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陕北公学教员的交往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一所大学。毛泽东对陕北公学的创办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曾六次给学校题词，十次到学校发表讲演。毛泽东重视陕北公学的师资配备，曾打电报给上海地下党，指名调艾思奇、何干之等学者到陕北公学任教。毛泽东关心陕北公学教员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经常与成仿吾、邵式平、艾思奇、高士其、何干之、何思敬、李凡夫等人进行交流，探讨理论问题。陕北公学教员的学术成果，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与高士其的交往

　　高士其（1905-1988）原名高仕錤，福建省福州人，出生于1905年11月1日。高士其是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室里，他被病毒感染，致使终身残疾，行动艰难。他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残疾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毛泽东赞扬他：“新中国第一个红色科学家。”

　　七七事变后，高士其为了追求真理，拖着半瘫的身体辗转数千里，冲破重重阻力与封锁，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延安。

　　“高士其到延安了！”人们奔走相告，这条消息轰动了整个延安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夸奖他：“美国回来的科学家高士其在近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来到延安，这是一个奇迹，他的精神非常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对高士其的到来，也表现出格外喜悦和欢迎，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照顾他的生活。高士其激动地写下诗歌《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

　　一朵又一朵，

　　白云躺在天空游，

　　像肥皂泡沫似的，

　　躺在蔚蓝色的大脸盆里漂，

　　有多少人天天在白云底下奔走，

　　我躺在土炕上望着白云拍手。

　　……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毛泽东给陕北公学学员讲课。

　　1937年12月31日晚上，伍修权陪高士其到边区政府小礼堂观剧，有一位老乡把高士其背进会场。会场里的气氛突然热烈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一个身材高大，和大家穿着一样军装的人走了进来，大家起立致敬，高士其也匆忙起立。毛泽东来到高士其身边坐下，坐在前排的伍修权向毛泽东介绍说：“这就是科学家高士其同志。”毛泽东和高士其亲切握手，问道：“你在这里过得习惯吗？生活如何？需要什么？”高士其回答说：“我在这里生活过得很习惯，什么也不需要。”高士其感到毛泽东的手是那么地温暖，像热流一样流过全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38年元旦，高士其搬到陕北公学窑洞里居住。他把陕北公学的教室当作战场，向边区的军政干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讲解卫生防疫和防毒的知识。他每天接待几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陕北公学同学，回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一天下午，高士其正在屋里看书，忽见毛泽东掀起门帘进来，高士其急忙让座。毛泽东就坐在高士其对面的长板凳上，先问几句，有什么困难和需要？高士其回答一切都很好，在革命的大家庭里，生活过得很愉快，很幸福。接着毛泽东向高士其介绍了抗战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还讲到古典自然科学，并鼓励高士其作为革命的科学家，应该研究自然辩证法。

　　还有一天傍晚，高士其坐在窑洞口，毛泽东正好路过这里。他很高兴地拍着高士其的肩膀说，你是很艰苦的，并勉励高士其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以后的日子里，高士其牢记毛泽东这句名言。

　　有一天中午，陕北公学教务处举行聚餐会，毛泽东参加了，高士其、成仿吾、何干之、吕骥、邵式平等同志也在座。

　　在延安时期，高士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深切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高士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1939年1月转正。高士其表示：“我愿意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为党、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

　　高士其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入党经历，并把自己写的《抗战与防疫》和《细菌与人》两本书赠送给毛泽东。

　　第二天，毛泽东派通讯员送来了他的亲笔信，勉励高士其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高士其非常高兴，给所在党支部的同志们传阅毛泽东的信，大家向高士其表示祝贺！后来这封信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丢失了，高士其感到非常遗憾。

　　在延安开大会时，毛泽东常让警卫员把高士其背上主席台，坐在自己的身边，用高士其的毅力和精神激励人们，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9年4月，由于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接近于全身瘫痪，毛泽东提议他去香港治病，高士其离开延安。

　　上世纪50年代，高士其会见中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坐着轮椅走遍了全国，会见了数百万青少年，鼓舞青少年健康成长，走向科学的道路。他也是风行全国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的副总编。

　　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审定的悼词中写道：“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热爱人民，对党忠贞，谱写了一曲身残志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光辉篇章，堪称‘中华民族英雄’。”

　　1999年，由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04号行星获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高士其星”。

