有利。

　　毛主席敏锐的双眼对中条山紧盯不放。7月22日，主席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决定准备于必要时占领中条山。请注意把薄一波、张爱萍与十八集团军建制分开。他们都是抗日有功部队,并无越轨行动,却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而至今未得正当解决。”（《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6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可见，主席这时对“漳河划界”还是非常敏感，尽量不想让八路军突破界限。但是，7月30日，主席则表示：“蒋介石此次反共宣传经反击已暂停止。其用意不外准备舆论,便于日攻苏时有理迫我开黄河以北。但只要苏能胜,日必不敢反苏;只要英美苏合作,蒋必不敢大举反共,整个形势于我有利。”（《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6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根据新的判断，主席下了八路军经略中条山的决心。8月17日，毛主席则致电彭德怀，指出：“中条山十县既只有敌伪全无友军，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很对的。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多派一点，以不使卫感到威胁为度。阎锡山与蒋矛盾甚大，向我们拉拢，王靖国部队东进，目的在占地盘吃饭，我们应让他占一部分地盘，不与磨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中条山的游击战争》）此时，中条山十县已全部被日军占领，蒋介石也早已不敢像之前那样极嚣张反共，所以主席认为：我们既不需要顾忌日军占领中条山之前的漳河划界，也没必要在这时注意再尽可能多给蒋介石“面子”了。所以，主席果断决定抓住这一宝贵战略时机去中条山扩大革命战略空间。

　　主席扩展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战略空间的重要决策还包括“以山东为枢纽，争取攻占东北”。1942年7月9日，主席在给刘少奇的密电表示：“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1年1月29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做出国共最终破裂不可避免、蒋介石集团已毫无“共同建国”“和平进步”希望的决定之后，中共在对国共前途的主要估计就是必然最终破裂。这一点也在主席的很多著作特别是主席的七大讲话中有体现，并被后来事实证明完全正确。但是后国际存在英美苏蜜月这一极其特殊的情况，所以主席也有过利用英美苏给蒋介石施压、暂时实现“合作建国”的设想。这一设想在1941年1月29日以来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主席的主要设想。虽然这一设想在主席这封电报中有体现。但是，这封电报还体现了毛主席惊人高远的战略思维——以山东为枢纽，逐渐实现新四军安全向北转移与中共经略东北。

　　抗战刚刚胜利后，时局不出毛主席所料——解放战争时，陈毅和粟裕率领的原新四军主力果然逐渐以经略山东为主要任务、山东大量队伍则调到了东北。将山东作为贯通南北的战略枢纽——这是毛主席的惊奇战略设计。主席的这一战略设计最惊奇之处还不是攻占东北，而是以山东作为战略枢纽。早在1938年2月8日，主席就在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讲：“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以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8年，四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关于国民党将准备妥协的预见被事实证明正确。我们也可见，主席很早就注意打通中共部队通向东北的道路。东北战略意义重大，是自古以来伟大战略家都知道。蒙金战争时期，成吉思汗就做出了攻占辽东的决策，对金国进行了举足轻重的打击；明末的袁崇焕也极其重视坚守辽东，以提防满清猛烈南进。然而以山东为枢纽经略东北，则是毛主席独特的战略设计。

　　中共军队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武器装备差距极其悬殊。1939年，八路军中拥有近代化武器的兵力仅占全军35%，新四军更是“雪上加霜”。家底本来就不够厚，主席当然反对硬拼。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国际，谁催着我们冒险，谁都会被主席坚决抵制。

