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纪念毛主席诞辰132周年

　　在毛主席刚刚逝世的一段时间里，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党内都出现了一股诋毁思潮。

　　其中有一种观点很有代表性，那就是没有毛主席，也会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也会有新中国。有的人说，我们刚刚起义闹革命的时候，都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那时候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不是一样闹革命，一样建立了红军吗？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都有暴动，也不是只有秋收暴动一处，很多地方也都建立了根据地，也不是只有井冈山一处，所以没有他，也会有红军，没有他，也会有革命的胜利。

　　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成不成立？如何看待在那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毛主席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32周年，我们这篇文章就来认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也表达我对毛主席的思念之情。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出路在哪里？

　　在四一二和七一五相继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十分具体的问题，第一是要不要继续坚持革命？第二是如果要继续革命的话，该怎样革命？

　　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接下来的路一步都迈不出去。

　　那么仅仅半个月之后，一批共产党人就用南昌起义首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这就是南昌起义最重要的意义。没有这一枪，很多人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可能动摇。

　　但是仅仅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在打响了第一枪以后，会立刻面临第二个问题——接下来怎么办？

　　其实在南昌起义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计划：南昌是守不住的，攻克南昌之后应该迅速集结军队南下，去广东。

　　为什么要去广东呢？因为当时我们仅有的革命经验，就是北伐经验。

　　北伐的模式是怎样的呢？就是先在广东取得根据地，然后组织工人和农民，建立军校，组织军队，消灭广东境内的其余军阀势力，搞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再从这个根据地出发，进行北伐，扫荡全国其余的军阀势力。

　　而且广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就是可以通过汕头的海上通道，直接取得苏联的武器弹药、资金物资的援助。一开始国共合作的时候，筹建黄埔军校的大量武器和资金，就是苏联通过海上通道送来的。

　　加上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在广东一带的工人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海陆丰一带又有农运基础，因此在当时看来，这里就成为了南昌起义部队最好的去处。

　　然而这一计划很快就遭到了巨大的挫折，部队从江西一路南下，还没进入广东就已经损失三分之一，进入广东之后又在三河坝和潮汕遭遇了军事上的重大失利，南昌起义的部队几乎完全被打散了。在广东东江一带先搞一块根据地的设想落空了。

　　随后，被打散的其中一部分军队在转移过程中，又与广州的工人赤卫队，以及一部分农民武装联合发动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趁着粤、桂军阀混战期间一度占领了广州大部分地区，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仅仅三天后就因遭到粤军的进攻而失败。

　　也就是说，南昌起义用行动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在第二个关于如何坚持革命的问题上，没有找到答案。

　　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之后，紧随而来的一段时间里，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纷纷爆发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秋收起义就是其中之一。另外比较著名的还有黄麻起义，方志敏等人在赣东北领导的起义。

　　为什么这些起义主要发生在南方这几个省份，这是因为这些省份都是国共合作期间，北伐战争所到之处，农民大大起来过的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而北方就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起义。不过这里单独提一个，就是当时北方的陕西也出现了刘志丹、唐澍等人领导的武装起义，虽然很快由于失败而转入隐蔽斗争，但是后来他们也建立起了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就是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那一块。但整体而言，当时的各地工农暴动，几乎全部集中在南方那些经过北伐洗礼的省份。

　　这些南方各地的工农暴动，当时主要参考和模仿的经验，就是苏联的工农暴动经验。依靠工人、农民，以及一部分从国军中分化出来的军队，联合起来尝试攻克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如秋收起义想要攻克长沙，然后再以这一个中心城市为根据地，将革命扩展到其他各地。这就是当时参考俄国十月革命得出的主要办法，也是一部分共产党人尝试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另一种实践方式。

　　所以之前我们也说过，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很长一个时期内，尝试践行的革命路线，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北伐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

　　但是很可惜，在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下，这两种模式都很快遭遇了严重的失败。后续各地类似于秋收起义那样的工农暴动大小几十处，无一例外的统统失败。

　　之所以几十年后，有人说没有毛主席，他们也会闹革命，也会有红军，主要就是基于这一段历史。

　　那么问题很快就来了，当这些暴动纷纷遭遇重大挫折之后，该如何回答第二个关于如何坚持革命的问题呢？

　　当时没有人能够立刻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二、井冈山的斗争

　　我们都知道，八七会议上，我们制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两个重大方针。

　　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的是，这个时候设想的方针，仍然是借鉴的苏联的经验，即通过武装暴动取得一个或两个中心城市之后，然后以这个中心城市为根据地，再去农村推广土地革命。实际上是一个先城市，后农村的步骤。大家记住这一点，对理解后来“左倾”路线极有帮助，我们暂时先放一放。

