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峰、唐伟：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的历史脉络、经验凝练和现实借鉴

　　作者：储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编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唐伟，中共临沧市委党校决策资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

　　内容摘要

　　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边疆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革命战争、政权巩固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阶段持续发展完善，对当代边疆治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以历史脉络为线索，系统剖析其在政治上维护国家集中统一、重构民族关系；经济上推进均衡发展、培育特色产业；文化上构建多元一体格局、凝聚价值共识等维度的治理实践。研究表明，其蕴含的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国家战略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治理智慧，为新时代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边疆安全保障等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与理论启示。

　　关键词

　　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历史脉络；经验凝练；现实借鉴

　　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关键位置，其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繁荣。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边疆治理。他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边疆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边疆治理理念。从革命战争时期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革命统一战线，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筹推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毛泽东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辩证思维，构建起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边疆治理体系，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边疆治理理念与实践经验，为新中国的边疆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的历史脉络

　　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的历史演进，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边疆治理实际的有机结合。从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萌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建构，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全面发展，其边疆治理理念始终围绕国家发展的核心任务不断深化，呈现出“革命动员—制度建构—全面发展”的清晰逻辑脉络。其理论贡献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边疆实际的深度融合；二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开创了“政治引领、经济筑基、文化铸魂”的综合治理模式，为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

　　（一）革命战争时期：边疆治理理念的萌芽与实践探索（1921—1949）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内忧外患交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叠加的复杂局势，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边疆实际相结合，开启了边疆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为新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思想演进与实践尝试，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边疆治理领域的早期探索。

　　复杂局势催生边疆治理认识深化。20世纪上半叶，中国边疆陷入深重危机，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内封建压迫的交汇焦点。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制割占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则分别在西藏、西南边陲推行分裂活动，实施疯狂的经济掠夺。与此同时，国内封建残余势力与军阀割据势力相互勾结、混战不休，进一步加剧了边疆少数民族的苦难，使其长期处于多重压迫之下。面对如此复杂的边疆局势，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毛泽东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革命依靠力量范畴，从国家统一与革命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强调边疆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打破了传统边疆观的局限。这一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的边疆治理认知，不仅为中国共产党认识边疆问题提供了科学视角，更成为党的边疆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石，为后续边疆治理实践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长征实践是边疆治理理念的试验田。红军长征穿越苗、彝、藏等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成为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的重要实践场域。面对国民党军事封堵与复杂民族关系，毛泽东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指导，通过《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等文件，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例如，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以尊重彝族习俗的实践开辟长征行军通道；红军在涉藏地区“保护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赢得群众信任。红军通过标语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组织群众大会传播革命理念，并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分配土地，将革命动员与改善民族关系深度融合。这些实践成功地将革命目标与少数民族利益相统一，标志着理论探索向实践创新的重要转变。

　　早期边疆治理理念的理论特征。这一时期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呈现鲜明的革命动员特质。他强调：“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主张将少数民族解放纳入中国革命整体进程。在理论建构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提出“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保护”三位一体的治理理念：政治上，保障少数民族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推动其参与地方政权建设；经济上，开展土地改革与生产互助运动，改善群众生活；文化上，尊重民族语言、宗教与习俗，反对文化压迫。同时，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区分少数民族内部剥削阶级与被压迫群众，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解决民族矛盾又化解阶级矛盾，实现了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指导性的统一。

　　（二）过渡时期和政权巩固时期：边疆治理体系的制度建构（1949—1956）

　　在过渡时期和政权巩固时期，毛泽东从维护国家统一、重构民族关系、巩固基层政权三个维度推进制度建构，形成了中国特色边疆治理体系。这一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边疆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其蕴含的辩证治理智慧，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

