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研究》2026年第2期
摘要：
以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关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绞索论”及“中间地带”的系列战略判断为历史镜鉴，对2026年爆发的美以伊战事及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加以比较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毛泽东当年揭示的帝国主义扩张悖论（军事越扩张、力量越分散、反对者越多）在当代呈现出许多新的“绞索”形态：人工智能技术依赖成为悬于霸权头顶的新“达摩克利斯之剑”，能源金融霸权因自身行为加速瓦解，战争融资矛盾激化国内阶级对立，全球南方的战略觉醒重塑“中间地带”地缘格局。美以伊战事的胶着化在本质上是美国无法通过危机外移解决内部结构性矛盾、陷入“双手抱鸡蛋”困境的集中体现。面对这一局势，中国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以“全球南方”团结拓展国际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霸权逻辑，同时注重加强对美研究的科学性，在历史变局中牢牢把握自身发展主动权，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提供了超越霸权逻辑的系统方案与最大确定性。
关键词：
毛泽东战略思想；绞索；美以伊战事；中等强国；全球南方
一、1958—2026年：重温毛泽东的“帝国绞索论”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发民族主义革命，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建立伊拉克共和国，整个中东地区为之震撼。伊拉克作为巴格达条约组织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长期被视为西方在中东的殖民统治支柱，其政权更迭意味着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战略支点轰然倒塌。美、英两国对此反应迅速而激烈。7月15日，美国以“保护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为借口，派遣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7月17日，英国伞兵紧急空降约旦，企图挽救同样面临危机的哈希姆王室。黑云压城，中东局势骤紧。
（一）从危机联动到“绞索”的发现
远在东方的中国也快速作出回应。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侵略黎巴嫩，坚决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表示“六亿中国人民将同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一起，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日，时任外交部长陈毅致电伊拉克共和国政府，正式承认新政权。7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50万人参加的抗议大会，声浪震天。此后数日，全国各地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形成对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舆论支援。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视野并未局限于声援。他首先分析了美国和英国在中东的深层困境：“我看，他们不准备打。第一，军事上，他们的兵力不足。第二，政治上，他们国内不一致……第三，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得到支持……第四，引起全世界的反对……第五，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美国和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干预与远东局势之间存在深层联动。就在美军登陆黎巴嫩的同一天，美国宣布驻远东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台湾当局随即宣布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地区进入“特别戒备状态”。蒋介石集团加紧对大陆沿海的骚扰破坏，派飞机深入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撒传单、投特务，气焰嚣张。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和行动，与中东局势形成了某种战略呼应。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战略决策，即炮击金门。这一决策的战略意图清晰而多维：直接目标是惩罚蒋介石集团的骚扰破坏，间接目标是牵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深层目标则是摸清美国对华战略的底牌——究竟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台湾海峡的冲突。这一战将中东危机与远东局势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美国不得不从地中海抽调第六舰队舰只紧急驰援台湾海峡，其对中东革命的武装干涉无形中被牵制瓦解；同时，毛泽东通过“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精准指令，既检验了美国与台湾当局共同防御条约的成色，又成功分化了二者的关系，迫使美国暴露了不愿为金门等沿海岛屿与中国开战的真实态度。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形象地作出了“绞索政策”的全新概括：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和干预行动，正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而中国人民手里握着绞索的另一端。“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索。对他们使用绞索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它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老的绞索，美国已经占领几年了。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
（二）战略主动：划定战场与“绞索”的运用
毛泽东的“绞索论”揭示了帝国主义扩张的自我反噬逻辑，但这一战略判断的另一面，即如何主动利用这一逻辑在自身内线划定战场以牵制对手，在既有研究中往往被简化为“联蒋抗美”的传统叙事。深入分析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可以窥见一种更为精妙的战略主动：通过主动在台湾海峡制造一个可控的紧张点，用极低成本牵制美军的全球部署，使其在中东与东亚之间疲于奔命，从而将真正的火药桶“锁”在远离自身核心利益的区域。
炮击金门的战略设计引发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疑问：主动在台海制造紧张，是否等于引火烧身、将自己变成敌人攻击的战场？深入辨析可以发现，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主动选择战场还是被动作战。金门是中国的内线，补给线短、政治动员充分、国际法理明确，而美国若在此升级战事，将面临巨大的政治与军事成本。军事手段选择的是炮击而非登陆，后期更是将烈度控制在一个让对手紧张却无法开战的阈值内，这不是将自己变成靶子，而是在自己家门口划一个圈，让对手被迫跳进来消耗资源。正如毛泽东所洞察的，“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
从战略效果看，这种“可控冲突”模式形成了多重效应：可预测的紧张让对手无法抽身，常态化部署消耗对手的全球机动能力，明确的规则给对手留下不升级的台阶。付出的成本仅是隔日炮击，换来的却是美军在两大洋之间的长期拉扯。这种“低成本、高牵制”的模式，揭示了核时代大国博弈的一条隐性规则：在不敢直接碰撞的前提下，谁能用有限冲突钉住对手的多线部署，谁就掌握了全球力量调配的主动权。
1958年的那段历史对理解当下局势具有重要启示。自2025年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与地缘冲突深度交织的背景下，美国以“唐罗主义”（Trump Doctrine）之名四处出击，突袭委内瑞拉、加强对古巴干预，不断陷入新的战略泥潭。这种困境，恰恰验证了毛泽东当年的战略预见。而对于中国而言，炮击金门的历史经验提示我们，真正的战略主动，不在于平息别人的战火，而在于不让别人在你家门口点燃战火；不在于是否“以身入局”，而在于这个局是由自己布的，还是别人设的。