　　在各地纷纷举行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之后，大家又该怎么办？

　　换句话说，对北伐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借鉴都遭遇了重大挫折之后，我们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这时候各地起义失败后，剩余的力量大体上形成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隐蔽斗争。

　　各地纷纷举行的暴动，截止到1928年5月前后就基本都停止了。这是因为相继的失败，使得共产国际和中央都认识到这是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再那么搞下去，剩下的力量全得报销。因此必须学会保存力量，隐蔽斗争。

　　于是，城市工人武装，工人骨干纷纷转入地下，把掌握的枪支都藏了起来。农村那些起义的力量，很多都把枪埋了，也转入地下。还有一部分，虽然保留了枪支，但是主要借助山林和农村打游击，比如典型的黄麻起义，和东固的武装起义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公开把红旗打出来，但是也没有埋枪，而是选择山林游击或借助农村的隐蔽条件与敌人周旋。

　　当时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在失败后，都采取了这种办法。

　　这种办法并不是没有好处，它可以减少敌人的关注，因而可以减轻甚至避免敌人的武装围剿，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它没有发展的余地。你不搞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不建设工农兵政府，就很难大规模的发动群众。你不可能靠游击战一直持续下去，而且有演化成流寇主义的巨大风险。

　　第二种方案：井冈山、赣东北模式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在文家市作出了转兵的决议之后，几经争论最后把七八百人带到了井冈山。

　　这里的斗争模式就不是隐蔽的，而是公开的了。

　　这里所说的公开，不是说故意把红旗打出来告诉敌人，然后让敌人来围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以井冈山这个军事根据地为基础，毛主席在这里带领红军开始展开土地革命，在井冈山下周边几个县城建立工农兵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充红军和地方赤卫队。

　　你这一套动作下来，就必然要迎来国民党武装的围剿，于是毛主席又不得不带领大家一起研究如何打破围剿。早期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就是这么来的。

　　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公开模式，也就是后来说的公开把红旗打出来的含义。

　　这种模式有坏处，因为你要遭受敌军的反复围剿。但是它也有好处，就是能深入土地革命，深入武装斗争，建设红色政权。而且两种模式一对比，大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来，第二种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可能说打了一堆土豪、分了一批土地，然后还能完全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因此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围剿，就成为了必须的一个斗争环节。

　　那么当时这种公开打出红旗，开始摸索建设红色政权的根据地有几个呢？实际上只有两个。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

　　其余的根据地在起义失败后，全部以第一种隐蔽斗争的方式开展革命运动。

　　这里还要单独提一个特殊的，就是南昌起义下广东失败后，贺龙又单独跑到湘西，1928年3月份在老家桑植起义，拉了一支三千人的队伍。他也是公开地打出了红旗。但由于不知道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建设人民军队，所以在井冈山模式没有成熟之前，他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带领农民搞一些自发的抗捐抗租的斗争，如何建设现代人民军队的问题也没有摸索出经验来。

　　所以到这里为止，大家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如果说没有毛主席，照样有工农暴动，照样有红军，其实这个话是成立的。但是后半句，没有毛主席，照样有革命的胜利，这个话就不一定了。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谁能带领红军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来，才能说会有后面的胜利，而不是只要有红军，就会有后面的胜利。

　　因为不管是第一种模式，还是湘西的特殊情况而言，我们都很清楚，如果再找不出一条发动群众，土地改革，人民军队建设的具体经验，是绝不可能有后来的胜利的。

　　我们现在接着来看，后面发生了什么？

　　三、井冈山的意义

　　经过一年时间的探索，井冈山摸索出了一套如何建设人民军队，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建设红色政权，以及如何应对敌人围剿的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方案。

　　很多人可能都读过《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但其实这篇文章只是写了个大概，因为当时这篇文章只是一个汇报材料。在井冈山，毛主席领导红军和群众们一起摸索出了《井冈山土地法》，搞了士兵委员会，确立了官兵一致的原则，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指挥枪的原则也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以及如何建设工农兵政府等等。

