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答李淑一》，毛主席爱情词的收官之作

　　蝶恋花

　　答李淑一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曾作《临江仙·寒柳》：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毛泽东在他阅读过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曾圈画过这首词，并题写了“悼亡”二字。“悼亡”是中国古代爱情书写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题。从《诗经》的《绿衣》到潘岳的《悼亡诗》、元稹的《遣悲怀》，再到苏轼的《江城子》、贺铸的《鹧鸪天》……文人墨客用悼亡寄托着对爱人逝去的无限哀思，辞句哀感顽艳，情感动人心魄。

　　1957年5月11日，年逾花甲的毛泽东提笔写下了一生中唯一一首悼亡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用饱含深情的如椽大笔，通过恢弘的艺术想象，深切悼念了杨开慧、柳直荀等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英烈，将对爱侣和挚友的深切缅怀与对英雄烈士的热情赞颂相结合，熔铸了夫妻爱、同志情，寄托了大情怀、大境界。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毛泽东早年革命战友柳直荀的夫人、时任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师的李淑一看到后，十分激动，回想起毛泽东早年曾写给杨开慧一首《虞美人》，可惜她只记得开头两句。于是，她便于2月7日致信毛泽东，请求寄赠全词，并抄寄了自己1933年传闻丈夫柳直荀牺牲时，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惊梦》。词曰：“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收到故人书信，毛泽东百感交集，新思旧念一并涌上心头。5月11日，毛泽东回信李淑一，信中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毛泽东还特意嘱托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为国珍摄！”

　　杨开慧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夫人，湖南长沙县板仓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随毛泽东在上海、武汉等地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受党派遣回板仓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10月被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李淑一是杨开慧的挚友，1924年经杨开慧介绍，与柳直荀结为夫妻。柳直荀也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曾参加过南昌起义，1932年牺牲在洪湖革命根据地。信中提到的柳午亭先生为柳直荀的父亲。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致李淑一信。

　　毛泽东随信所赠的这首《游仙》，即后来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58年元旦，经毛泽东同意，《湖南师院》首次发表了这首词，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题为《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毛泽东诗词》时，标题改定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一首首先在地方刊物上公开发表的作品。

　　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泽东心中长久以来的哀思、怀念与崇敬孕育出的一朵生命之花。这首词通过融入古老动人的神话传说，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营造了一个无比奇妙的艺术世界：忠魂升天，月宫相迎，神人捧酒，仙子起舞，人间伏虎，喜泪倾盆。词作通过描绘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的忠魂飞入月宫受到神仙敬仰以及他们为革命胜利而泪洒长空的场景，表达了诗人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歌颂了革命先烈生死不渝的革命情怀。整首词悼亡而不悲伤，神游而不厌世，是毛泽东对古代悼亡诗与游仙诗艺术精髓的融会贯通和创新创造，情感真挚，豪情满怀，气象宏大，意境深远。

　　这首词有三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分别是：炼字的艺术、恢弘的想象与崇高的境界。

　　炼字的艺术是这首词的精妙之处。

　　词中的用字极为精当，总是以极简之字表达极深之意，换一字则不巧，缺一字则不妙。词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首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中“骄”字的使用。“骄”字，既坚强又柔美，是诗人对杨开慧坚强无畏精神的高度赞扬，也凝结着诗人为她一生骄傲的一片深情。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敌人曾多次逼迫她与毛泽东断绝夫妻关系，然而，这位外表柔弱但内心却无比坚强的女子拒绝了这条唯一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11月14日，杨开慧毅然走向刑场，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年仅29岁。章士钊后来曾就此词询问毛泽东何谓“骄”？毛泽东答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1963年9月1日，毛岸青和邵华请求毛泽东书赠这首词，毛泽东将“骄杨”写成“杨花”，二人唯恐有误，提醒毛泽东：“不是‘骄杨’吗？”毛泽东则说：“称‘杨花’也很贴切。”毛岸青、邵华写道：“称‘骄杨’表达了爸爸对妈妈的赞美。称‘杨花’，又表达出爸爸对妈妈的亲近之情。”

