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是处理党内路线斗争的典范——纪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80周年

　　试论毛泽东是处理党内路线斗争的典范

　　——纪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80周年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都是如此。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

　　——习近平（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政治报告前言、第十五条第四点）

　　引 言

　　本文所引述的毛主席语录，在于表明一个政党会因社会环境特别是各阶级矛盾、斗争的影响，而在党内产生不同信仰理念、思想观点、路线派别，自然党外也会产生不同主张的政党组织，这就必然产生了党内外的矛盾、斗争。甚至会交织在一起。

　　本文所引用习总书记讲话，在于表明无产阶级政党面对着党内外矛盾、斗争，尤其党内，作为党的干部一要“敢”，二要“善”，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除了展示无产阶级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斗争而成立先锋队即政党领导革命斗争外，还切实地揭示了党内的信仰、主张、路线上的矛盾、斗争与党外各派别的矛盾与斗争交织存在的长期性、反复性。

　　远在1847年6月，伦敦成立的国际无产阶级第一个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同其前身中的德国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海尔曼•克利盖、莫泽斯•赫斯进行了多年斗争之后，才亲自主持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接着在第二年2月撰写发表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纲领《共产党宣言》。

　　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又与“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维利希、沙佩尔作不懈斗争，并因其宗派活动将其开除出同盟，才暂时稳定了“同盟”的团结和斗争方向。

　　到1864年，成立了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后，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左派，反对蒲鲁东、拉萨尔和巴枯宁主义，使第一国际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催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建立本国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树立了榜样，便于更紧密地团结本国无产阶级进行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

　　当欧洲许多国家纷纷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后的1887年，是年迈的恩格斯又尖锐地揭露法国可能派和无政府主义篡权阴谋，教育团结左派，终于在1889年7月14日的巴黎建立了第二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此后，是恩格斯就指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与无政府主义、议会主义、青年派的教条主义等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才捍卫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国际内部产生了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乘机占据主导地位。

　　直到第二国际七大、八大，列宁亲自率队参会，旗帜鲜明地批判法国、荷兰等党的机会主义者的提案、议题，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决议草案，才有力地打击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气焰。

　　列宁为建立第三国际而斗争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列宁亲手缔造的以俄共为首的第三国际（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成立），也是在与第二国际遗留下的各国右倾机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左”倾幼稚病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中，才使各国左派力量得以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组成了统一的世界革命堡垒，促使各国革命迅速发展。

　　综上所述，国际共运史上四个国际组织的兴衰史①，都验证了毛主席、习总书记论述党内外尤其党内路线斗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如此，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已。

　　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如何才能“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斗争是手段还是目的？斗争应该达到什么样的预期结果？又为什么直到遵义会议十年后的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才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才解决建党二十四年来数次“左”右倾错误及其后遗症？至今对我们今天如何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有什么现实意义?

　　这些恰恰是本文通过80年前“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所要探究、分析、论述的要点。

　　要回答以上问题，就首先要了解“历史决议”形成过程的历史背景。

　　历 史 背 景

　　90年前，在第三次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党和红军遭到了灭顶之灾。辛亏在遵义会议后凤凰涅槃，在重返党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毛主席指挥下，使党和红军摆脱了危机，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陕甘宁抗日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经红军东征西伐，和二年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

　　又在1937年3月3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结束了党内反党分裂主义的错误、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确保了全党、全军组织上的统一。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全国党员人数增加到四万余人，红军、游击队、抗联等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这一切可以说自遵义会议后，我党我军的发展正处于恢复壮大的态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似乎已成定局。但毛主席此刻却看到了党内、军内依然潜伏着1927年陈独秀的右倾、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路线重演的危机。为什么？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会址

　　从主观上看，党“在1931年至1934年犯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③尽管组织上只是秦邦宪（博古）把党的总负责职权移交给张闻天（洛浦），废除老“三人团”，成立新“三人团”④，但整个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还是原来“左”倾统治下六届四中、五中全会产生的班子；

　　遵义会议目的，是让全党、全军从反第五次“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中与前四次的胜利相比较，更易于理解、接受毛主席正确的军事思想，便于迅速地在全党思想、行动上达到一致。最终“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⑤。这是在40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快速作出极为重要的军事路线转变的决策。

　　但“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⑥。只能把政治、组织、思想上乃至历史上的错误路线的清算都留待以后适当的时候解决。如果不对党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历史作出总结，清算所犯的路线错误，铲除错误产生的根源，就难保不再重蹈错误路线的覆辙。事实果真如此！