　　稍微熟悉党史的就很清楚，后来红军所有的原则和斗争，都是在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上的发展和延续。

　　井冈山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边界红旗始终不倒，这在当时就有两层重大意义。

　　第一，是鼓舞大家接着干。

　　当时起义失败后，绝大多数起义部队，农民武装纷纷转入地下，有的把枪埋了，有的只能打游击。而相比于另一边的国民党，却是很快实现了宁汉合流，二次北伐，一路打到北京和天津，眼看就有统一全国的趋势。而反观我们这边，没有一次起义能顺利实现占领一个中心城市的目的，部队被打散后分散在几个省的边界地区，还只能隐蔽起来。你要说不悲观，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个时候井冈山的红旗不倒，并且还能在敌军的反复围剿中坚持下来，而且还扩大了根据地，显示出发展的苗头。虽然是一块很小的根据地，但是给各地起义部队的震动和鼓舞，是不可估量的。

　　《井冈山斗争》结尾有一句话：“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大家只有了解当时那种背景，才能体会这句话在当时的震撼和鼓励力量。

　　南昌起义还有一支在三河坝被打散的部队，就是朱德、陈毅的部队。在三河坝分兵阻击的任务完成后，他们本来想去潮汕找南昌起义主力，结果才走了一小段路，就遇到从潮汕退下来的我军部队，才知道南下潮汕的主力失败了。其后几经辗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到湘南搞了一次湘南暴动，扩大了军队，但是由于“盲动”政策，又不能立足。而井冈山这面红旗，就成为了指引他们转兵井冈山的精神旗帜，于是才有了井冈山会师。

　　第二，是让大家知道了怎么干。

　　黄麻起义后，鄂豫皖一带的红军有的转入地下，有的依托山林打游击。部队迟迟发展不起来，土改更是无从着手。那么什么时候鄂豫皖开始发展了呢？1928年冬天，井冈山的一套经验较为成熟了，并且以材料的形式总结了出来，传播到各个根据地。鄂东1928年冬提出来“学习井冈山的办法”，然后开始土改和工农割据。1929年5月，鄂东北再次提出“学习井冈山的办法”，然后开始搞工农割据。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从400多人枪迅速发展并扩大。

　　这块根据地就是后来仅次于江西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

　　随着井冈山，以及后来赣南、闽西的土地改革法越来越成熟，这套土地革命又被复制到了湘鄂西根据地，于是在1929年湘鄂西也按照这套办法搞土改，这年年底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湘鄂西的红军这个时候才由原来的游击状态转入到工农割据状态。

　　这块根据地就是著名的贺龙等人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

　　四、路线之争

　　如果历史只是这样发展，那么就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也可能胜利，只是会晚很多。因为大家可以假设，没有井冈山的经验，其他根据地也可以自己摸索出来，只是因为毛主席最快搞出来这一套办法，因此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理论上是存在这种可能性。没有他，我们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几年，也能摸索出他这一套经验，只是晚很多，但不代表不会胜利。

　　现在，我们就来继续看一下，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

　　1928年4月底，井冈山会师。

　　那时候井冈山周边那几个县城的土豪打得差不多了，给养成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薪饷制是搞不下去的，只能搞供给制。于是刚上井冈山的部队就很怀疑，这能搞下去吗？这官兵发饷是历来的惯例，全世界都这样，北伐军也这样，你现在不发饷，就想把部队带下去，可能吗？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居然真的行得通。不但行得通，而且队伍还能越打越壮大，其战斗力不但丝毫没有减弱，而且其军事纪律和战斗力居然远比国军好得多也强得多。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在当时很多将领看来，完全就是奇迹，在之前是根本不敢设想的。

　　原因何在，因为教员搞出了一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制度，从三湾改编开始，他创建了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后又在军队里面实行了军事民主和军事纪律的建设，开创了人民军队的先河。

　　同时期的各个起义部队在遭到失败后，转入地下或转入山区的过程中，其实都遭遇了部队溃散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将领能搞出三湾改编这套办法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朱、陈的部队，从三河坝一直到转兵井冈山的过程中，也遭遇了秋收起义后同样的问题，部队有散掉的巨大风险。于是他们也进行了类似于三湾改编的类似改编，历史上叫赣南三整。其核心就是发挥党员在基层的带头作用，加强思想教育。但是就没有形成三湾改编那样的制度。