　　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抉择。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成为帝国主义渗透与分裂势力活动的焦点，涉藏问题尤为严峻。面对帝国主义利用边疆分裂中国的图谋，毛泽东在涉藏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政治争取为主，军事准备为辅”的和平解放方针，既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底线，又明确了“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政策，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这种辩证策略有效抵制了外部干涉，避免了军事冲突，促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复杂民族问题的光辉实践。

　　民族关系的重构与制度创新。针对边疆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毛泽东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通过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科学界定民族族属；派遣中央访问团深入边疆，以物资援助、医疗服务等传递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阂。1954年宪法确立了“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实现了“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使各民族真正做到平等团结、互相帮助”的治理目标，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又赋予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里程碑。

　　基层政权的巩固与社会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封建残余势力与分裂隐患威胁政权稳定。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基层政权建设中，一方面开展剿匪平叛，以军事手段坚决镇压新疆等地反动武装；另一方面推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等渐进式改造，避免社会动荡。这种实事求是的改造方式，既巩固了新生政权，又实现了“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变革，重构了边疆政治秩序，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边疆治理的全面发展（1956—1976）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紧密结合边疆实际，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著名论断，构建起经济、社会、文化协同共进的边疆治理体系，推动边疆地区从政治稳定迈向全面发展，其蕴含的诸多理念，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渊源。

　　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毛泽东以“全国一盘棋”思想统筹边疆经济发展，将边疆纳入国家工业化战略布局。在工业建设中，遵循“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原则，因地制宜规划产业。如新疆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配厂等项目落地，开启了边疆工业化进程；内蒙古改良畜种、兴修水利，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转型，立足边疆资源，契合国家战略，奠定了边疆现代工业体系基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边疆经济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等重大工程建成，打破了地理阻隔，加强了与内地经济联系，促进了资源流通与要素配置，使边疆融入全国经济循环，彰显了毛泽东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与前瞻性布局。

　　社会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论断深刻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将这一理念贯穿于边疆社会事业建设中，全力推动教育普及与民生保障。1950年中央民族学院的创办，拉开了边疆民族教育体系构建的序幕。此后，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逐步形成，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也为边疆建设培育了大批专业人才。在医疗卫生领域，通过广泛建设基层卫生机构、培养民族医务人员，边疆地区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医疗网络，有效遏制了传染病流行，显著提高了群众健康水平。随着民生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边疆群众生活质量大幅提升，边疆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日益增强。

　　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毛泽东坚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方针，将民族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在他的推动下，国家组织开展了大规模古籍整理工程，对《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史诗进行系统编纂，有力传承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文艺创作领域，傣族舞剧《孔雀舞》等作品将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价值有机融合，展现出独特魅力。此外，民族博物馆、艺术团体等文化机构的建立，构建起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体系。这一体系既保留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赋予其时代内涵，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凝聚力，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毛泽东边疆治理的多维实践：政治、经济、文化的协同建构与经验凝练

　　毛泽东在边疆治理实践中，创造性地构建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度结合中国边疆地区的具体实际，在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文化融合及巩固边防安全等方面形成了系统性治理举措。其蕴含的实践经验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当代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借鉴。

　　（一）政治治理：国家主权维护与民族关系重构

　　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其边疆政治治理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基，围绕国家统一与民族关系两大核心命题，通过理念创新、制度构建与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实现了国家主权维护与民族和谐发展的辩证统一。

　　1.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制度转化中的主权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主权的统一性是现代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而制度建设是维护主权统一的根本保障。毛泽东将这一原理与中国边疆治理实际相结合，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筑牢国家统一的根基。在法律层面，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根本大法形式确立国家统一原则；在行政体系层面，构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民族自治地方体系，将新疆、广西等边疆地区纳入规范化治理框架，同时完善边境管理法规，使主权管控从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这种制度建构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统一的基本立场，又充分考虑了边疆多民族聚居的特殊性，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2.意识形态引领与国家认同培育中的主权巩固。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凝聚作用。毛泽东深刻把握这一规律并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将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维护边疆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撑。通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融入边疆社会治理实践：依托中央民族学院等教育机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推进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将国家意识形态有机嵌入基层治理网络。这种“制度保障—思想引领”的协同模式，既通过刚性制度筑牢主权防线，又通过柔性教育培育国家认同，形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立体治理格局。