　　“七七”事变后的9月1日，毛主席及时发出警示：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指出必须反对即将成为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⑦。

　　同月，代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后为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却发表“一切服从国民党”的演讲⑧。他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在1941年1月6日酿成皖南事变悲剧的主要内因。

　　12月9日刚从苏联回国十天的陈绍禹（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党的洛川会议的正确路线，发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演讲，对全党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⑨

　　从上述实列充分说明党内尤其高层领导中的一些成员，更不用说中下级干部，主观上“左”右倾观点的烙印还是根深蒂固，并有持续蔓延的趋势。所以清算历史错误势在必行。

　　但从客观上看，长征胜利后，党需要有时间来继续粉碎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围剿”，发展经济，巩固、扩大根据地；还需要在突发的西安事变中，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把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处理一系列建立什么样的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怎样在巩固中党起领导作用。在对日作战是全党第一要务时，这是一场随时局不断变化而变化的边抗日边反摩擦又边谈判的持久战，又极易在党内军内重复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影响毛主席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的实施。

　　事实上，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和平又有集中的时间，可在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再有序地、全面地解决党内历史上留存并时而发生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问题。清算历史错误路线的问题还不具备充分条件，只能进入准备阶段。

　　“历史决议”产生的准备阶段

　　一、准备阶段的必要性

　　毛主席在1940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指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必须有些修改。⑩

　　那么怎么修改？当然是要通过铲除全党全军中产生错误路线的土壤时，对历史上党内的各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清算中修改。那么什么时候“修改”？实际上就是何时完成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任务？既是一场“敢于斗争”，又是一场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解剖、解决中国土壤上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根源的，从而保证我党达到领导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确实需要高超的党内斗争艺术。

　　其实早在1937年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七大将解决遵义会议未解决的路线问题，并在组织上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那么又为什么拖了八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召开呢？

　　除了客观上抗日战争局势长期处于残酷的胶着状态外，在党内，总路线的解决依赖于政治路线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解决依赖于思想路线的解决，思想路线的解决依赖于马列主义理论掌握的正确程度。这一切还远远没有准备好！

　　毛主席在延安

　　二、政治上的准备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面前的就是选择走什么样的抗战道路，即选择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是当时中华民族面对日本侵略的首要政治问题。

　　1937年8月22日的洛川会议上，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旗帜鲜明地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持久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方针。并详细阐明当今的路线，已不同于前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具有必须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侵略革命战争的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不同于大革命时代简单的国共两党合作，必须包含只要不当汉奸的大中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尤其是对手握200多万正规军又坚持反共的蒋介石，要逼其抗日。这将带来党在军队、政府、经济、文化等建设上，尤其是保卫边区反摩擦斗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不得不采取许多不同于遵义会议以前即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策略、战略、战术和具体方式方法。

　　恰在这关键时刻的1937年12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就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威，拿着传达斯大林的指示的“尚方宝剑”，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公开反对党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政治路线。使较为迷信共产国际的不少党内干部一时是非不辨，产生了对毛泽东路线信任上的动摇。之后王明主持长江局时常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文件，对党搞独立，追随的人不少，使毛主席处于较孤立的地位。

　　同时，对毛主席反复多次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性质不变，依然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十六字方针延伸出山地、平原游击战为主，辅之于运动歼灭战等新的作战原则，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斗争求团结主动争取党对抗战的领导权等系列内容组成的正确路线，不少党内高级干部也持有怀疑态度。这证明在党内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上的统一认识。

　　因此，毛主席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方针、战略、策略的正确性，必须要经历长时期的抗战胜利的实践中得到不断证实，才能反证当今和前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性质，否则无法使全党全军尤其是中高级干部，认清陈独秀、王明路线对党的团结、战斗力的损害，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事业的破坏程度。更谈不上清算遵义会议前的四次错误路线的余毒。

　　在毛主席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路线指引下，到最困难的1941初，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已创建了16块敌后根据地，人口已增加到五千万，⑪，事实在不断证明也趋于统一认识毛主席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的合影

　　前排由左到右：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 项 英 陈绍禹（王明）

　　后排由左到右：陈云、秦邦宪（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洛浦）

　　二、组织上的准备

　　1、组织队伍的扩大

　　根据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态势发展需要和毛主席多次讲话、提议和要求，迅速扩大武装力量、大批培养干部、大量发展党员，才能成为在抗日战争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大党，发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