　　所以后来黄克诚将军说，毛主席的这套办法，在当时是其他人都提不出来的，只有毛主席搞出了这一套办法来，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人民军队。

　　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人民军队，没有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将会意味着什么？

　　井冈山会师以后，分歧也随之而来，按照教员的办法，应该是依托井冈山这块军事根据地，逐渐深入土地革命，深入政权建设，深入红军建设。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即军阀混战时期，再打出去，建立和扩展根据地。

　　另一种办法，是继续找可以暴动的地方搞暴动，暴动成功后再扩展根据地。这种办法实际上还是当时暴动模式的思路。随后，这种暴动思路由于迎合了29团的乡土观念，最后部队被带到湘南，于是有了井冈山著名的八月失败，29团被完全打散，28团找不到根据地，教员亲自带兵去把28团接回来，才保住了这支当时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1929年，有了井冈山一年多的丰富的斗争经验，红四军在赣南和闽西一带，趁着蒋桂军阀混战的时期，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很快在如何建设军队，以及如何领导军队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核心是党指挥枪，红军的性质、红军的任务这几个问题。

　　由于教员的原则得不到支持，旧军队的习气还难以一下子改造过来，于是他只能离开红四军去搞地方工作。结果短短几个月，这支军队几乎到了带不下去的程度，原因就是极端民主化、红军作战任务等始终明确不了，很多事情争论几天，来回扯皮扯不清楚。红军不以深入割据农村根据地为主，而是想要去广东搞一块大的根据地，再来一个北伐模式。结果南下东江途中又吃了败仗，刘安恭也在这次南下东江途中牺牲。

　　有了这次大的争论和南下东江的失败之后，于是才有了古田会议。红军的建军原则，党指挥员的原则，红军的任务，纪律，制度等人民军队的重大原则才被真正的确定下来。

　　同时，那时候北伐模式和暴动模式，是大家高度依赖的革命模式，因为没有其他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依靠这两种模式的不断尝试，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这两种模式，虽然方法上有所区别，但是都有一个相似的共同点和必要的步骤——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

　　其实还在井冈山的时候，教员本人也认为将来革命胜利的步骤，应该是暴动的成功，而不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大家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来，那时候他还是把农村根据地的扩大，看作是一种将来支援湘鄂赣三省暴动的辅助性力量。

　　这种看法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1930年初那篇回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就开始明确工农割据模式，才是将来革命胜利的主要模式。

　　至此，在原来暴动模式和北伐模式之外，他最先找到了第三种模式，工农割据模式。

　　按照工农割据模式的经验，也就是农村深入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红军，发展地方赤卫队，不断扩大农村根据地这样一种革命模式。而不是去打中心城市，组织工农去暴动。鄂豫皖、湘鄂西、中央苏区当时三个最核心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被建设了起来。

　　相应的，土地革命的具体办法，红色政权的建设办法，尤其是人民军队的建设制度，也由教员总结的这套办法在各个根据地得到应用和发展，于是才有了后来苏区那种局面。

　　而且教员这套方针和办法，并不是他一提出来就能落实的，恰恰相反，是在经历了不同办法的对比，尝试之后，发现其他办法不行，会吃大亏，于是才又接受了他的办法。

　　所以大家可以设想，没有他创建的那一套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没有工农割据模式的创造，真的只是晚几年，多在黑暗中摸索几年的问题吗？可能未必。

　　五、长征

　　工农割据模式成熟以后，只在农村根据地得到运用和发展。于是有了我们熟知的那些农村根据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共产国际和立三时期、王明时期都摆脱了城市进攻路线。

　　恰恰相反，虽然农村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他们从全国力量对比看，仍然觉得农村力量太小，按照这种工农割据的办法，他们觉得革命要革到几十年后才能胜利，而且有些人认为这种农村模式根本不能胜利。

　　于是随后1930年中下旬，出现了一个立三路线。很多人看不清楚立三路线，只觉得“左”，但不知道“左”在哪。

　　其实所谓立三路线，根本上就是暴动模式的再一次尝试。

　　那时候正值中原大战，立三同志觉得这个时候正是趁着军阀大混战起义的最佳时期。如果说七一五分裂后那一波起义是因为军阀比较稳定而失败，那么现在机会来了，不趁着军阀混战之机起义，以后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就很难有机会了。于是急不可耐的在各个城市举行大罢工，然后命令几个根据地的红军以打武汉为战略目的，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由此而来。