　　3.民族平等原则实践创新中的共同体构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是民族平等，毛泽东将这一原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实践，创造性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这一制度通过赋予自治地方立法、经济、文化等自治权，实现了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治理的平衡，内蒙古自治区的先行实践验证了其可行性与科学性。为推动民族平等从制度原则转化为社会现实，毛泽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强调：“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的成立及各地民族院校的相继设立，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优秀干部，搭建起国家与民族社会的沟通桥梁。同时，通过保障少数民族代表比例、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等举措，推动少数民族群众深度参与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强化国家主人翁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经济治理：均衡发展战略与特色产业培育

　　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地区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毛泽东强调工业对边疆发展的重要性，将工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相结合，致力于推动边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为边疆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统筹兼顾发展哲学中的战略性布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基础设施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毛泽东将这一原理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相结合，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工作理念，强调“全国一盘棋”的宏观布局。边疆地区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区域发展的关键瓶颈，因此，在“一五”至“三五”计划期间，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向边疆倾斜。交通领域，康藏、青藏公路贯通打破西藏交通困境，包兰铁路成为西北与华北的经济纽带；水利方面，新疆玛纳斯河、宁夏青铜峡等水利枢纽改善了农业灌溉条件；能源领域，克拉玛依、玉门油田开发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能源支撑。这些建设既体现了国家对边疆发展的战略重视，又通过基础设施的“先行效应”激活了边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2.辩证思维下的协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将这一思想应用于边疆经济治理，注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边疆基础设施的完善释放出多重经济带动效应：交通条件改善降低了物流成本，促进了边疆资源与内地市场的对接；良好的基建环境吸引“三线建设”企业内迁，加速了边疆工业化进程；同时带动服务业发展，推动城镇化水平提升。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要素流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既遵循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弥补了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实现了边疆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协同发展。

　　3.因地制宜产业逻辑中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必须立足具体国情，遵循客观规律。毛泽东坚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强调边疆产业发展应立足资源禀赋，实现比较优势与国家需求的统一。基于边疆地区的自然条件，内蒙古重点发展畜牧业及加工业，云南培育茶叶、橡胶产业，新疆打造棉花基地，这些布局既发挥了区域资源优势，又满足了国家建设的物资需求。同时，毛泽东推动边疆特色产业向深加工升级，如内蒙古牛奶、云南普洱茶通过工艺改进提升附加值，并完善产业配套形成完整产业链，增强了边疆经济的内生竞争力。在“备战备荒”等国家战略背景下，边疆产业还承担起军工配套、战略物资储备等功能，使边疆经济发展与国家整体利益形成有机统一，体现了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

　　（三）文化治理：多元一体格局与价值共识构建

　　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边疆文化治理中，他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立足多民族文化实际，构建起多元一体的文化治理体系，通过民族文化保护创新与双向文化交流，实现了文化多样性守护与价值共识凝聚的辩证统一。

　　1.文化多样性辩证认知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中国表达。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特定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映，同时具有相对独立性。毛泽东将这一原理创造性应用于边疆文化治理实践，明确确立“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方针，为边疆文化建设锚定方向。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一系列务实举措相继推进：1950年政务院发布指示消除文化歧视，1956年开展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系统性记录民族语言、历史与文化；推动设立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等机构，对《格萨尔王传》等史诗进行抢救性编纂，构建起文献整理、文物保护、非遗传承的完整体系。这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与保护，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立场，也为边疆民族文化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在边疆治理中的实践价值。