　　1941年5月9日，主席在给周恩来的电报表示：“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对配合作战问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同蒲、平汉两路敌正忙于运输,确在集中兵力,战事不可免。”（《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同日，主席在亲自起草的致各位同志的电报明确表示：“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在战事发生时，应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5月14日，主席在给彭德怀的电报表示：“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恩来要求将晋东南、晋西北、五台、冀中、冀南、山东都包括在配合范围之内: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5月25日，主席在给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表示：“蒋介石对晋南作战方针是避免正规战,专作游击战,判断今后晋南蒋之各军将尽取滑头战法。我军在敌继续向中央军攻击期间,仍继续以游击战相配合。”（《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可见，主席高度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激将法”、坚持布置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一战略方针，而不盲目对日大打出手。这就是“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为了使全党同志不上国民党的当、长期坚持游击战略方针和敌后政治瓦解工作、保证作战规模不扩大，主席特别强调：“目前大局，可能德国继续反英反美,美国参战,造成长期战争;中国则继续国共合作，造成长期战争，长期磨擦。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准备继续四年的长期战争。华北、华中要支持长期战争，就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七分政治，加紧敌伪军工作，不要像百团大战那样硬打。”“健全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否则单靠把主力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60-36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说，主席提到的“继续准备四年长期战争”、“美国参战”也是100%精确的惊人预见。这时是1941年，四年后就是抗战胜利的1945年。主席不仅自己坚持游击战争、人民战争战略方针，而且主动、真诚将这一正确战略方针告诉国民党，并强调我军非实行这一战略方针不可。主席在6月9日起草的给卫立煌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抑犹有须声明者，在委座及吾兄批准上述建议之场合下，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目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以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主席的意思很清楚——你们输就输在不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你们别想坑我们、别拦着我们搞游击战。

　　主席不仅抵制蒋介石的怂恿，也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建议。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主席坚决拒绝了斯大林关于直接派八路军与日本关东军作战、牵制东北日军的错误建议。7月2日，主席就在给彭德怀的电报明确指出：“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这就非常及时的规定了我军作战的范围——绝不冒险——绝不为直接帮苏联而牺牲我们自己的战略利益。7月15日，主席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也表示：“关于军事行动，自苏德战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帮助苏联红军我们决取广泛游击战的长期斗争方针》）这就严格规定了我军作战形式——长期游击战争。

　　为保证我军长期坚持游击战争、防止我军因苏联因素对日本大举进攻，主席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7月18日，主席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所提反攻口号是对的。我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但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6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7月30日，主席在给黄克诚的电报指出：“假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亦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未改变前仍是与敌人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期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我们从这些电报中可见主席毫不动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战略决心。主席在7月18日给刘少奇的对二战前途的预见与美德、美日矛盾不可避免的预见，全部被后来的事实——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二战最终胜利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主席的这些预见，不能不让人惊呼一声“毛主席万岁”，否则真的有失公允。

　　1941年9月8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中共中央指出：“据驻这里的苏联同志向我们转达的信息说,国防人民委员请求我们在爆发日苏战争时派遣部分正规军和游击队到南满开展作战行动。”“但是这个措施的实行将取决于具体情况,因为日军现在正对我军部队展开疯狂进攻,并且这次进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猛烈程度上都超过了以往对我们的所有进攻。我军部队在为保卫华中和华南的游击区全力抗战。由此可见，只有在粉碎这次进攻之后才能调离部队。此外,我们通过靠近北平、热河的地区到奉天郊区去要走上千公里,而且沿途日本人构筑了堡垒，因此我军部队无法迅速到达南满。惟有在日军将其全部力量集中在对苏进攻上,而在河北东部热河东南部、奉天南部驻扎很少敌警备部队的情况下,我军部队才能迅速潜人指定地点。否则我们部队只能以很慢的速度潜入南满。我们的意见是:在日苏战争爆发的第一阶段,我军的主要任务是以目前的游击基地为依托开展活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22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人民委员”也就是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毫不客气地否定了斯大林的错误建议。主席的意思很清楚：日本军队强大得很、敌军围困万千重，在这种敌强我弱而且我们自顾不暇的形势下，我们根本无法打到南满去。如果我们冒这个险，我们没多久都可能被日军消灭掉。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斯大林的这一错误建议的拒绝，让中共军队避免了一次类似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血战湘江”的灭顶之灾。