　　那时候他们觉得苏联十月革命两万军队，就敢配合工人暴动，攻打彼得格勒，现在几个根据地红军加一起有6、7万那么多，难道还不敢打一个武汉。所以当教员觉得这个方案太左的时候，立三同志觉得是你们太右了。一天天就知道窝在农村搞土改，搞割据，那么好的军阀混战形势就要错过了，所以当时给了很大的压力，让他们进攻武汉。

　　幸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教员没有盲目的带着红军不顾一切进攻，保存了红军基本力量。否则红军那点家底等不到王明来，可能就败了。

　　立三路线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意见很大，感觉这个人不受控，在没有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的情况下，就敢举行这种大规模的暴动，结果损失很大。于是借着批判立三路线，提拔了一拨年轻干部，王明那一拨人取得了实际领导地位。

　　其实就城市进攻路线而言，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并没有大的分歧。而王明等人上来后，就听话多了，几乎是共产国际怎么说，这边就怎么来。

　　这一次，他们吸收了左倾盲动和立三路线的经验，这种盲目的暴动是没有了。但是正因为吸收了之前盲目的经验，这一次的王明路线更加系统，更加完整，其结果造成的伤害也更大。

　　这是因为它虽然取消了之前那种盲动，但是进攻中心城市这个大原则并没有变。同时，由于吸收了斯大林的基本观点，把中间阶级看得非常危险。

　　立三路线，只是命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而王明路线，则是直接把政策落实到农村根据地，对农村根据地的政策来了一番全面改造。

　　在土改政策上，要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结果把中间阶级的富农、小地主全部驱赶到对立面，甚至伤害了很多中农，一度造成根据地群众逃跑，生产破坏的情况；

　　由于把中间阶级都当成“投机敌人”来看待，很多商人遭到很大打击，其结果造成贸易通道受损，反而配合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很多食盐、药品进不来，农产品输送不出去，加剧了物资困难和赤白对立；

　　由于把所有的军阀全部当成反革命，天天要揭露人家的反革命面目，生怕哪个不知道一样。其结果，在初期严重损害了广东和福建两条仅有的贸易通道，在后期则由于不敢积极配合十九路军打击蒋介石，结果错失了宝贵的联合十九路军打破第五次围剿的黄金期。

　　由于还是要进攻中心城市，所以开始大力批判教员之前的工农割据政策，说他是天天就知道打游击，搞农村割据，却不知道把所有力量都集中起来进攻城市，是舍本逐末，是游击主义。于是把所有红军，地方游击队全部集中起来，准备大干一场，先打赣州，再攻吉安、樟树、抚州，进而包围南昌，实现一省的首先胜利。然后再由城市为根据地，反过来搞农村，这样不是快得多吗？

　　农村包围城市，全世界也没有这种先例，凭啥就你独一无二？而且就本国而言，按照北伐的经验，也是要现在城市取得胜利的。你在农村，连个像样的兵工厂都没有，凭啥取得最后的胜利？咱得去武汉，至少搞个兵工厂，掌握一省财政，革命才能迅速扩大力量，你天天在农村，搞得再好，又能闹出什么名堂？

　　这就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

　　后来我们说斯大林瞎指挥，主要指的是他对中间阶级不可靠的基本观点，经过王明、博古等人传来以后，又更极端，提出“一切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于是对内大搞地主、富农，对外则搞关门主义，使得军事和经济贸易上受到严重危害。

　　但是，在是否进攻中心城市这个基本观点上，就不仅仅只是斯大林，或者说王明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首先取得在城市的胜利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必要过程。王明这一套路线之所以能在苏区得到贯彻，并不仅仅只是服从共产国际指示，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内部也都认为占据一两个中心城市是极其重要的。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为了贯彻这些政策，博古等人先在闽西搞了一个反罗明路线，又在江西搞了一个反江西的罗明路线，把下面那些执行农村割据政策的人换了一大批，又在宁都取消了教员的军事指挥权。自此，他们的路线得到全面贯彻。

　　等到第五次围剿来的时候，实际上根据地的经济和人力已经很不乐观了。但是由于受到中心城市思想的指导，他们在反围剿问题上，就表现为不愿意放弃已经获得的城市和土地，便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这么一来，哪怕是天才的军事指挥员来，也打不出以前那种战绩了。因为以前是诱敌深入，是运动中消灭敌人。结果现在这种军事战术被附加了一个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大前提，这运动战还打个屁啊。