　　油画《战友》（许宝中 李泽浩 作）。

　　除了“骄”字，首句中两个“失”字的重复使用，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痛失爱侣、战友的悲痛之情。两个“失”字，写出了 “我”即毛泽东与“你”即李淑一之间的感同身受，“我失”即“你失”，从君至我，从我至君，情深意切，一咏三叹。而“杨柳轻飏”中的“杨柳”二字，也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杨柳”是杨开慧和柳直荀两位烈士的姓氏，在此借以代二人的忠魂；另一方面，“杨柳”又是自然植物，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具有离别含义的重要意象。无论是“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作为“留”的谐音，都寄托着古人的离别相思之情。而在此处，诗人将两位烈士的英灵比作杨柳，轻飏直上于九霄，使得虚拟的事物有了真实的画面感，寄托了深深的不舍与敬仰之情。此外，词中的“捧”“顿”“飞”等字，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是作者炼字艺术的丰富展现。

　　恢弘的想象是这首词的匠心之处。

　　这首词的别具匠心之处，就是以悼亡为主题，以游仙为表现形式，通过恢弘的想象，将地下与天上、凡人与神仙、现实与虚幻相结合，熔铸出一个真情流淌而又博大神奇的艺术世界。中国古代不乏游仙诗歌，譬如楚辞中的《远游》、曹植的《仙人篇》、郭璞的《游仙诗》、李贺的《梦天》等，这些诗歌往往借描述美好仙境，表达逃避现实之情。而毛泽东所创作的这首以游仙为表现形式的词作，则避开了以往游仙诗中的消极情绪，而是运用非凡的想象，以游仙丰富诗境，营造了一个热情迎接忠魂英灵的温情月宫世界。当两位烈士的英灵飞向了冰清玉洁、宁静怡人的月宫，吴刚捧出了美酒，嫦娥为他们翩翩而舞，就在这样的世界里，诗人用革命的胜利告慰了烈士的英灵。这是浪漫与现实的结合，也是古代神话与革命实践的融合。一直以来，毛泽东便偏爱富于幻想的诗词作品。他曾说：“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不拘成规，富于想象，是毛泽东独特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一步入诗歌的王国，他精微的感觉、丰富的思想、充沛的情感，便会喷涌而出，以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这个王国里肆意挥洒，绚丽而美好。

　　崇高的境界是这首词的独步之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谈道：“有境界则自有高格。”毛泽东的这首悼亡词正是以其大境界、大情怀超越了古今悼亡诗词而独步词坛。毛泽东一生中曾为杨开慧写下三首词作。第一首是1920年的《虞美人·枕上》，第二首是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第三首便是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对比这三首词作，不难发现，毛泽东的情感与境界不断发生着转变。如果说《虞美人·枕上》更多的是青年人缠绵悱恻的深情，那么《贺新郎·别友》已经开始脱离“昵昵儿女语”，展现出“我自欲为江海客”的豪情，到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儿女情怀已经升华为感天动地的大情怀、大境界。毛泽东的悼念，不再仅仅是悼念爱情，而是悼念战友，悼念同志，悼念无数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精神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正如周恩来在评价这首词时所说：“对于我们的革命先烈寄予如此崇高的怀念之情，没有比这首词更深切、更激昂慷慨，因此也就更动人心弦的了。‘泪飞顿作倾盆雨’，是嫦娥之泪？是吴刚之泪？还是作者之泪？是普天下革命人民洒下的倾盆热泪。”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可以说是毛泽东爱情词的收官之作，从小情小爱升华至大情大爱，这是古今悼亡从未有之的伟大创作。

　　唱不尽的杨柳歌，舞不完的忠魂曲。毛泽东与伴侣、战友、同志的情感，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经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