　　因此，到1938年底，不算地方武装，仅八路军就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到1943年，经压缩后的正规武装部队已发展到47万人。

　　全国党员总数由4万上升到50多万，1942年增至80万。⑫但新问题来了！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张，军队、干部、党员的不断增加是必然的趋势。要把逐渐壮大的军队和党的队伍所有人都能锤炼成马克思主义者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者，才能不犯“左”右倾错误路线，这是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完成的首要条件就是广开学路。

　　2、边扩大边教育

　　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办出十几种各类学校和不同的培训班，如抗大、党校、马列学院、青年培训班等。1939年2月27日，党中央还成立干部教育部，统管全党干部教育。广招学生\教师。单抗大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就培养了10多万军政干部，鲁艺还培养各种专业人才1400多名⑬。

　　但是有人了，就自然能强大了吗？以农民为主体的大量新人（含俘虏兵）的补充，大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涌进革命队伍，客观上带来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会侵蚀党和军队的肌体，削弱正确路线执行的坚定性。红军即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不可能短时间内无产阶级化，党内斗争因问题增多而必然增加，重犯组织路线错误几率很大。

　　所以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就是经过遵义会议、长征的干部和党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⑭。同时还出现“新三风”（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和缺点。这些问题不解决，怎么能保证党政军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在持久的抗日战争中不再犯“左”右倾路线错误呢？这又是党面临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怎么办？

　　那就是要在清算遵义会议前的四次较大的“左”右倾政治、组织路线上错误的同时，系统地彻底地清算思想路线的错误，但必须让全党干部尤其时高级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所以毛主席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⑮。

　　因此，早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的1936年，毛主席就着手“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训练 ，储为将来之用”⑯。要让革命理论来掌握干部，只有大办教育、大兴学习之风。

　　到1941年9月、1942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先后成立了中央学习研究组（也称中央学习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都由毛主席亲任组长、主任。同时成立延安和各地的高级学习组（团级以上）、上级干部学习组（营级以下），颁发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成立各根据地的学习分委员会领导各地近万名干部的集中学习等措施，就是进行党内思想理论教育的组织保障。

　　1941年10月13日中央成立以毛主席为首的五人“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⑰，采用组织措施，开始对建党20年以来的历史错误进行系统地整理、归纳、总结，为全党理论教育提供真实的证据性历史资料。

　　3、边扩大边清理

　　面对大发展的军队、党员队伍，必然混进奸细、特务，毛主席在党内外发动了审干运动。但确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

　　1943年4月5日公开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康生把审干运动扩大化，用“逼供信”“找出”许多特务奸细，演变成“左”倾“抢救运动”。毛主席及时发现，7月1日要求康生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写上这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二条路线，正确路线……，错误路线：逼、供、信。” 8月5日以总学委名义通知“抢救运动告一段落”，9月22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重申“以后‘抢救’两字不能用”，把审干工作引入“甄别阶段”，对有问题者分为六类，为此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纯洁了队伍又巩固了团结，增强了战斗力，为后续理论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理论上的准备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算“左”右倾思想路线错误,批判的武器，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和实践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并要普及、深入于全党（尤其是中高级）干部中，才能胜利完成这场马列主义路线斗争的教育运动。即通过路线斗争教育全党应该得到什么样收获的重大问题。

　　1、自身理论准备

　　毛主席历来认为，要当老师必先当学生。自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作为担负赢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这一重任的大党领袖，他要系统地又有重点地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和中外有关著作，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有资格解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掌控路线斗争教育过程不偏航向。

　　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写作、学习

　　1)大量阅读

　　据公开的文献记载，从1936年11月开始到1944年9月，毛主席研读了以下书籍：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四版）、苏联哲学家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5年版）、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潘梓年寄的《逻辑与逻辑学》、陈迫达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范文澜的《中国经济简史的讲演提纲》、苏共中央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版）、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李健候的《永昌演义》等。

　　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第三版就读了三四遍，两版写的批注共达一万三千多字。觉得新奇的《逻辑与逻辑学》三天就读完。《永昌演义》读完后，还手抄一本。

　　2）个别讨论 与艾思奇讨论《哲学与生活》；对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中“人性”的论述提出商榷意见。从中吸取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

　　3）广收资料

　　数次请常驻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从国统区邮寄各种报刊书籍，供其阅读。

　　为专题研究、写作而亲自收集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材料。

　　在大量占有资料研读基础上，积累了丰厚的理论知识与经验总结，才编写出六万一千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到抗大、党校讲课），从中摘录出部分章节，编撰成二部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撰写了三部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二部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系列著作，从哲学角度上极大地丰富、补充、提高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他才有胆气给以全党全军以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