　　2.文化发展创新逻辑中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的发展性，主张在继承中创新。毛泽东倡导“推陈出新”，推动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文艺相融合，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实践中，傣族《孔雀舞》、蒙古族《鄂尔多斯舞》将民族艺术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建筑领域融合民族风格与现代技术打造人民大会堂民族展厅等标志性建筑，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内容革新与形式突破。同时，构建教育、民间、制度三维传承体系——在民族院校开设文化专业，支持木卡姆艺术团等民间传承团体，建立传承人认定与保障机制，使民族文化传承既扎根群众又紧跟时代，形成可持续的文化生态。

　　3.文化认同整合机制下的双向交流及价值共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交流是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途径。通过双向文化交流推动边疆与内地的文化融合，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这一论述为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方面，通过组织文化工作队、科技服务队向边疆传播现代教育、医疗技术与农业知识，如1952年文化教育考察团赴边疆建立学校医院、推广种植技术，促进了边疆对现代文明的认同；另一方面，组织少数民族文艺进京演出、举办文化展览，如1952年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边疆歌舞以独特魅力增进了内地对边疆文化的认知，体现了“各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长处”的文化平等观。这种双向互动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价值共识，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筑牢精神纽带。

　　三、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的现实借鉴

　　习近平深刻指出：“要把边疆地区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边疆地区依托自身条件禀赋，在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边疆治理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边疆治理实践深度结合的智慧结晶，蕴含着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逻辑。在新时代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其思想内核与实践经验为破解边疆治理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方法论指引，在政治引领、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等维度持续释放出重要启示，与习近平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共同为新时代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与长治久安提供着思想指引和实践遵循。

　　（一）政治维度：推动国家主权与强化共同体意识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已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前沿阵地。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中“主权至上”原则与民族平等理念，深刻揭示了坚守国家主权与强化共同体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逻辑不仅关乎国家领土完整与政治稳定，更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1.主权维护体系的现代化建构。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当下，边疆地区面临意识形态渗透、跨境分裂活动、网络主权侵蚀等破坏威胁，对国家主权维护提出了更高要求，需构建“法律—技术—国际合作”三位一体的现代化防御体系。在法律层面，依据毛泽东“没有坚定的政策，就谈不上统一”的论断，完善涉边法律法规，针对跨境数据安全、文化主权保护等新兴领域填补制度空白，以法治思维和方法筑牢主权维护的制度根基；在技术层面，运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打造智能化主权管控平台，实现边境态势实时监测与精准处置，践行“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军事理念，提升主权维护的科技支撑能力；在国际合作层面，贯彻毛泽东“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的方针，通过多边对话机制参与区域治理，增强我国在边疆事务中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主权维护防线。

　　2.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创新。毛泽东强调：“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主权的社会心理基础，强化共同体意识需构建认知、情感、制度三维培育体系。认知层面，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干部培训与社会宣传全过程，系统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情感层面，通过共同参与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经济建设等实践，增进民族间情感共鸣；制度层面，完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机制，将民族平等原则贯穿政策制定、资源分配与矛盾调解全过程。通过实践创新，推动共同体意识从理论认知转化为价值认同与行动自觉。

　　3.辩证统一关系的协同推进机制。毛泽东深刻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这一论断为解析国家主权与共同体意识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二者呈现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国家主权作为矛盾一方，以政治保障与制度框架为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基础，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国家统一轨道运行，凝聚各民族向心力；共同体意识作为矛盾的另一方，以精神纽带作用筑牢国家主权的社会根基，激发边疆各族群众成为主权维护的主体力量。实现二者辩证统一需构建协同机制：政策制定层面，融合主权维护刚性要求与共同体建设柔性目标，形成相辅相成的制度体系；实践层面，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动态平衡国家治理统一性与民族自治特殊性；价值引领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并将这种共识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内聚力，在铸牢共同体意识中深化认同，汇聚边疆治理合力。

