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信访是我们党联系人民群众、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渠道和方式。毛泽东高度关注人民信访，提出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人民信访是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等重要论断，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为当前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信访工作，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科学借鉴和有益启示。
人民信访即人民来信来访，是我们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推进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渠道和方式，是坚持群众路线科学工作方法的具体表征和建构内容。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社会建设百废待举，毛泽东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仍高度关注人民信访，提出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人民信访是我们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热情接待和积极恰当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努力做好信访工作等重要论断。凡人民来信，他秉笔亲复；群众来访，他躬身热情接待，彰显人民领袖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风范。通过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毛泽东获得了经济社会各方面实际材料，为科学决策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接待和处理人民信访，构成了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重要工作内容，极大促进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为当前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群众路线的科学工作方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新时代人民信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工作方法指南。
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接待人民信访的类型划分
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向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建言献策，对改进工作方法，推动科学决策，加快经济社会建设，大有裨益。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深怀感恩和崇敬之心，致信党中央、毛泽东。毛泽东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数以万计。笔者仅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到八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到六卷为文本依据，按人民来信来访的目的、诉求和愿景，粗略地考辨，大致划分为以下六大类型。
（一）反映问题、情况
这类人民来信来访，主要反映的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帮助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彰是瘅非、激浊扬清，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国工商界著名人士陈叔通来信反映全国工商户的出路问题，毛泽东由此了解全国工商业情况，于1950年12月18日秉笔亲复陈叔通，“全国有五百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三百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并告知将来信内容和要求转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等同志“酌办”，人民“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①1951年10月27日，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关于这一政治问题，特致信毛泽东。毛泽东在复信中肯定了阴一刚、罗云路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观点，指出：“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②这就促成了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③1952年6月，毛泽东少年时期朋友张有成致信反映“粮亏猪贱”情况，毛泽东很重视，即复：这样的来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④。新中国新政伊始，韶山毛家、湘乡文家有很多人上京造访毛泽东，但离京“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在乡间产生不好的影响。毛泽东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中获悉有些亲人的“骄傲”情况后，于1954年4月29日特致信湘乡县石城乡党委、政府，指示“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⑤彰显了毛泽东不徇私枉法的高风亮节。1967年4月21日，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致信毛泽东，反映支左工作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在“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部队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十分对立。毛泽东批示：“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⑥并责成山东省委认真查处，并报告中央。之后，济南空军、济南军区“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⑦。这些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具体情况，毛泽东均认真洞察、作出答复，彰显出毛泽东心系党业国事、关切民利的崇高思想境界。
（二）学理探究
这类人民来信内容主要涉及文化、教育、艺术、理论等方面的探究，旨在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开放文化科学的春天，营造文化学理万紫千红、盎然生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发展。1952年9月4日，黄炎培致信毛泽东，阐明要求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思想，这是当时一个颇为敏感的学理问题、政治问题。次日，毛泽东即复探讨，认为来信和“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此说似有不妥，实际上，“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是可能的”，而对于代表阶级的资产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不宜如此宣传”，应以《共同纲领》的基本原则为限，“不宜过此限度”。⑧这就厘清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思想原则、学理界限。革命烈士柳直荀遗孀、教师李淑一“抚孤成立，艰苦备尝”，致信毛泽东，诉求教书育人、家境苦情，意欲上京求教，毛泽东复信勉励她“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⑨还有一些人民书信来往，想要探讨理论学研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陈寄生是中学教师，任教之余，还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他将研究论著并信发送给毛泽东，请予指导。毛泽东1950年8月29日复信“惠书读悉，甚以为慰”，只是关于少数民族历史“未曾研究”，学术心得不多，因而“不能赞一词”；同时特别指出学术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有所成，“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⑩臧克家时任《诗刊》主编，致信毛泽东索要雄文词章，公开发表，以飨国人。毛泽东复信，勉为其难，言明心迹，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提议“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并特致贺词“《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⑪复旦大学历史系周谷城教授致信毛泽东，探讨逻辑学，毛泽东复信，“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⑫毛泽东文史功底深厚，行文造句、用典引证，拿捏得恰到好处，又十分谦虚，滋养后学，堪称一代文学大师、学术导师、人格宗师。
（三）请求推介工作、上学、入党、提拔
