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云：《论持久战》中的斗争智慧及其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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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持久战》中的斗争智慧及其现实启示

　　内容提要

　　摘要：《论持久战》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纲领性文献，蕴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斗争智慧，集中体现在坚定中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念、揭示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及其内在规律、阐述灵活机动开展斗争的战略战术、论证“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等方面。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胜利，需要从《论持久战》的斗争智慧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其中，必胜信念是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的根本动力；战略定力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定海神针；战略战术安排是需要学习和灵活运用的斗争策略；“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我们斗争必胜的重要法宝。

　　关键词：毛泽东；《论持久战》；斗争精神；斗争智慧

　　原文出处：吴华云. 《论持久战》中的斗争智慧及其现实启示 [J]. 毛泽东研究，2026，71(2)：57-68.

　　作者简介

　　吴华云，男，博士，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湘潭，411105)。

　　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凶残进攻，又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挑衅，正是在这种艰险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应对，展现了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与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写作的《论持久战》是指引抗战胜利的纲领性文献，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斗争智慧。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把“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要求之一，强调在新时代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此，我们要领悟好《论持久战》中的斗争智慧，增强在新时代“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一、斗则必胜：坚定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念

　　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有胜利，而如果不以胜利为目标，斗争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毛泽东指出，“不斗则已，斗则必胜”。这是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胜利原则。要取得斗争的胜利，除了真刀真枪的艰苦努力，“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精神气势也是不可或缺的。顽强的斗争精神，须以必胜的信念为支撑。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篇指出：“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但对于到底能不能胜利、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及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问题，当时很多人是没有答案的。对于抗日战争的进程及前途，国内舆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持亡国论者有之，持速胜论者亦有之。持亡国论者，丧失必胜信念；持速胜论者，不了解战争全貌，同样会在残酷的战争胶着现实面前，丧失必胜信念。因此，坚定必胜信念，必须有力批驳这两种错误论调。

　　第一，批驳亡国论。亡国论在国民党内部和某些社会阶层中相当盛行。有些人从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出发，认为中国抗战必败。加之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频频失利，有些人便对中国的抗战前景产生了怀疑，认为中国再战必亡。国民党内的汪精卫集团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他们只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而不相信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对抗战前途缺乏信心。

　　亡国论者最主要的根据是“唯武器”论，即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所以抗战必败。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我们的广大指战员应当而且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客观条件的许可范围内导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争取抗战胜利。更重要的一点是，兵民才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中国人民克服了无组织的状态而能团结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抗战初期，我们在战场遭受了许多失败，北平、太原、上海、南京等很多大城市相继失陷，亡国论者就此认为再战必亡。实际上，这种失利在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作战时，一般是难以避免的。但这种失利是暂时的，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从军事方面讲，日本在中国的战线长达数千里，其兵力不够分配防守之用，只可能占领大城市和一些铁路线，所以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一定吞不下中国的，哪一年的‘天狗’把月亮吞下去了？”

　　亡国的危险存不存在呢？毛泽东指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可能性不是基于敌人如何强大，而是基于我们民族内部少数人的妥协投降倾向，基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错误。“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

　　第二，批评速胜论。速胜论是另一种错误观点，其危害也相当大。淞沪会战时，国民党政府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这代表了一种指望依赖外力的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思想，其后果必然是消极抗战，如当时国民党内就有“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言论。1938年台儿庄大捷之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大肆渲染，一些人误以为台儿庄大捷足以决定今后中日战局的发展，速胜论随之蔓延开来。《大公报》的文章甚至认为：“鉴于敌人最近的战略，及敌人精神上，与事实上之动摇与困难，眼前的战局(指徐州会战——引者注)，已带有准决战的成分。……这一战，我们无论如何，必须给他们以打击，敌人此次失败了，就去崩溃不远。”蒋介石也陶醉在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之中，误认为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因而企望毕其功于一役，再打一场淞沪会战，一举扭转中日战局。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他与李宗仁命令数十万精锐部队向徐州地区集结，摆出与敌决一死战的架势，结果陷入日军包围之中，中国军队不得不实施突围。这种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存在的。王明就是代表。他存在着轻敌思想，过低地估计日寇的力量，认为日寇不堪一击；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和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很快就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速胜论是一种急性病，其获胜条件只存在于头脑之中，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它使人们对困难和挫折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其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区别。毛泽东指出，“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我们需要做的是“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当然要摒弃贪便宜的空想。