　　毛泽东与何干之的交往

　　何干之（1906—1969）原名谭毓均，1906年4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一个华侨家庭。何干之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共党史专家、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他终生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为培育青年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1934年5月，何干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毛泽东非常重视陕北公学的师资人选，打电报给上海地下党，指名调何干之、艾思奇等到陕北公学任教。

　　1937年10月初，何干之、艾思奇、周扬等人到达延安，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请他们吃饭。席间，毛泽东对他们说：“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这句话给何干之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经常提起这句话。

　　何干之早年提出的：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对毛泽东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重大的影响。

　　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中国现阶段革命“不是普通的民主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进而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先来第一着，再来第二着”，“在第一着中就准备着解决第二着的前提，在第二着未来之前，必先通过第一着”。

　　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里，时间是1938年11月。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时才明确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更为具体的阐述则是到了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可见，何干之在毛泽东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有益的探索作用。

　　根据抗战的需要，何干之在陕北公学开设《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

　　当时，延安物质非常匮乏，毛泽东、党中央非常重视何干之的生活，每月给他20元津贴费，并派一名警卫员照顾他。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也只有5元津贴，也没有配备警卫员。

　　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致何干之信。

　　在陕北公学繁忙的教学和科学工作中，何干之设想写作《中国民族文化史》，1939年1月，他把写作计划函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复信，表示支持：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据何干之夫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刘炼回忆，毛泽东给何干之的信除上述一封外，还有两封。这三封信于1976年10月8日交上级有关部门管理。

　　1939年9月，陕北公学和其他三所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党中央决定华北联合大学到敌后抗日前线去办学。在华北联合大学出发前，毛泽东有意留下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由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与其谈话。谈话中，何干之表示更愿意随学校到前方去，借以锻炼自己。最后中央同意何干之的意见。

　　何干之给陕北公学学生授课。

　   从1937年到1945年，何干之在繁忙的教学岗位上实践着“用笔和口继续战斗”的信念，培养抗战干部，撰写出版了４本专著和多篇论文共50余万字。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教育事业的史册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1945年4月至6月，何干之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院长，法政学院院长，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华北大学第二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先后任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校研究部副部长和历史系主任等职。1956年被高等教育部定为一级教授。在“文革”期间，他受到批斗、关押，于1969 年11月16日倒在了下放农村的土路上。

　　毛泽东与何思敬的交往

　　何思敬（1896-1968），1896年12月20日出生于浙江杭县。何思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列主义理论战线上的杰出战士、著名学者、法律学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委员。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何思敬教授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并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何思敬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他和几位进步人士到达延安，毛泽东亲临迎接。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大会上，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王稼祥、罗瑞卿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称赞何思敬不顾国民党某些人的种种威胁利诱，毅然来抗大当教授，参加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教育事业，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对此毛泽东表示欢迎和感谢。毛泽东还谈到何思敬是全国知名学者，很有学问，对哲学、法学及军事学很有研究。当时何思敬也在陕北公学任教。

　　何思敬

　　何思敬到了延安后，其夫人王艾英还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在香港。大约是1938年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专门去看望王艾英和孩子们，并给她带来了一封何思敬的信。在信中，何思敬告诉王艾英，他到延安后，受到毛主席重视，享有各种优待，工作很愉快！廖承志还了解到王艾英一家生活困难。之后不久，王艾英收到廖承志转来的毛泽东用铅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每月给何思敬家庭补助生活费50元港币。这真是雪中送炭，50元港币能保障王艾英一家五口人最低生活费和学费。王艾英感到毛泽东对她一家人的关心，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后来，王艾英给何思敬写信，希望带孩子们去延安，与何思敬一起生活。毛泽东专门让廖承志安排这件事。1939年12月30日，王艾英带着四个孩子，经历了近90天的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延安。

　　到延安不久，一天傍晚，毛泽东提着一盏马灯来看望何思敬一家。毛泽东的突然来访，使何思敬夫妇感到惊喜，急忙鞠躬敬礼，请毛泽东坐下。毛泽东拱手向一家人的团聚表示祝贺，并与何思敬及其夫人和孩子们逐个握手。坐下后，毛泽东在上衣口袋里找香烟，可是只找出一支，于是他把这支香烟掰成两半，一半给何思敬，一半自己抽。两人就这样一边抽烟，一边谈笑。

　　后来，何思敬带全家人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的会客厅是一个陈设简单的窑洞，只有几把椅子和凳子。毛泽东和何思敬并排坐着，夫人和孩子们坐在两边。当时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才几个月，孩子们就到另一间窑洞里，看望躺在小床上的李讷。这时，江青走了过来，向孩子们点头微笑。