　　2、全党理论准备

　　1）党史与理论引导

　　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发言、专题演讲、学校讲课时，只要切题，就会向学员重提陈独秀、王明的“左”、右倾路线的表现、危害、产生的原因，并以马列主义哲学来剖析。

　　从1922年7月——1943年1月的党史

　　2）编印各种教材

　　从1938年1月4日-1943年10月，要求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士兵和基层干部用的初级教科书、

　　读本，如《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或者主持编撰、亲自撰写的不同资料和文章，或者重印自己写过的重要文章。

　　如：《抗日战争丛书》、“马恩列斯语录”（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中国革命史》、《党的建设》、《西方革命运动史》、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集《六大以来》（1928.7——1941.11）共五百余份、“古田会议决议”（红四军“九大”决议）等。直至最后主持完成整部党史《两条路线》（1922年的二大宣言-1943年10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编辑。

　　3）改革学习方法

　　首先，制定学习清单。

　　毛主席负责的总学委给不同高中低级别的干部指定不同时期学习不同的内容，如对中央研究组（也称中央学习组）的要求：开始学习“马恩列斯语录”（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然后学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的中央文件原文。接着学习“六大以来”70个文件（后增加到83个）、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其他人的三篇理论性文章。再重点研究六大以来的22个文件，最后推广到全党，“先学后研”作为统一的学习计划模式。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

　　各类学习组（班）的学习，必须联系自身、本部门的工作反省，并做好反省笔记，总、分学委派人抽阅和组织考试；

　　其三，党校报纸改革。

　　1942年2月起，中央同志到党校教课。3月解放日报改为党报后，报社给中央同志分配必须完成的整顿三风写稿任务。促使中央领导成员提高马列水平。

　　其四，学会调查研究

　　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纽带就是调查研究。确定对象，1941年8月1日中央发出毛主席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专门针对党的二十年历史作调查、研究。各根据地主要方式是自查，并写出报告。

　　专人调查，如派出林伯渠、张闻天等人各率调查组赴曾遭受错误路线打击的部分根据地实地调查研究，历时一年，并写出了十几份调查报告。⑱

　　长达四年里，毛主席和党中央编制、采购、收集了许多党史、军史、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料。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毛主席的理论引导下，通过对总学委指定的教材研读、反省、调查、研究、讲课、写稿、考试等形式，使大家对党的20年历史的经验教训逐步有了较完整的认识，初步了解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彻底清算四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肃清思想上的余毒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四、思想上的准备

　　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列主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往往成为二条思想路线斗争的导火线。焦点在于是否坚持马列理论联系中国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是一场全党干部思想上的激烈斗争。

　　1、整顿三风运动

　　1941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揭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高级干部组先行一步，学完毛主席指定的马列著作和《六大以来》83个文件，同时展开大调查，为全面整风打基础。

　　恰好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把主要进攻目标转移到亚洲各岛国的英美殖民地，对国内的占领区基本维持原状，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大后方，赢得相对和平的大好时机。

　　1942年2月起，毛主席有时间在中央党校等不同场合，陆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等系列演讲，正式提出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方针、目的、内容、对象、作用、方法，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这次整风，除了联系本部门和本系统问题外，中心是每个党员干部（重点是高级干部）必须反复研究自身的思想、历史和现状，深入研读20年来的党史资料，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会辨别是非、结合实践观察问题，寻找、反省存在的“三风”和产生的根源，然后进行严肃而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查出的问题无论大小，除了向组织和大家作出检讨、改正的措施外，一律按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执行，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是毛泽东、朱德等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合影。

　　2、召开文艺座谈会

　　整顿“三风”只是解决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抗日战争的现实问题，少犯或不犯路线错误；而二千多年来，在君贵民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什么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一直是根据地内外文艺界长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为解决二千多年来的封建意识在文艺领域的统治，建立起为抗日战争服务的革命文艺路线，中共中央在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主席连续三次出席会议，分别在2日、23日二次发表演讲（简称“讲话”），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了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使延安文学艺术家们基本摈弃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文艺观，在无产阶级文艺观方面达成思想认识上一致，文艺界也达到空前的团结和提高，之后出现了以表现工农兵为舞台主人和抗日、革命题材的创作高潮。