　　而敌人那边，又更换了战术方针，用堡垒政策来对付红军。

　　按照教员当时的意见，千万不要试图保守土地和城市，而是应该主动放弃，也不要去跟堡垒硬碰硬，而是应该诱敌深入，如果敌人坚持不冒进，坚持堡垒，那就主动跳出去打，而不是堡垒对堡垒。

　　但是由于保有已经获得的城市和土地这个大原则没变，于是运动战打成了短促突击，诱敌深入变成了堡垒对堡垒。

　　尤其在中途遇到十九路军反蒋，我们却由于把一切中间派都视作敌人的基本观念和策略没变，白白浪费了一次最好的打破围剿的时机。等到老蒋搞定了福建十九路军后，反过来再打红军，红军已经极端被动了。

　　所以，所谓的王明路线，其实质还是一条城市进攻路线。但是由于把政策霍霍到农村根据地来了，又吸收了把中间派都当成敌人的这一条基本策略，结果其危害远比立三路线大得多。

　　但是为什么王明路线能进来？能够全面贯彻到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几个主要的根据地？

　　原因就是因为，在进攻中心城市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与共产国际或斯大林有任何原则的分歧。

　　而当时在核心层里面，也就是能决定路线问题的核心人物里面，只有谁坚定的认为应该搞农村包围城市呢？

　　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教员。

　　注意，他不是之一，而是就只有他一个。虽然下面有一批执行罗明路线，执行农村割据路线的人，但是他们在反罗明路线中被大批撤换了，而且他们起不到路线的决定作用。

　　起决定作用的，除了教员，没有一个人赞成农村包围城市路线。

　　走城市进攻路线的人，他们在一些政策上、战术方针上也有分歧，在某些战术问题上也赞成教员的办法。但是在进攻中心城市这个大原则大方向上，他们都是一致的。只有教员坚持农村割据，而不是中心城市。

　　这就是为什么王明路线在苏区很快就能得到贯彻的根本原因。如果都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就李德和博古两个人瞎搞，其他人都反对，王明路线是绝不可能贯彻到各个根据地去的。这一点，其实稍微有点管理经验的人都很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教员说，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重要原因。

　　进攻路线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失败。不仅是中央苏区的转移，鄂豫皖苏区之所以撤出鄂豫皖进入川陕，湘鄂西根据地的被迫转移，湘赣苏区的提前长征，赣东北苏区的重创，无一不是直接在进攻路线的指导下发生的。

　　在各个苏区都遭到重创，围剿已经无法打破，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以后，于是只能开启各个苏区的大规模转移，各个方面军的长征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后来的事大家也很清楚，遵义会议召开，教员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结果历尽千辛与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遭遇了草地分裂，南北之争。原来的红一方面军不但没能完整保存，还由于会师初期建制整编的问题，被张带走了红五和红九两个军团。

　　就是在这种几乎绝境的处境之下，他硬是带着红一、红三两个军团北上，在陕北又搞出了一个局面。而南下带走绝大部分军队的张国焘，却因敌人的重创而不得不最终北上。

　　遵义会议上只是临时纠正了军事路线，到了陕北后，先后经过东征、西征，又破除了“一切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对外关门策略，开始了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才逐步地稳住了陕北的局势。

　　后来又一度出现了一个“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这个路线有点像当初陈独秀时期那个为了统一战线而主动限制农运的路线。但是由于经过了那么多次反复对比，教员的领导核心已经基本成形了，所以虽然中途受到干扰，但是好歹最后没起到决定作用。

　　六、结论

　　在上述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哪一个不是直接决定着红军生死攸关的重要节点。

　　在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他，局面会是什么样的？真的只是在黑暗中多摸索几年吗？

　　真的是没有他，也会有革命的最后胜利吗？

　　我们不是搞英雄主义，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井冈山的经验，农村割据模式的创造，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红军战略战术的创造，这些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在红军的实践中，在领导群众斗争的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因此这些东西本身是立足于群众的实践当中，而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没有群众的实践和斗争，上面那些东西一样都不会有，这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但是这些实践经验能不能被发掘并总结，由谁来发掘和创造出来，从而实现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则往往又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