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口思想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点强调：“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

　　已经连续4年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在重点提人口生育率的问题。

　　说明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从顶层设计层面全局统筹了。否则，大国空巢不远了。

　　我在2019年写的一篇文章《人口大起落（新生娃只有1100万？）意味着什么？》我记得当初写这个文章时，也引发过不少争论。我当时在文章里呼吁的“不要把教育市场化”，“限制课外辅导班”，“把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很多观点都在逐步应验（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文章和这些年的政策）。那不是心血来潮的口号，而是根据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认知。

　　当时二胎刚放开不久，新生儿出生率刚刚有大跌的苗头。

　　当时大家还在预期龙年宝宝数量会大幅回升。

　　当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人口太多了，没必要忧虑人口问题。

　　我之所以写那个《人口大起落（新生娃只有1100万？）意味着什么？》文章，源自于之前在天涯写《不被理解的毛泽东》时的思考。那时候因为回顾毛泽东的生平，也看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生育政策。

　　那时候天涯论坛还比较热闹，中国高速铁路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我一边在高速铁路上做桩基和桥梁检测，一边写不被理解的毛泽东。那时候的计生政策已经相对松动了一点，一胎化已经不再那么严格，但是多子女家庭占比很低。我当时感觉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记得小时候计划生育还比较严格，农村基层为了抓超生人口，经常出现激进手段。尽管如此，那时候大家还比较热衷于生儿子继承香火（时常出现遗弃女婴现象），甚至想方设法多生孩子。现在农村基层，大家想的也是尽量少生娃。

　　后来我想明白了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逻辑，也算是从另一个维度解释了人口起落。

　　这里先聊聊毛泽东的人口思想。

　　毛泽东是历史巨人，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历史的焦点。

　　后来的计生政策，在毛泽东的世界里，其实就是人口思想。所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人口思想是不完善的，算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面临的一个极大的难题，就是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毛泽东很善于在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战略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尤其是农民战争推动改朝换代的历史现实）结合而形成的创新。但是关于人口问题，中国历史提供不了明确的答案。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结构和王朝周期紧密相连。

　　我在立体史观大周期律中描述过：

　　王朝中期，人口达到顶峰，同时也是内卷（比如土地兼并）顶峰；

　　随后在内卷中走下坡路，再出现点天灾人祸，就会引发内乱，人口减少十之七八；

　　内乱达到巅峰时，也便是王朝的末年；新的强人在废墟中重建新王朝。

　　每一个新王朝之初，都是建立在人口大幅衰减的基础上，经过一两代人的修生养息（也就是吃人口红利），走向巅峰；进行下一个循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是对历史的总结，即战争、瘟疫、疾病病、以及其他政客酿成的人祸，是人口起落的动因。但是在立体史观逻辑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过时了，因为它是建立在物资匮乏的前提之下，不适用于物质过剩的时代。

　　共和国诞生之初，人口就5.4亿。

　　战争一停下来，人口再次迎来爆发，20年之后的1970年，中国人口变成8.3亿，人口结构一直处于失衡的边缘。

　　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开国就面临人口压力的先例。

　　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冲击：

　　其一，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农业国，农耕土地是定量的，但人口爆炸性增长，所以吃饭问题难以解决。

　　其二，因为工业化还没有形成体系，新增加的工作机会远远少于需要就业的人口数量。最后形成了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局面，但吃饭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其三，因为那个时代的一切都是计划经济，唯独人口爆炸难以计量，整个体系陷入混乱。

　　如此等等，再加上部分激进的政策因素（详情参考《不被理解的毛泽东》系列），导致了1958年下半年到1962年的灾难，以及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变革。

　　如何控制爆发式人口结构失衡，成了摆在第一代领导人眼前的巨大难题。他们前半辈子都是在枪林弹雨的乱世中度过的，自然有信心解决任何难题。

　　1953年，当时的政务院（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敦促卫生部于1954年７月修订下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拉开干预人口结构失衡的大幕。

　　1954年底，刘少奇作了《提倡节育》的讲话：“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当时他主张，节育问题除口头宣传之外，要先统一党内思想。

　　1955年２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干部会议上指出：“要在我们干部中间提倡邵老提议的节育的办法。”

　　这表示在建国之初，第一代主要领导人，都意识到了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危机。他们的对策就是“节育”，这也是后来计划生育的思想基础。

　　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他的表态才具有最终的决定性。

　　1956年10月12日，他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

　　在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说：

　　“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

　　“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

　　毛泽东的意思大致以下几点：

　　1、提倡节育，指夫妻采用各种避孕方法节制生育。这在现在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但是在古代，既没有节育思想，也没有节育手段。

　　2、提倡家庭有计划的生育，即生娃之前做好规划。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生娃基本上都是靠本能冲动，根本没有所谓的计划。

　　3、控制人口增长，但并不是让人口下降，而是有节奏地增长，和全国的经济政治适配。简单来说，就是维持人口结构的健康。

　　毛泽东这个想法很美好，但出现了两个他没有料到的局面：

　　其一，后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很严苛。

　　其二，产能过剩之后，人们的生育观发生巨大转变。——这点没料到很正常，因为人类文明史上从没出现过如此社会现象。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去世那会儿，世界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育率大幅下滑。

　　这两点恰好是现在人口生育率大幅下降的根源。

　　改革开放过程，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有利的一面在于，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不利的一面在于，数十年如一日地宣传“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已经深入人心。

　　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后代”，然而认为自己还是孩子。

　　物质匮乏的年代，必然导致信息传递很弱。基层大多数，基本上一辈子被限制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依靠本能繁衍后代。

　　如今这个世界，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物质都是极大丰富。然而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逻辑，物质丰富必然提升信息的传递速度，从而让基层大多数看到贫富差距，从而认为自己没有“优生优育”的能力，婚育的愿望降低。

　　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所有文明体系、国家或种族，但凡经历过工业文明的洗礼，都是这个结局。以华夏文明圈为例，日本、韩国如此，越南和朝鲜也在紧随其后。以基督文明圈为例，欧美皆如此。以印度教文明圈为例，印度生育率也在走低。以伊斯兰文明圈为例，接触过工业化洗礼的伊朗和土耳其西部，人口生育率也在大幅下降。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要想扭转生育率，必须先扭转生育观念。

　　要想扭转生育观念，需要消减贫富差距，提升普通人的幸福指数。

　　这就涉及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上文说过，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口思想不完整。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离不开毛泽东思想体系。我在不被理解的毛泽东，和民国梦与民国中，结合立体史观大周期律，有着系统的描述，大家有兴趣可以对照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