　　1943年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把毛主席的“讲话”列入整风运动的必修课，因为“讲话”是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这正是毛主席引导整风运动深入到实际运用（文艺领域为代表）的学习阶段，即理论如何联系实践进行路线斗争，产生了最有成果的示范作用。

　　3、专题研究党史

　　因毛主席主持编辑的《两条路线》（上下册）成书，12月14日毛主席通过书记处会议决定高级干部研读党史延长三个月；并且由中央局、分局先行讨论成熟，再扩大到全党干部，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作思想准备。

　　同时，毛主席主持1944年3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告诫全党要吸取反陈独秀、反李立三时，思想没弄清，结论作得严重的教训。这次研究讨论党史，“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原因，因此……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⑲。这番讲话，对于23年来党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屡次出现，要求从思想、社会根源上去剖析，不要只追究个人原因，清算错误运动才能切实地提高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水平，促使其掌握科学的方法论，达到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最大限度地团结根据地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人士，也增强了党在全国的凝聚力。

　　从1937年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至1943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以47万人民军队抗击日伪军84%，而200多万国民党军队只抗击了日伪军的16%。到1945年春，各种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抗日敌后根据地人口上升到9550余万⑳，这些成果足以证明毛主席的全面抗战的统一战线和“八年中总路线都是正确的”！这就巩固了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奠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理论基础。

　　经历了以上政治、组织、理论、思想等四方面的长期准备，证明了历尽七年，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任务，其实已被毛主席完成了，只剩下对历史问题作出书面的结论，因此“决议”的起草和通过也就顺利成章了。

　　既然如此，是否只要在“决议”中叙述清楚前六大以来屡次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的过程、特征、后果，最后下一个组织结论就行了呢？不行！这又为什么？

　　“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定性胜利时，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专门解决遵义会议还没有在程序上解决的，党在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路线问题，历时近一年，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会期最长的中央全会。为什么？

　　六届七中全会的议题只有二个：一是为七大作准备。二是通过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而第二项才是全会要解决的最重要议题。

　　所以全会在5月召开的同时，《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已开始正式起草，而“历史决议”编修完成的期限恰恰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起草过程也是一次党内两条路线交锋和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教育过程，毛主席科学地稳妥地把握着整个起草、定稿进程。

　　无论是开展学习、整风运动，还是对党史上发生错误的研讨、起草决议，目的只有一个词“团结”。正如毛主席主持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时说的：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章最后一段）这就是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加快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所以毛主席对“决议”起草的人选十分重视、对历史事件的性质把握、叙述、措辞、结论都非常谨慎，力求正确和准确，容不得丝毫差错。

　　一、起草的原则要求

　　1、合法性问题

　　既然是彻底清算党史上的路线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极严重后果，许多人必会出于义愤，都认为由陈绍禹（王明）指定的秦邦宪（博古）为首的上海临时中央招致祸害、并认为其主持召开的四中和五中全会都是非法的。这是否符合事实呢？如是，那就属于党外问题，就要采取组织、法纪手段（开除、审判），与原定“决议”起草的目的和内容完全不同，就要改写成判决书了；如不是，那么带着自我认定“非法”的仇恨情绪来批判清算，打击面势必扩大，处理上势必过火，重犯极“左”错误，很不利于教育和团结所有自觉和不自觉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可是起草“决议”的先决条件。

　　1944年3月5日，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定性。“看到洛浦（张闻天）反省笔记中说到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同时明确遵义会议前几次错误路线（包括长征途中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路线）都属于“党内问题”，只能在党内解决，充其量也就是对错误极大的极个别同志给予党纪处分。

　　2、对六大的总评价

　　也是在上述会议上，毛主席说：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明革命性质、提出十大纲领，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

　　这个结论，目的在于清算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左”倾路线时，不能把六大给全盘否定了。早在整风前的大学习期间，即使对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路线错误的批判，毛主席也告诫大家，不能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对的也应该承认它。不能说错就是全错，说对就是全对。充分体现了毛主席让大家掌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良苦用心。㉑

　　二、起草人员选择

　　早在1941年5月，党就成立了“历史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是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洛浦）、彭真、高岗、秦邦宪（博古）等十人组成，由任弼时主持起草，还让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

　　任弼时 张闻天 秦邦宪 王稼祥

　　成员中的任弼时、张闻天、秦邦宪当年都追随王明犯过严重“左”倾路线错误的中央领导同志。

　　如任弼时同志，1931年11月1日以中央代表团名义主持中央苏区一大的“赣南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毛主席的右倾；