毛泽东的家人、学友、同志众多，由于家境和个人志趣不同，请求毛泽东推荐工作、上学、入党、提拔等事宜，屡屡来信来访。这些事情，有的涉及党纪国法，确实让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很为难、伤脑筋。从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他念旧、济亲，但从不营私谋利，总是婉言以拒。杨开智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兄长，中国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高学历，只要毛泽东一个字抑或点个头，入职提拔，并不过分。毛泽东严格律己察亲，就是不开为亲友推介工作、捞取好处的影响很坏的头。开国大典后，杨开智致信毛泽东，想进京供职，或在湖南谋个“厅长”之位。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复信坚拒：“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⑬同日，毛泽东又亲笔致信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王首道，叮嘱监督“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⑭。这个好头一开，行为世范，国风清廉，莫敢破例，无不争效，天下可彰。杨开智听从毛泽东，用之所学，就职于湖南省茶叶公司，退休时也只是个副处级干部。毛森品是毛泽东求学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的同学，他也来信恳请毛泽东推介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4月18日复信婉拒：“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⑮弘扬人民公仆的清德作派，风范照人。湘乡唐家坨文氏大家庭是毛泽东的外祖家，毛泽东在此生活了6年，度过童年，学文行事做人，皆发轫于斯之良好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文家开列名单，致信请求毛泽东推介工作、上学、进京等事宜，毛泽东大义坚拒，复信：“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⑯，“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⑰。此外，上学入读也不宜推介，否则会败坏学章校规，影响很不好。周敦祜早年在长沙读书时结识毛泽东，1955年2月8日他致信毛泽东求助小孩上学事宜。毛泽东复信：“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预，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见谅。”⑱张鼎是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学生，周容与毛泽东相识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两人致信毛泽东，要求介绍入党。毛泽东严守党规党纪，明确婉拒，复信二人：“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⑲，不能草率、越规，“未便率尔绍介，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⑳。入党有规、治党有章、严党有责，全党蔚然成风，凝聚强大力量，团结砥砺奋进。
（四）生活困难，请求照顾、接济
毛泽东的亲人、学友大都出身农家，生活困难，来信来访请求照顾、接济的非常多。毛泽东接待和处理亲友来信来访，坚守人民利益第一的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不开照顾、特殊、开后门的先例，彰显了一代伟人为民清廉正义的博大胸襟。新中国成立后，韶山、湘乡文家亲人致信毛泽东，请求照顾、接济，解决生活困难问题。1950年1月3日，韶山毛逸民代表烈士家属致信毛泽东，陈请照顾生活困难的烈属。按情论理，照顾烈属，无可非议。毛泽东从统筹全国大局出发，复信不能搞特殊化：“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对于困难烈属，可以优先地“尽可能给以照顾”。㉑另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在当时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要单独特殊地照顾她，尚有难度，但革命同志情深，可“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㉒必须指出，用稿费接济资助乡亲、友人、同志，已成为毛泽东专项开支的惯例。湘乡文家来信，请求解决生活困难，毛泽东致信指示时任湘乡县长刘亚南，“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㉓。毛泽连是毛泽东最亲的堂兄，致信反映“家境困难”情况，毛泽东复信：“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㉔清廉气节，轩然可彰。
（五）友好述旧
来信人中，很多是同毛泽东有过交往、相识的，友好述旧，成为回首当年、追忆往事、增进友情的重要方式。辛亥革命后，毛煦生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新军中共过事，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三次致信毛泽东，陈述在新军的工作和生活。周世钊是毛泽东求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过从甚密，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毛泽东书信来往频繁，共述同学情，并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0年10月15日，毛泽东复信：“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时闻“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全国解放，“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㉕表达了教育事业光荣，树人育才，功德于千秋的意思。1950年12月，周世钊致信毛泽东，要求题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牌和校训，毛泽东应约题写“第一师范”校牌和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校训，并述说自己正在改变生活作息，“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㉖，起居有序，劳逸有章。这些书信和交往，充分体现了周世钊与毛泽东过从甚密，非同一般的同学情。
（六）甄别平反，还历史清白与正义
残酷险恶错综复杂的革命环境，一些坚强共产党员壮烈殉难或蒙错含冤，启动尘封久远的历史档案材料，甄别平反，还革命英烈、革命同志的历史清白，是保护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有很多就是关于甄别平反的诉求材料。1949年10月12日，杨开慧老家舅父向明卿致信毛泽东，征询侄儿向钧的革命历史。经过查证，毛泽东于次年4月19日复信甄别，“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㉗，指示向明卿可将此复信和甄别材料一并报告湖南省委，以告慰英灵千古不朽。曹云芳在大革命时随丈夫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罗哲1928年壮烈牺牲。1956年7月8日，曹云芳致信毛泽东，请求甄别罗哲的历史。同年8月11日，毛泽东复信证明罗哲同志光荣的革命历史：“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做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㉘毛泽东的复信，很可能就是罗哲革命历史的孤证材料。“文化大革命”时期，请求平反昭雪冤假错案的来信来访，就更多了，毛泽东一一阅信，批示查实准予平反。1972年3月18日，杨成武女儿杨俊生致信毛泽东，请求为父平反。来信说：杨成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受了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陷害，希望能让他回到社会实践中。毛泽东阅信后，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㉙查证后，杨成武即获平反。1972年10月，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来信摘要》〔1972〕723号，摘要说：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许涤新的儿子来信，请求批准其父回家治病。毛泽东阅示：“纪、汪酌处。”㉚同年12月，许涤新平反。1975年10月，陶铸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来信，对专案组关于陶铸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质疑，希望能换一些人对陶铸进行甄别工作。毛泽东阅信，批示：“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请汪东兴同志酌处。”㉛随即，陶铸平反，还他历史的清白。这样的请求甄别平反的来信来访，多不胜举。毛泽东审阅此类来信，指示应当做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处理，平反昭雪冤假错案，让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让春秋书写正义大章。
总之，从这些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类型划分中，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热切期盼，并以来信来访的形式寄托他们美好的心愿，为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共同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从人民来信来访中收获了关乎国计民生的许多实际材料，为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作出科学决策和求是判断，无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接待和处理人民信访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新中国伊始，经济社会破败疮痍，百废待举。毛泽东决策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这些伟大创举，形成科学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方式路径有许多，其中一条重要渠道，就是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毛泽东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中获得了建设新中国的许多有价值材料，为决策国家建设，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了依据，奠定了坚实基础。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重视人民信访，自觉端正人民信访观
人民来信来访是反映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揭露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新中国伊始，当群众个体利益或部分人群的意志不能有效实现，来信来访便成为这部分人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选择和可望路径，也是我们党和毛泽东通达基层、了解社情民意、实施科学决策的“直通车”。重视、接待和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也就构成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毛泽东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㉜这为重视和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自觉端正人民信访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作出这一重要论断的基本要义，一是阐明人民信访的思想条件和社会背景。1951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收到近两万封群众来信，并进行分类，概述了来信反映的问题，以及对这些来信处理的情况。在这两万封人民来信中，有九千多封，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有的现在还继续向这里寄。㉝这么多来信，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诉求内容、思想感情、民意基础。正是在这一群众来信诉求、致敬党和人民领袖的思想条件和社会背景上，毛泽东作出重视和处理人民信访的重要论断。