　　第三，指出持久战才是通往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论持久战》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相对较弱，但它开展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是，中国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抗日战争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中国国力贫弱，武器装备落后与严重不足，再加上敌人的野蛮和凶残，这意味着中国人民的抗战进程必定是极端艰难的。更严重的困难甚至不完全来自敌人，而是来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少数民族失败主义者、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不抗日了、要投降了，他们甚至掉转枪口打自己人。因此，困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最重要的是在困难中看到希望，坚定中国必胜的信心；最难得的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忍，坚持抗战到底。《论持久战》系统全面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道理和途径，从而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念，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二、何以必胜：把握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及其内在规律

　　必胜信念不能是盲目的、无根据的。毛泽东之所以在《论持久战》中得出最终胜利属于我们的结论，从根本上讲，是因其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及其内在规律，充分论述了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战争的物质条件只决定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战争指挥者和作战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何是最后分胜负的重要因素。而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根据于正确的思想的做或行动”，“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发扬其抗日的主观能动性。《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并揭示了其内在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典范。

　　第一，预见抗日战争将具体表现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之中。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对抗日战争基本进程的准确把握，让中国人民在斗争中掌握了战略主动。为了获得斗争的胜利，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战略谋划。战略问题首先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曾指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战争的高下，取决于作战指挥员的主观指导能力、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呢？这就需要对战争进程有一个通盘的思考。因此，毛泽东强调，为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趋势描画一个轮廓是战略指导所必需。《论持久战》关于抗日战争“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划分，对各阶段的敌我态势基本特点及其转换条件的深刻揭示，使我们对整个战争的全局了然于胸，从而能够驾驭整个战争的变化发展。可以说，《论持久战》是在更高维度的时空中俯瞰整个战争的进程。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第二，剖析抗日战争各个阶段敌人的特点是什么、困难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他们将做什么，以及我方的困难是什么，优点和长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等重要问题。这是对抗日战争各阶段的基本特点所作出的规律性揭示，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始终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全国抗战胜利方向的深层根据。

　　战略防御阶段的敌我态势，总体是敌强我弱，敌人处于进攻状态。一方面，敌人将占领大片国土，我方的困难将更加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敌人深入，战线的扩大，他们在兵员、财力、物力方面将面临严重困难而成强弩之末，其士气也将开始衰颓；而我方则积蓄着战争的经验、政治的进步、军队和人民的团结等向上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能够持久作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据。在这个阶段，正确的战略战术应是以运动战为主，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大踏步地进退，侧翼包抄，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在此，毛泽东事实上严厉批评了国民政府当局只知在敌人前方死守阵地、与敌人拼消耗的错误指挥。在此阶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应着重加强团结，加强对人民的动员，批驳亡国论和妥协论，坚定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信心。

　　在相持阶段，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方坚强抵抗，敌人不得不停止其战略进攻。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变化，大体上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最终，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走到优劣相反的位置。这阶段的主要战争形式应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之。“我军将大量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和猛烈的游击战争。”敌人的企图是保守和稳固其占领地，其主要兵力将用于对付游击战。毛泽东强调，这一阶段是最困难的，时间上也要准备长一些。敌人将大肆强化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统一战线内部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妥协动摇分子将不断地冒出来。因此，此阶段的任务是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调，提倡艰苦斗争，熬过这一段艰难时期。

　　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战争形式仍以运动战为主，但阵地战将被提到重要地位。反攻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但国际力量支援和敌人内部变化将是重要条件。因此，需要加强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敌人采用各种手段分化和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

　　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表明，《论持久战》对战争各阶段的敌我态势、敌人的进攻方向和重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可能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的预见，都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战略战术及应对策略，可以说是算无遗策。正是这种料敌先机的科学预见，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主动性，创造了抗战胜利的有利条件。

　　第三，坚定中国人民通过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论持久战》指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点是无疑的，但抗日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过程，必然要经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中最关键的是相持阶段，它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转变的枢纽。没有这个阶段敌我强弱的转换，企图越过它，直接与敌人决战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些患急性病的人，却不想熬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设想通过一两场大战即分胜负。这些人“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一到形势好转，就吹起战略决战的声浪，企图速胜。这种观念在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可能多起来，必须予以警惕和纠正。毛泽东强调：“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敌人的战略是“速决”，因此在第一、第二阶段，敌人的愿望是我方集中主力与之决战。而我方的正确应对是在总的战略的持久战方针下，一方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役战术，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另一方面，不和敌人进行拼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样，就破坏了敌人的“速决”企图，把它拖入“持久”的深渊，等待失败的命运。

　　为坚定持久抗战的战略定力，毛泽东还批评了战场上的“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拼命主义与战争中提倡的英勇向前、勇敢牺牲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拼命主义者是军事上的“近视眼”，他们幻想通过一两场硬仗便把敌人打败，不知战争的基本要求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明知自己处于确定的不利情况下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殊不知这种孤注一掷的心态，绝不能用于指导战争。毛泽东强调，即使到了战略反攻阶段，仍然必须坚持“执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总之，“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这样，我们才可始终保持战略清醒，立于战略主动地位。