　　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他与顾作霖、项英、邓发等集中批判毛主席对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是“消极怠工……是右倾主义危险”，作出解除毛主席的军职，回后方去只管政府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只好请病假回长汀休养。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才重新认识到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

　　又如秦邦宪同志，是陈绍禹去苏联时指定的上海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到苏区后，借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压毛主席和与其观点主张一致的同志。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李德军事顾问，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败而被迫长征。

　　再如张闻天同志，临时中央的常委，初入苏区时也是与秦邦宪一起反对毛主席的十六字军事战略方针，错误地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但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惨败，使他惊醒，迅速地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

　　最后如王稼祥同志，是中共临时中央的核心领导之一、“左倾”路线的坚决执行者，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遵义会议上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坚定支持者。他虽不是“历史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但他始终担任全党大学习大整风的中央学习组（中央学习研究组）副组长，中央五人“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副职，毛主席让他主抓全党学习马列和党史，批判和清算遵义会议前的“左”右倾路线错误的重任，成为毛主席清算历史错误的得力助手。

　　之所以让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主持大学习大整风大清算，并参加、主持编写、报告“历史决议”的原因：

　　其一就是让犯过“左”倾错误的人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批判自身“左”倾错误，比别人的批判更为有说服力，也避免把对错误路线的愤怒集中到犯错误的个人身上；

　　其二，让他们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再去剖析“左”倾错误的根源，就比别人的分析更加深刻贴切，竖起来学习马列联系实际的生动样板；同时警示其他人自省思想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原因。

　　其三，由原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亲自批判自己曾犯过的错误和后果，可以对曾经盲目追随他们犯同样错误的现在仍然还没有完全认错，或知错却始终抬不起头来背着沉重思想包袱的同志，起到教育、转变、团结的作用。

　　从上述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能最大限度的提高大家认识错误的程度、保护犯错的同志，又能对普遍性的错误作彻底的清算；达到回应开篇提出的问题，对错误路线的清算斗争，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既展示了毛主席博大的胸怀、又展现了善于处理党内矛盾的高超斗争艺术。

　　三、“历史决议”的定稿

　　1944年5月，由任弼时主持编写的《关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以毛主席1941年起草的《结论草案》为蓝本㉓，再以整风运动中，中央学习组和高干学习组研读笔记，以及《两条路线》（上下册）为依据，边写边讨论，到1945年3月完成初稿。

　　3月24日，毛主席第二次修改后，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先看先提意见。“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

　　4月7日、8日又作了三次修改，8日后又作了一次修改。总共亲自修改了六次，㉔可谓“慎之又慎”。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决议”既以毛主席为1941年9、10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的书面《结论草案》为蓝本，但为什么当时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该《结论草案》又是以同年写的共分九部分的长篇文章《关于1931年9月-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为蓝本，那此文又为什么不在全党传阅、讨论或形成决议？

　　据1965年5月毛主席重见此文后，写下按语中的回忆：“……曾经给刘少奇、任弼时俩同志看过，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就不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㉕可见，“历史决议”的形成，实际上历经了四个阶段：长征结束后的四年酝酿期，1940年成立八路军高级干部学习班后的二年思考期，1944年5月之前的三年草案期，之后的一年定稿期。

　　一个马列主义政党处理自身历史问题时，表现出如此自觉的高度的科学态度、严谨程度，这是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造的又一个史无前例。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决议”的现实意义

　　无论国际共运还是中共党内，思想观点的分歧、路线或道路之争不足为奇。如果内外部环境、人员状况越复杂，理论水平越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分歧就越大，也多有可能转化为路线斗争，甚至会很激烈，其后果也非常严重，这亦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所证实。

　　正确和错误相撞，必然会有斗争，现在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党内斗争也必然不可避免的。但现在的党员干部如何达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善于斗争”呢？“历史决议”在党史上留下了极其宝贵的丰厚的历史经验，至今对于党建和党内斗争的指导，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斗争的正确定性

　　《毛泽东选集》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种错误思想、路线、道路斗争的首要问题。即斗争的对象是敌人还是朋友？甚至还是同志，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呢？

　　1、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1）、拿斗争对象的路线、政策对革命造成的后果作标准？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导致数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残遭国民党屠杀，葬送了第一次大革命成果，其损失不可谓不大。

　　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导致中央根据地丧失、三十万红军锐减至三万，把党和红军逼至绝境，其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2）、拿斗争对象行为的恶劣性造成的影响作标准？