　　（二）经济维度：推动统筹区域协调与培育内生动力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与区域经济重构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毛泽东“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治理理念，深刻揭示了统筹区域协调与培育内生动力的内在逻辑，为破解边疆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与实践方向。这一发展逻辑既强调通过外部协同优化资源配置，又注重激发内部潜力实现可持续增长，二者相互依存、协同共进，共同构成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

　　1.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升级。毛泽东“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治理思想，为边疆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指引。针对边疆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需实施三维度建设战略：交通领域，构建“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对内连接内地、对外联通周边的战略通道；能源领域，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开发，建设跨境能源输送管网；数字领域，加快5G基站、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缩小“数字鸿沟”，实现边疆从地理末梢向开放前沿的转变。

　　2.特色产业体系的培育路径。毛泽东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这一因地制宜的工作理念，为当代特色产业培育提供了重要指引。立足实际构建特色产业体系，可从三方面着力：其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以数字技术赋能农牧业、手工业，通过智能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附加值，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其二，精准培育新兴产业，依托边疆独特的生态禀赋发展绿色经济，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文旅融合IP，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其三，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联动，构建“生产+加工+销售+体验”的全产业链条，最终培育具有边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3.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完善。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为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需构建三大机制以推动边疆与内地协同共进。在对口支援长效机制上，践行毛泽东“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理念，推动援助模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通过建立产业合作园区、人才培养基地，激发边疆内生发展动力；在要素流动畅通机制上，遵循“打破陈规，大胆创造”的创新精神，破除行政壁垒，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边疆合理流动，激活边疆发展活力；在利益共享机制构建中，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原则，运用税收分成、飞地经济等模式，实现区域发展成果共享，最终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文化维度：推动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深度交织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文化治理遭遇传统存续与现代转型的双重挑战。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问题，毛泽东曾提出：“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毛泽东关于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论述以及习近平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指示，二者共同构成了边疆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石。

　　1.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化建构。毛泽东“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断，为当代文化治理指明根本方向。新时代边疆文化遗产保护需构建三位一体的科学体系：在技术维度，遵循“古为今用”原则，运用数字化采集、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对《格萨尔王传》等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保护，实现传统文化的“数字重生”；在空间维度，借鉴“统筹兼顾”方法论，设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对边疆民族村寨、传统技艺集聚区实施整体性保护，维系文化生态的完整性；在传承维度，落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协同机制，完善传承人培养体系，确保文化根脉薪火相传。

　　2.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把握“三个结合”的实践逻辑。毛泽东关于“吸收进步外国文化”的开放理念，同样适用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其一，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开发、城市景观设计、数字娱乐创作等领域，实现“旧瓶装新酒”的创新突破；其二，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开发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以“科技+文化”模式提升文化传播效能；其三，推动传统文化与市场机制对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主体，打造如“云南印象”等文化品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践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实践要求。

　　3.文化交流互鉴的格局拓展。构建多层次文化交流体系，需贯彻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在平台建设层面，打造民族文化博览会、国际文化论坛等高端平台，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在工程实施层面，深化文化润疆润边工程，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边疆传播；在价值引领层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创作、传播、消费全过程，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培育具有中国特色、边疆特点的先进文化。通过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生态，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文化治理的价值升华。

　　四、结语

　　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边疆治理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它以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文化治理为核心维度，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性治理体系。其理论逻辑深刻体现了国家主权至上原则与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辩证统一，战略视野贯穿革命战争、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阶段，实践智慧则凝结于西藏和平解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建、边疆工业化推进等重大历史进程之中，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了根本性的方法论指引。全球化背景下边疆治理面临着新挑战，毛泽东边疆治理理念中蕴含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国家利益与民族权益相协调的治理智慧，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关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发展的核心要义，为应对跨境安全威胁、化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镜鉴。

　　《毛泽东思想研究》创刊于1983年，系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本刊秉持坚定的政治立场、深厚的理论定力与高度的学术自觉，聚焦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理论贡献及其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致力于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阐释与学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