二是指出地方组织人民群众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㉞。应当指出，人民群众自发写致敬信，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无限敬仰的思想表达，是民心民意所向，真切宣示人民翻身得解放、心花怒放的深厚思想感情，无可厚非，但组织群众写致敬信，不符合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也有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正是从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施政基础的战略出发，毛泽东提出既要重视和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推进党的建设和国家事业发展，但又不要组织群众集体写致敬信。三是指示要把人民信访工作着力点放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生上。新中国成立伊始，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此时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许多是建言献策、群策群力、共商国是，这对于反对官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克时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生，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具有重大推进意义。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㉟四是促成了国家信访局专门管理机构的创设与发展，自觉端正人民信访观。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需要一个工作机构专门负责管理，保证我们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创设了国家信访局专门管理机构。这一专门工作机构自创建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下互动双向运行的政治职能作用，促使党做好人民信访的服务工作。毛泽东关于重视人民信访的重要论断，集中到一点，就是告诫全党重视人民群众的各种诉求，努力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党为民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确保我们党长治久安、国泰民安。
（二）接待人民信访是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根本路径和科学工作方法，坚决抵制官僚主义作风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执政基线和力量底线。毛泽东认为，坚持群众路线，热情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我们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路径和科学工作方法。他强调：“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㊱这就为接待人民来信来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坚决抵制官僚主义作风、弘扬为人民服务精神指明了思想政治方向和科学工作方法。1952年11月17日，中共山东分局纪委呈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其中提交了对基层组织干部（某些县以上干部也在内）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的观察，认为反对官僚主义，是纠正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关键。毛泽东审阅这份报告信件后，认为这一问题是普遍现象，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具有普遍意义，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随后，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着力“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㊲，把接待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与整党建党、经济建设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1952年12月21日，毛泽东复信易屏南，希望老同学把“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㊳，以便了解农情民生。这样的来信来访，有利于调查研究国情民情，为制定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推进国家建设奠定科学决策基础。毛泽东最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他要求全党孜孜践履，渐成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之气候。1953年10月4日，毛泽东复信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接待工作的毛月秋：“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㊴显然，毛泽东这个复信，是在调查研究社情民情，以便我们党科学决策“参考之用”。1961年8月20日，中共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委组织部部长徐振叶致信毛泽东，反映上级增加征购粮任务，严重挫伤农民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同年9月10日毛泽东阅信批示：“此事，省委如何处理，请告”，指示应考虑周全，不要随意化，若施策有失，“将会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㊵“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来信来访归口中央办公厅信访处负责管理，编印《要信摘报》《来信摘要》等信访简报，供党中央、毛泽东参阅，掌握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动态。热情接待人民来信来访，对于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抵制官僚主义作风，具有重大意义。
（三）积极恰当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
人民来信来访是为了诉求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毛泽东民本勤政、亲力亲为人民来信来访，也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及时积极恰当地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他指出：“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㊶积极及时恰当稳妥地处理人民来信来访，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1955年11月1日，毛泽东复信章乃器：来信反映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性，毛泽东提请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要耐心“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㊷，努力改进工作作风，及时积极恰当稳妥地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1959年3月29日，毛泽东审读许多人民来信后撰写《党内通信》，纵论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处理人民信访的方法问题，提出“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只有采行这一重要的工作方法，“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并坚决反对某些干部“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的错误倾向。㊸1975年11月24日，毛泽东审读我国农林科学家乐天宇的来信，来信反映林业系统派性严重，他自己历史清白，要求返回原单位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借调到林业部）。毛泽东批示：“请汪查一下此人情况。”㊹毛泽东要求关心和爱护科学人才，充分发挥科学家建设国家的智慧和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查证后，乐天宇即获准回到原单位工作，为我国农林经济建设作贡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缓解就业压力，贯彻落实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思想方针，具有重大意义。1976年初，陕西咸阳市北杜公社两位知识青年写信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培养工作和招工存在许多问题。毛泽东阅信后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㊺到1978年10月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制定和实施《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较好地解决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调动广大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
综上所述，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极大地帮助和成就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走上发展新阶段。
