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与《水浒》·下：伟人对《水浒》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

　　上一篇文章，我们聊到了伟人晚年评论《水浒》，“好就好在投降”，真实发生的历史，对这一段评论，做了最好的注脚。

　　其实，不光晚年，伟人对《水浒》的关注，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对《水浒》不光读到了痴迷的程度，还真实地上演了“逼上梁山”的一幕，并捅出了天大的娄子，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06年秋，在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时，伟人就一遍又一遍地读过《水浒》：我不顾老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老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这些书大概对他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在回忆起自己少年时的经历，伟人对埃德加·斯诺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这一点很纳闷；在分析小说的内容后，他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样是不平等的。《水浒》里汇聚在梁山反对这种不平等的人物，便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

　　1917年前后，伟人在湖南一师主持新民学会期间，就建议同学、会友们读一读《水浒》；创办文化书社期间，所发售的100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是惟一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大革命期间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还谈起过《水浒传》和宋江的造反；在苏区受到排斥被“退隐”期间，他的书单上不仅有马列著作，还有《水浒传》；从长征到转战陕北的途中，一再精简的行李中，仍然保留着一套《水浒传》；延安整风中，《水浒传》是他圈定的阅读书目；给远在苏联的岸英推荐图书，《水浒传》必须在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伟人同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多次提到《水浒传》，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

　　伟人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水浒传》？他曾经说过，“《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无疑，四大名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佼佼者，是封建社会真实状态的艺术表现，是阶级斗争淋漓尽致的具体体现；而与底层平民更接“地气”的《水浒传》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这些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即便在今天也能找到投射，单《水浒传》中潘金莲一段衍生出来的小说《金瓶梅》，简直比真实的官场文化和世情还要真实，那些反腐案例中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情节，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伟人读《水浒》，是从文学上升到了历史，上升到了政治，上升到了哲学。

　　伟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坤、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作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延安时期，伟人曾说过：“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他还高度评价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说：“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指人民创造历史），恢复了历史的面目。”解放前夕，伟人在纪念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伟人曾向领导干部介绍：“《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传》里还提供了不少关于战略及战术方面的灵感，伟人曾经说过，“《水浒》上有很多唯物辨证法的事例”，典型的比如他的理论著作《矛盾论》里，就生动的举了“三打祝家庄”的例子。梁山好汉虽然是“占山为王”的“强盗”，但其纪律之严明、分工之有序、司职之妥当，完全压倒了所谓的官军，之所以这样，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伟人指出：“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箫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与之同时，伟人又指出了“梁山”的问题——“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一百零八将，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真革命，只想暂时委身、等待招安成为人上人，最典型的就是最高头领宋江。

　　伟人曾谈过梁山的很多人物，例如他在长征途中，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1959年，伟人还风趣地说，武松、鲁智深“是我们路线的人……我看可进共产党……”伟人还谈到过梁山的三任头领，第一任王伦，“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第二任晁盖，“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当然，第三任宋江是伟人谈得最多的。对宋江的能力伟人是很欣赏的，40年代初期，他曾评价说，“《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后来，他又谈到后期的宋江“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所以，伟人读《水浒》，既从中汲取智慧，又从中吸取教训；既把它当正面教材，又把它当反面教员——“《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一生伟大无私的伟人，他对《水浒》的评价，给我们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