　　何思敬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何思敬精通日、德、英、法等国的文字，毛泽东夸奖何思敬从德文翻译的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既通顺，又准确。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的《战争论》曾多次刊印并翻译为多种文字，对世界军事理论和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军事界视为必读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此书都很重视。

　　毛泽东也很重视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的研究。1938年，他从白区搞到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文言文译本，词意不顺，译者把一些别人的见解也掺进去，令人费解。1938年４月，毛泽东主持了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请何思敬直接从德文本讲解，有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每星期两个晚上，每次介绍一章，并印发译文来帮助理解。在讨论时，毛泽东发言很活跃，如关于集中兵力问题，他讲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战例。他在1938年5月开始写《论持久战》，并在《论持久战》中吸收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思想，如：集中兵力问题；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战争中，犹豫就等于死亡；对战争的三阶段等思想。因为议论热烈，要到晚上11点，大家吃完了小米粥后才散去。大约经过三个月，把这本书讲完了。

　　王明曾说《论持久战》一书没有什么理论根据，根本不承认战争中有相持阶段的存在。何思敬和王明辩论，引经据典地说明《论持久战》中关于“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等论点，把王明驳得哑口无言。

　　1940年6月21日，新哲学会开年会。开会地点是文化沟新建的“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的窑洞里坐满了人。除何思敬和艾思奇两个负责人外，还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陈伯达、周扬、杨松、郭化若、冯文彬、范文澜等，总计50多人。会议由何思敬作开幕词。他说新哲学会成立了两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他说我们的会员毛泽东不久前写了一篇《新民主主义论》，是在革命战争中产生的伟大哲学著作。……何思敬把毛泽东写的著作作为新哲学会的工作成就，听的人都觉得有些滑稽，禁不住笑了起来。在场的毛泽东也忍不住地大笑。

　　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敬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哲学系系主任、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教授等职。同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专门委员、政法学会常务理事。

　　毛泽东与李凡夫的交往

　　李凡夫(1906-1990)原名郑锡祥，广东省香山县濠头村人。1906年7月1日出生于穷苦华侨工人家庭。1934年，李凡夫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代就是上海的著名学者。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担任领导职务，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党的文化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对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李凡夫和一些同志按照中央指示，从白区转到延安工作。到达延安后，在陕甘宁边区接待处，他们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毛泽东身穿朴素的灰色军装，和他们亲切地握手并作了热情的谈话。随后，李凡夫接受组织的安排，担任《解放》周刊的编辑，兼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不久，中央决定开办陕北公学，李凡夫又担任了陕北公学教员。那时，他被公认为“名教授”和“日本问题专家”。

　　为了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从理论上肃清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毛泽东在抗大亲自主持了一个高级干部研究班。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下午都来讲课，李凡夫也去听毛泽东讲的课。毛泽东很平易近人，大家开玩笑地跟他讲：“教员，跟我们讲讲形势吧。”毛泽东讲得很多，讲形势、政治、哲学……在讲哲学时，毛泽东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他先讲唯物主义、唯心论，后讲《实践论》《矛盾论》，后这两篇收在《毛泽东选集》之中。李凡夫听完毛泽东的课，再结合自己的体会，给学员上课。就这样，李凡夫一边当学生，一边当教员。那时，毛泽东还常到陕北公学作讲演。讲演后，毛泽东总要到校长成仿吾办公室休息一下，同成仿吾、何干之、李凡夫进行交谈。在这里，李凡夫听到毛泽东谈论许多问题，受益很大。

　　在陕北公学，李凡夫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主讲《社会科学概论》。他讲授的课，学员爱听，收获大。后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等校组成了华北联合大学，李凡夫任副教务长。

　　1939年，李凡夫（左一）与成仿吾等人奔赴敌后路过平山时留影。

　　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用“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李凡夫也受到诬陷，并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为了澄清事实，推翻诬陷之词，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不久，中央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及时纠正了错误，李凡夫得到正确的审查结论：“他是共产党内一贯的好党员！”更使李凡夫感动的是，有一天，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承认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搞错了，他诚恳地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脱帽向大家鞠了一个躬。直到多年以后，李凡夫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深为钦佩地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是实事求是的。”

　　解放后，李凡夫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副省长等职务。1979年12月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调入北京中央组织部休养，1990年10月去世。

　　李凡夫著作甚多，代表作有《中国与日本》《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革命的世界观与道德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