三、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人民信访理论与实践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人民信访理论与实践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为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弘扬群众路线的科学工作作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砥砺奋斗，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方法启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和价值取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民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力量。实质上，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给我们送来了科学决策的最好材料和实际依据。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人民信访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指明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科学工作方法，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放到最高位置。心系人民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习近平指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㊻脱离人民，危亡之渐。习近平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深入困难艰苦地区，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愿同基层和普通群众打交道，怕给自己添麻烦”㊼，这是极其错误的倾向，必须坚决克服。接待和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必须坚持“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价值取向，切实“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健康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其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笃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人民信访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应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民本勤政，笃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关切美好生活的现实问题，全党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视和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笃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51)。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准则，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努力改善民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人民群众有信仰，国家建设有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有希望。
最后，注重调查研究，增强学习本领和群众工作本领，致力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52)，坚持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增强各种工作本领，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致力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全党弘扬学习精神，增强学习本领。要把学习当成一种良好的工作方法、生活方式，营造善于学习、实践创新的社会氛围，学多一点、学深一点、学好一点，练就工作扎实内功，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繁荣发展。同时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群众工作方法。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和“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53)，“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54)，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守正创新，以广泛团结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力量。这些重要论断，为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进一步弘扬坚持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和科学实践方法指导，极大激励我们增强学习本领和群众工作本领，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健康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注释：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65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2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39-540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2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43页。
⑥《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0页。
⑦《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0页。
⑧《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5页。
⑨《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2页。
⑩《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57页。
⑪《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80页。
⑫《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00页。
⑬《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
⑭《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5页。
⑮《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1页。
⑯《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
⑰《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⑱《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52页。
⑲《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5页。
⑳《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44页。
㉑《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7页。
㉒《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38页。
㉓《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46页。
㉔《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1页。
㉕《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8页。
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66页。
㉗《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3页。
㉘《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72页。
㉙《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1-432页。
㉚《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2页。
㉛《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8页。
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㉝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68页。
㉞《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50页。
㉟《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㊱《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2-343页。
㊲《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页。
㊳《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16页。
㊴《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28页。
㊵《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㊶《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2-343页。
㊷《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3页。
㊸《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53-654页。
㊹《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6页。
㊺《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7页。
㊻《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4页。
㊼《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5页。
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1页。
㊾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页。
(5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5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5页。
(5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6页。
(5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2页。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文原载《毛泽东研究》2025年第5期。）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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