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要批判《武训传》、《海瑞罢官》？

　　新中国成立后，由毛主席亲自发动或批示的文艺批判，是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些事件不仅是文艺论争，更是一场场“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旨在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

　　毛主席逝世以后，有人将毛主席亲自发动或批示的针对《武训传》、《海瑞罢官》等作品的文艺批判，贴上了“片面”、“粗暴”、“上纲上线”等标签，污蔑为对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迫害。事实果真如此吗？

　　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某些人在这些作品背后推波助澜的历史场景，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作品背后推波助澜的人，其动机绝不单纯。

　　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传》是一部歌颂武训苦操奇行、“行乞兴学”奋斗精神的传记电影。原剧在1948年11月拍摄到1/3时停拍，新中国成立前夕私营制片厂昆仑公司买下摄制权决定重拍。

　　1950年1月4日，昆仑公司编导会请上海军管会文艺界的领导讨论电影脚本，夏衍表示：“武训不足为训。”当时的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也认为，要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予，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陆万美指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编导会又到北京，询问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因工作极度繁忙，没时间看剧本，建议他们要到武训家乡去实地调查，究竟人民群众对武训是怎么看的。

　　也就是说，《武训传》拍摄之前，很多人并不是不清楚电影《武训传》的问题。

　　导演孙瑜结合这些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修订，但从修订的结果看，他们并没有真正到武训家乡实地调查。尽管影片通过片尾女教师生硬的台词强调：“纪念武训……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影片本质上只是套用一些革命词汇，宣扬教育救国的改良思想，把改良与革命嫁接，逻辑混乱，严重歪曲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模糊了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

　　然而，电影在1950年底正式上映之后，舆论界却出现了对《武训传》一边倒地赞扬和吹捧。据不完全统计，在电影上映不到四个月时间里，全国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了上百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这些影评文章歌颂《武训传》是“具有相当高度思想性”、“富有历史意义的教育片”，对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加赞扬，称“他是惯于韧性战的一个智慧的义学组织者”，他的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还有文章将影片中塑造的参加义军、干起“响马”的周大与武训进行比较，称赞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

　　电影《武训传》“好评如潮”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导演孙瑜和演员赵丹等著名影视人影响力的作用，有与电影渊源深厚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的贡献，但根本的问题却是出现在了党内。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为了还原武训历史真相，毛主席指派“武训历史调查团”赴武训老家——山东冠县柳林镇，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调查团从当地老百姓口中没有听到什么关于武训“兴学”的颂歌，反而听到了令几代劳动人民咬牙切齿的血海深仇。当地的地主豪强“柳林杨家”鲸吞土地、残酷剥削农民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同治年间，忍无可忍的农民组成义军奋起反抗，却遭到了当地官府和杨家地主武装柳林团的疯狂镇压。为了平息老百姓的仇恨，杨家急需给自己披上了“慈善”、“开明”的大善人外衣。宣扬“修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恰在此时进入了杨家的视线，成了杨家手中的一枚棋子……

　　然而，通过知识分子的口口相传以及电影《武训传》的美化，身处清末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时代，却不触动封建根基，反而依附清廷、接受黄马褂，成为封建地主统治的 “帮凶”的武训，摇身一变成了所谓 “人民教育家”；影片无视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革命，反而以革命失败反衬武训 “成功”，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这不就是在歪曲历史吗？

　　电影《武训传》受到热捧的时代背景，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开始的时期。然而，有的人却不想继续往前走了，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所以，他们需要武训这样的人，在“新民主主义秩序”做不同阶级之间的调和剂，希望通过武训这样的人安抚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制度变革来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彻底改变命运。

　　武训是不是真心为穷人办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不需要“武训精神”，更不需要“武训道路”；武训是“好人”还是“坏人”并不重要，“没有武训”最重要！所以，毛主席对《武训传》的批判比较谨慎，对创作者的批评是强调“对事不对人”。没有人在这场批判中受到处分，又哪里来的“迫害知识分子”呢？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是1961年由吴晗编剧，北京京剧团首演的历史题材京剧剧目。吴晗在这部剧将海瑞塑造成了一个抑制土地兼并、迫使告老还乡的宰相徐阶退田、为贫苦农民伸冤作主的“海青天”。剧中，“众乡民”甚至向海瑞叩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吴晗号称是明史权威，却在这部剧里大量编造历史。

　　海瑞去世离明朝灭亡已不足60年，彼时正是明后期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时期。明后期的土地兼并已不再以宋代以来的土地买卖为主，而主要是皇族地主和官僚地主靠“受献”半强迫、半“自愿”地敛聚中小地主、甚至官家的土地了，数量惊人。中小地主靠“投献”而甘做豪族地主的“佃户”，也可免去徭役和税赋；而豪族地主又依明律享有免缴赋役的特权，可以上欺朝廷、下榨中小地主，必然造成国库空虚、朝廷衰败。站在朝廷和中小地主立场搞“退田”的海瑞，理所当然地被朝廷和中小地主视作“海青天”。但与任何没落期王朝一样，海瑞式的“清官”根本无法触动当时土地兼并的趋势，既无法成功“退田”、让“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最后也被当作权力斗争的替罪羊弄丢了自己的乌纱帽。而《海瑞罢官》无疑是严重夸大了海瑞的个人作用，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

　　海瑞也不像剧里写的那样“为贫民作主”，相反，真实的海瑞极度忠君，看不起老百姓，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说：“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不正是地主阶级反动专制本质的体现吗？而《海瑞罢官》却把海瑞塑造成了一个如何民主，能够站在农民立场、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的亲民形象。

　　此外，还有很多历史细节被这部剧篡改。例如，这部剧里海瑞为了为民伸冤，处死了徐阶的儿子，而真实的历史却是高拱把徐阶之子判了充军，张居正最后连这个判决也取消了。吴晗在遭到批判后，辩称徐阶退田四万亩确有其事，“这是发生在隆庆五年七月，海瑞早在隆庆四年三月就离开应天府巡抚任”。也就是说，退田一事发生在海瑞离任的一年零四个月以后，是蔡国熙办的。吴晗不敢直接否认徐阶退田与海瑞无关，却抓住徐阶是否退田为自己辩解。

　　吴晗是明史权威，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主要史料提供者是熟读明清史的朱永嘉。吴晗还称赞过朱永嘉对晚明的诸多见解，甚至有意收他为弟子。所以，吴晗知不知道明代的这些基本基本史实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吴晗却以“艺术加工”为借口，编造了大量“历史情节”来篡改基本史实，这种做法出现在一个明史权威而不是专职艺术家身上，就颇耐人寻味了。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剧本发表、剧目演出之后，同样在报刊上出现了一边倒的赞扬。这些文章是这部剧“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还有的文章赞扬吴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

　　那么，吴晗“借古讽今”讽的究竟是什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现的时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当时一些想走“回头路”、否定人民公社的人正在大肆鼓吹“单干风”；而一些为了政绩大搞“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严重后果的官僚，也急于甩锅、把责任推给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把自己摘清为刚正不阿的清官，“发明历史”的《海瑞罢官》也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海瑞是不是清官并不重要，重要的也不是批判吴晗本人，重要的鼓吹《海瑞罢官》背后的舆论造势，这背后的人将矛头对准的是“总路线”，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主席的底线。

　　对《武训传》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恰好处在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其背后隐藏的正是深刻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