　　张国焘反对北上，坚持南下。还正式通电另立中央，自封主席，篡党夺权，发文“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北上干部，并“开除”他们的党籍；带着八万红军在川康地区恶战了一年后，带回陕甘边区时只剩四万。这种自杀性分裂的影响和恶劣程度在党内、国内不可谓不大。

　　但以上都不是！1945年3月31日，毛主席主持六届七中全会时说“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品质，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那么，就没有错误啦？不是。“党内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㉖那么怪社会？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他们可是让党和红军付出几十万人的年轻生命啊！

　　毛主席在延安开会时讲话

　　为了针对党内弥漫着深受三次“左”倾路线带来灾难的愤怒，逐渐发展成否定一切甚至否定六大的情绪，毛主席却耐心地向大家陈述了党的六大的历史功绩；又从严格的组织纪律、党内法规衡量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合法性作了甄别，并下了组织结论：六大路线总体上是正确的，四中、五中全会的召开是合法的，路线是错误的。

　　前述第三章中，毛主席早已明确定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既然是路线错误，那么就是党内问题，就是党的领导层的同志间或战友间产生的政治、组织、思想等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

　　1944年2月24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上专门作出决定“（一）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㉗避免了广大党员与干部把他俩当敌人来斗争，抛弃了“左”倾路线对党内问题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同时正确地把犯错与贪污叛变等犯罪严格的区别开来。成为后续党内对斗争定性的示范。那么党内犯错与党内外犯罪的处理上有何区别呢？

　　二、党内路线斗争的方针

　　我党对贪腐、叛徒一贯是零容忍，他们是党的敌人。从1932年起中央苏区瑞金第一个贪腐分子谢步升（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被枪毙，到1942年延安战斗英雄沦为3000元的贪污犯肖玉璧（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被处决，共五个罪犯的死刑（都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才换来苏区、边区的风清气正。

　　当今的反腐虽然“永远在路上”，决心很大。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与当年苏区、边区相比，现状堪忧啊！

　　但对犯错误特别是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主席和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的一贯方针。罪与非罪的处理，宽严自然分明。

　　正如前述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把这个方针具体化：“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既要接受对待陈独秀、李立三只有惩罚没有教育事后继续重犯的教训，又要避免“左”倾路线造成冤屈和极大损失而激起对错误路线制定、执行者个人的愤怒情绪化。根据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特点，清查党的历史错误的目的，是要全党认识到党内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引起没有犯错误者的高度警觉，同时也防止类似的或左或右错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重复发生，这是对党最大的“利”。

　　就是对张国焘篡党夺权的严重分裂主义错误，尽管党在1937年3月31日作出了对其错误的处理决定后（其叛变投敌是一年后的事），还是诚恳地耐心地等待他认识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让他继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即使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反特运动，毛主席发现康生把运动扩大化，变为“抢救运动”。在反复强调“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坚决刹住用逼供信的“抢救运动”。终于禁止了当初王明的肃反扩大化造成根据地许多优秀的或有点错误的党员干部，在滥捕错杀中冤死的悲剧重演。

　　尤其是，从六届七中全会到七届一中全会，就反复强调犯了错误路线的同志只要认识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还是要选他进入中央委员会。所以曾是“左”倾中央领导任弼时、张闻天（洛浦）进入了七大主席团，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博古）、陈绍禹（王明）也都被选入七大中央委员会。

　　1945年6月10日，当毛主席发现公布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中，没有曾是“左”倾领导成员王稼祥，立即动员代表们“希望大家选他”，11日七大公布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中，王稼祥果然当选。

　　毛主席追求的是换思想不换人，把“坏人”变好人。所换的思想，就是把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换成马列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来自觉地运用于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反而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肌体更加健康，党的战斗力得到增强，这正是毛主席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善于斗争”的光辉典范。

　　如果只换人不换思想，犯错误的思想基础不铲除，错误甚至犯罪的土壤还存在，那么。一批批好人进入这种环境，好人的蜕变成坏人往往在所难免，由犯错而转入犯罪，即使对坏人割韭菜似的，风清气正的局面也很难形成；

　　从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来看，面对目前错综复杂交织的党内外矛盾与障碍，需要更多的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现实各个领域问题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断降低腐败“伤亡”率，又敢于善于同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以确保党的肌体的健康。既然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除了对贪腐、投敌分子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求人”始终是党内斗争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如何实现？更是今天党建、反腐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路线斗争的目的