　　皖南事变后不久，毛主席通过对外不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决裂争取了回旋余地、通过激烈的政治攻势打得蒋介石陷入被动、通过向共产国际投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式的“重磅炸弹”使苏联以最积极状态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为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创造了根本前提。但是，一向思虑深重的毛主席即使在蒋介石有被迫妥协的迹象时也不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不仅长期在全党吹预防突然事变的“黑暗风”，而且紧密部署着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防御。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只要对外公开不主动宣布破裂，对内把形势说得越黑暗、越严重，越有利于全党独立自主坚定政治站位、预防一切可能的毁灭性打击，从而保证全党站在安全的位置。这并非封建帝王式的“生性多疑”，而是任何时期真正的政治谋略家都必备的“生存哲理”。

　　1941年4月10日，主席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王震:“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宜川、洛川一带中央军有准备进攻讯。请贺关准备必要兵力随时待命调动,王震速返绥德。”（《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同日，主席又连续两次致电贺龙、关向应，要求“须准备抽调五个足团，待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之用”“现查悉北面暂无紧急情况，惟何应钦已到西安，李文之三个师似有准备进攻之意图，我须预为准备。如其进攻测可能是突然袭击延安、鄌县两点。”（《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2日，主席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准备机动部队集结整训之布置甚妥。”“惟集结位置须选在行止两用之处，应依情况须行则行，须止则止，可以活用。”“请彭左考虑抽调三至五个团移驻晋西北,以备万一。先行准备,待命行动。”（《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4日，主席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仍应加强侦察,部署兵力’，并通过广播‘揭露其阴谋’”“我军正积极布置边区防御,延安亦正从事准备。‘对蒋进攻延安阴谋,准备公开揭破，但还拟看一看，如蒋知难而退，则饶他一次，以免引起紧张。”（《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日，主席指出：“无论蒋介石是否马上进攻延安或增兵榆林,从聂区调两个旅至晋西北机动位置是必要的。两旅到后主要集结整训,并从事生产，贺关准备再开一个团至绥德以增强王震旅。”（《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可见主席对蒋介石的极度警惕！

　　5月5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陈毅、刘少奇并告彭德怀、左权，通报最近国民党军在华中动态：“何柱国要汤恩伯令李仙洲派队向我进击，汤李机处置，并未令其急进。在作战部署上，蒋桂间的汤恩伯与李宗仁有重大矛盾，各欲置对方于危险地带，置自己于有利地带。查何柱国近日进攻新四军表面卖力实则窥知汤李不欲急进，故示积极，免负剿共不力之名。汤桂地盘之争，蒋仍取妥协政策，但蒋攻我之心未死。”“没有敌人大举扫荡,他是不会放手的。”“通报要求此情仅供参考，‘不要松懈防蒋之心。’”（《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5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可见，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军事反共的计划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的情况下，毛主席依然要求同志们不要对蒋介石放松丝毫警惕。中国共产党应该感到庆幸——如果当年在抗日战争，中共没有毛主席这样一位思虑极其深重、对“同盟者”高度警惕、如履薄冰一样长期考虑准备最危险情况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就很难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双重压力下生存和发展，更不用说能不能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了。

　　综上所述，1941年以后，毛主席以“三个毫不动摇”的战略布局，使中共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高度的主动权。毛主席经略河南、鄂东等地以及以山东为枢纽准备经略东北的战略设计，以及毛主席的重要预言——“坚持四年抗日长期战争”“英美苏合作奠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美日、美德矛盾不可避免”，都证明了毛主席惊人的高瞻远瞩；毛主席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敌后根据地、坚守游击战略方针，以及毛主席对蒋介石集团的高度警惕，则显示了毛主席运筹帷幄、思虑深重。基辛格在《论中国》对毛主席的思虑用“冷峻”来形容，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毛主席这样“冷峻”的领袖，中共不可能在这种炼狱般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新中国也不可能在1949年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