　　尽管国民党也曾提出过所谓“持久消耗战略”，但其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胜利，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国际形势变化。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防守和反攻两个时期，主要战术是“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实际上仍是一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通过对比，更能理解《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深刻揭示的意义所在。

　　三、何以制胜：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把握规律是斗争取胜的关键，但要在与敌斗争中最终取胜，还离不开对规律的正确运用，还需要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与敌人斗智斗勇中运用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第一，要紧紧抓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和本质。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古往今来人类一切战争的根本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是同一个目的的两个方面，不能割裂。其中，消灭敌人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战争必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的。但是要消灭敌人，首先必须保存自己。在战争中，高明的指挥官总是攻不忘守，“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也总是守中带攻，因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在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中，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对这个问题有两种错误偏向。一种是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和冒险主义，而论及防守，则只知死守阵地，与敌人血拼消耗；另一种则是单纯防御，一味防守而不知进攻，敌人进攻哪里，就守哪里，守不住了就兵败如山倒，最终表现为畏敌避战的逃跑主义。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频频失利的重要原因。为此，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绝不能离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去指导战争，而要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目标下，保存和积蓄力量，不断壮大自己，并且“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

　　第二，要特别重视发挥各级指战员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主观能动性体现在战术层面就是主动性。毛泽东指出，主动性是指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这种主动权既与战争力量优劣相关，也与战场指导正确与否相关。“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的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④在战争中，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古今中外，弱小军队打胜仗、强大军队打败仗的许多例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抗日战争的防御和相持阶段，我方总体上处于相对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但经过我方指战员的主观努力，可以造成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最终转化为我方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

　　灵活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运用各种战役战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至于计划性，毛泽东着重指出，虽然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而且战争的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也是稳定的。因此，战争没有一成不变的计划，但必须有总的战略计划，各阶段的战略计划、战役计划、战术计划。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战略、战役、战术计划，正是灵活性的体现。在计划性问题上，主要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顾战争的流动性，机械地按既定的战争计划去调配兵力和指挥战争，这种纸上谈兵式的错误尽管很少，但不是没有；一种是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相对固定性，根本否定战争计划的可能性，这种犯了相对主义错误。毛泽东总结说：“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

　　第三，要综合运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各种作战形式。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应采取的具体战略方针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些方针决定了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各种作战形式的不同地位。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在持久战中，战役歼灭是达到战略消耗的主要手段。

　　在具体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即野战兵团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在运动中实行包围和迂回，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次于运动战，并且在相持阶段，游击战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二是把自己发展为正规战，在战役和战斗中执行消耗和歼灭任务。阵地战则不宜作为主要形式。在抗日战争的实际中，八路军在敌后的胜利和发展就是因为执行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方针；而正面战场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国民党军队主要采用的是单纯阵地防御的作战方法。

　　第四，要善于发现和抓住敌人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做到“乘敌之隙”。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强调要把“乘敌之隙”作为我们胜利的条件之一。不能把敌人指挥上的错误作为我们战略计划的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乘敌之隙”是可能的。战争是两军指挥员的对弈，高明的弈者能够敏锐抓住敌人不明显的疏忽和漏洞而穷追猛打，进而奠定胜利的基础，败者常常因一着不慎而至满盘皆输。正因如此，古往今来军事史上就有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案例。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中的许多战役就是敏锐抓住了敌人失误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准确把握战机而赢得胜利的。《论持久战》指出，从战争前期的情况来分析，敌人已经犯了五个大的错误：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包围多歼灭少。这五大错误源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估计不足、自己兵力不足、内部存在着严重矛盾等因素，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尽管敌人自己能意识到错误而作出某种改正，但兵力不足的矛盾不解决，基于此点的其他错误就不可能避免，一定会重复出现，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因此，毛泽东强调：“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

　　四、必胜之基：兵民是胜利之本

　　依靠人民是斗争取胜的根本所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第一，战争的正义与否决定人心向背，因而从根本上决定战争的胜败。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正义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否代表历史前进方向，是否促进历史发展，是否反映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这是抗战必胜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力量对比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因为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多数都会站到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方面来，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少数人强制掌握的军力和经济力，也就没有可以决定胜负的优势可言了。

　　第二，实行全面的民族抗战是胜利的根本保证。国民党走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既不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又害怕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抗战初期国民党四大会战，前线军队不可谓不英勇，然均以惨败告终，除战略战术指挥失当之外，没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参与也是根本原因之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实行全面的民族抗战路线。早在1937年7月，毛泽东就指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同年8月，他又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民族团结等为重要内容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有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则根本不需担心抗战的兵源、财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如果军队和人民能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第三，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抗日动员是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只有动员了全国人民，才能形成抗日的热潮，几万万中国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希望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如果我们克服了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有组织的人民之前，它是非败不可的。那么，如何进行政治动员呢？首先是要把抗战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这个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大家都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奋斗。其次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其中最重要的应当是给予人民抗日的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最后是要尊重人民，把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消除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