　　自遵义会议后，毛主席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系统化的整体化的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任务，对建党二十四年来的路线错误作了一次彻底的总清算。其目的何在？

　　纵观遵义会议后的系列会议、与张国焘、王明的系列斗争，一直到编写历史决议前的大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文艺座谈会、编制《两条路线》文件、历史问题的清算等等工作，无不围绕一个词“团结”。

　　早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把“团结”尤其是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提到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㉘

　　人心齐，泰山移。当时，我党领导的全面抗战路线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把日寇赶出中国，需要四万万人民的“团结”；我党能否担负起带领全国人民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完成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需要120多万战士和200多万民兵的团结；我党能否在抗战胜利后迎接新的联合政府的诞生或驱散弥漫着的内战阴霾，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共和国，需要全党121万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政府干部的团结。

　　事实也正如此。以毛主席为首的七届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国人民，在苏军的帮助下，三个月赶走了日本鬼子；四年独立消灭了八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这一切来源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坚如磐石的团结，与人民鱼水交融的团结！

　　之后以不到三年打败了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六年完成经济所有制改造，21年建起西方需要百年才完成门类齐全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世界上取得与美、苏三足鼎立的大国地位。这一切都源于中共党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伟大历史成果，即能凝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高度团结的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决议”，虽是对党的历史问题的反省和结论，却也为全党、全军和全民或之后的道路怎么走？提供了正确的方向、珍贵的经验，激发了团结奋进的无穷动力。

　　在百年未之遇的大变局之际，更需要一亿党员干部和十三亿人民的紧密团结，更需要齐心协力以“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朝着习总书记为首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总目标奋进；那么中共党史上毛主席敢于善于处理党内斗争的范本“历史决议”，其中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不就是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史上又一盏指路明灯！

　　注释：

　　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编写，1985年8月第3版

　　共产主义者同盟P20-41，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P105-122，

　　第二国际P152-182， 第三国际P269-286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2011年1月第2版，第一卷上册P455、P452（以下同名同版，则简称“党史”）

　　③《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年4月第1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P169（以下同名同版，则简称“毛选”）

　　④“老三人团”是指江西的中央苏区，在1934年6月成立由博古（秦邦宪）、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为准备撤出苏区成立的中央最高领导集团；1934年12月31日猴场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取消其最高权力，改由政治局会议表决。

　　“新三人团”是指长征途中，在1935年3月11日苟坝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取消政治局开会表决程序。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三人组成，周恩来是团长。又称“新三人团”。（《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编 2021年7月第1版P79）

　　⑤“毛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P496

　　⑥《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逄先知主编（中）2005年1月第2版 P480（以下同名同版，简称“年谱”）

　　⑦“年谱”（中）P18

　　⑧“年谱”（中）P27

　　⑨“党史”第一卷下册P515

　　⑩“年谱”（中）P235

　　⑪“党史”第一卷下册P508

　　⑫ 同上，“年谱”（中）P368

　　⑬《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编 2021年7月第1版P103

　　⑭“毛选”《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P720

　　⑮“年谱”（中）1940年12月底，接见从前线会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的谈话。P249

　　⑯1936年9月29日致贺龙的红二方面军电文。（“年谱”（中）P589）

　　⑰“年谱”（中）P333

　　⑱“党史”第一卷下册P619

　　⑲“年谱”（中）P498

　　⑳“党史”第一卷下册P633

　　㉑ 在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的长篇讲话，讲了路线斗争的六个方针性原则，其中就有合法性、对六大的评价二大原则。“年谱”（中）P498-499

　　㉒“党史”第一卷下册P650

　　㉓“年谱”（中）P516

　　㉔“年谱”（中）P588，现中央档案馆里保存这共六次修改稿。

　　㉕“年谱”（中）P351

　　㉖“年谱”（中）P587

　　㉗“年谱”（中）P496

　　㉘“毛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P500

　　2025年6月完成初稿

　　12月20日完成第四次修改

　　作者简介：余鹤元，上海市汾州中学68届初中生，1969年3月下乡到贵州省绥阳县小河口公社柳杨大队木厂生产队插队入户，期间修过水库和湘黔铁路；1972年招工进贵州有机化工总厂，当过技术工人、大专教师、电视台长、经营副厂长；1999年辞职回沪，2001年担任上海大众部分4S店的管理顾问；2005年被中国质量协会质量保证中心聘为ISO三大国际管理体系高级审核员。67岁二次退休，在家照顾母亲时，为街道办党建服务中心的党校义务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