　　在持久战战略和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向敌后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结局。

　　五、现实启示：夺取新的伟大斗争胜利的科学指引

　　《论持久战》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纲领性文献，其中蕴含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智慧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我们正面临一场更具隐蔽性和复杂性的“新持久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要求我们从《论持久战》中汲取斗争智慧和斗争力量，做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第一，必胜信念是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要把必胜信念树立在历史自信上，克服精神“软骨病”。在百余年奋斗征程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必胜信念，成为中国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在应对核心技术“卡脖子”的科技战、国际经贸斗争等重大考验面前，同样要坚定这种必胜信念。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我们要把必胜信念树立在对现实条件的准确把握上，克服盲目性。既要清醒地知道我们具备什么样的胜利条件，也要增强底线思维，预见和预防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应如《论持久战》所言，“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情况”，并依此准备相应斗争策略。今天，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因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我们要把必胜信念树立在永不懈怠的奋斗上，克服空想。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持久战的最后胜利当然不会自动到来，“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同样的道理，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伟大梦想的实现，也不可能轻易得到，需要我们永不懈怠地努力奋斗。

　　第二，战略定力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定海神针。《论持久战》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要在复杂环境面前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打好毛泽东所说的战略的持久战。在新时代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要深刻认识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指出：“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因此，必须立足于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一方面，面对外部环境的各种“卡脖子”和战略围堵，必须敢于斗争、敢于亮剑。另一方面，正如当年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早上打败敌人一样，在今天的斗争环境中，也不要设想通过一两个局部斗争胜利就实现预期，而是要有充分的、长期的准备，作长期的斗争。

　　其次，要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论持久战》的辩证思维方法。今天的斗争焦点是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敌对势力绝不甘心、绝不愿意看到我们顺顺利利实现这个目标。就面临的斗争形势而言，虽然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依然是“敌强我弱”，但我们的力量正在增强，优势正在增多：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国内市场，经济发展韧性强；14亿多中国人民中蕴藏着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等等。我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正持续稳步地增强。

　　最后，持久战三个战略阶段的划分依然是分析斗争形势、运用斗争策略的重要依据。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是持久战战略的三个阶段，任何一个完整的斗争都可能有这样一个过程，只是在某个阶段停留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不同阶段的斗争特点是不同的。运用这个阶段划分方法，就可以准确判断当前斗争处于什么阶段，从而确定我们的任务和策略。习近平强调，为了增强斗争本领，要“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这样，我们才能牢牢把握斗争的主动权，增强战略定力。

　　第三，《论持久战》所阐述的具体战略战术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需要学习和灵活运用的斗争策略。当然，其具体运用一定要紧扣当前斗争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强调，增强斗争本领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学习和运用《论持久战》的斗争策略，打赢新时代的伟大斗争，要深刻理解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重要原理，尽量以最少的牺牲获取最大利益，特别是在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重大问题的斗争方面。我们主张管控分歧，合作共赢，但这是要以彼此尊重、相互合作为前提的。

　　学习和运用《论持久战》的斗争策略，要善于发挥斗争的主动性。发挥主动性，就要对潜在的斗争领域和方向有科学预判，未雨绸缪，对敌对势力可能挑起的某种事端有所准备，做好应对，“不打无准备之仗”；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以我们自己的确定性应对各种外部不确定性，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善于跳出对手设置的领域和议题，不随对方的节奏起舞，要打“运动战”，不打“阵地战”。

　　学习和运用《论持久战》的斗争策略，要重视“乘敌之隙”的可能性及重要意义。善于抓住对方战略上的失误、战术上的失误及其内部矛盾，将其作为我们获取胜利的条件之一。比如，所谓盟友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与盟友间各自的利益考量恰恰是我们在国际经贸斗争中取得胜利，进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可乘之隙。

　　第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斗争必胜的重要法宝。人民战争思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革命战争的主体，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都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意义不局限于军事斗争，而是适用于一切斗争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取得的各种非军事斗争的伟大成就，比如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大建设成就、战胜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等，也都充分运用了人民战争的思想策略。人民群众作为主体的广泛参加、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是我们斗争必胜的力量之源。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思想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

　　在新的伟大斗争面前，我们必须始终发挥好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一政治优势，紧密依靠中国人民的大团结，确保斗争必胜。比如，面对西方一些国家进行技术封锁、搞脱钩断链的新情况新挑战，我们要充分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力实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提升国民的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主动，赢得斗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