从伊拉克革命到美英两国干预，从北京声援到炮击金门，1958年一系列看似在地理上相隔万里的事件，在毛泽东的战略视野中被有机联结为一个整体。这一战略实践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内在规律：看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扩张越甚，陷入越深。物极必反是颠扑不破的辩证法。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就已指出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这一论断并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对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把握——军事扩张与兵力分散的悖论、霸权野心与联盟脆弱的矛盾、侵略行径与世界人心的背离。
二、历史之镜与当代验证：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逻辑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深刻剖析，核心在于揭示其“外强中干”的本质。这一判断并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帝国主义扩张规律的严谨分析之上。从毛泽东的历史洞察到2026年的当代现实，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逻辑不仅未被证伪，反而在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背景下获得了新的验证。
（一）军事扩张的悖论：兵力分散与战略重心丧失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剖析，始终紧扣其内在的结构性悖论。1959年，他在分析美国全球部署时指出：“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在1958年9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更生动地描绘了美国面临的困境：“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
这一判断建立在他对美国全球军事部署的深邃洞察之上。毛泽东敏锐地指出，这种“摊子摆得太大”恰恰是战略上的致命弱点——正如他所说，“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一局面：“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1958年黎巴嫩危机期间，美军从太平洋调往地中海，又因台海危机而被迫回防，这种顾此失彼的窘态，正是“到处不顶事”的生动写照。
1987年，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理论：大国衰落的直接原因，往往是军事承诺超过了经济基础所能支撑的限度。他强调：“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这一理论在毛泽东的战略判断中早有朴素表达——“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
2026年的美国，正处在典型的“帝国过度扩张”状态。美军同时应对东欧（俄乌冲突）、中东（美以伊战事）、亚太（对华遏制）三条战线，其兵力调动的捉襟见肘与1958年如出一辙。美国试图通过增派两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来强化中东部署，必然削弱它在其他战略方向的威慑能力。美国的军费开支连年攀升，2025年达到8950亿美元，超过其后9个国家的总和。然而，军事扩张并未带来相应的安全，21世纪以来，美军在阿富汗溃败、在伊拉克陷入泥潭、在叙利亚进退维谷，如今又在伊朗面临新的战争泥潭。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境，正是“越扩张越分散”论断的当代验证。
（二）政治联盟的脆弱与“中间地带”的战略辩证法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洞察同样具有深刻穿透力。1958年，在美英两国入侵黎巴嫩、约旦时，他注意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并未协商，盟友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英国。这种观察揭示了帝国主义联盟的固有脆弱性：利益分歧始终存在，所谓盟友并非铁板一块。他进一步分析美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在美国，有些议员反对。美国这次出兵没有经过国会，没有经过联合国，因为亏理。这是他们国内的政治问题，还没有讲他们同人民之间的对立，只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问题。”这是毛泽东用阶级分析方法对敌我友态势所作的深刻判断。1958年9月，毛泽东更以“电解铝、电解铜”之喻说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势力之间也是可以分解的：“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毛泽东战略思想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对“人心向背”这一政治因素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帝国主义的扩张非但不能压制民族解放运动，反而会点燃“干柴”，加速其自身霸权的瓦解。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本身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会激发全世界的反抗。他在1958年指出，美英两国入侵黎巴嫩和约旦实际上起了“宣传员的作用”，让全世界看清谁主张和平、谁搞战争。这种将战略被动转化为主动的辩证思维，也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自信。毛泽东甚至提出，紧张局势对西方不利而对我们有利，因为它能调动人们的积极因素：“它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对于帝国主义力量在黎巴嫩、约旦驻军，他的态度是：“据我看，它多呆一天就有一天的好处，众矢之的，以便我们每天有靶子可射”，“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1956年毛泽东系统阐述的“中间地带”理论，将介于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之间的广大地区视为反帝同盟军。他将“中间地带”国家分为三类：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国家，欧洲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这一分类为后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外交争取了广阔的国际空间。有感于1958年中东冲突引发的巨大反响，毛泽东进一步将“中间地带”与反帝斗争联系起来，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一是帝国主义。现在帝国主义同民族主义打仗。民族主义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共产党也说它侵略。”在毛泽东的分析框架中，被压迫民族不是被动承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对象，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战略力量，“天下大势归纳起来是三个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我们占的力量大，在民族主义中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搞世界和平运动，有的国家的领导人不参加，而中东事件发生后他们都出面了，我看中东事件比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大”。可见，抽象的和平呼吁不如具体的反侵略事件更能动员民众，民族主义力量一旦被激发，其能量也远超日常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同时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的切身经历，也使毛泽东深深懂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这一纵横捭阖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当下波谲云诡的国际格局中得到新的印证。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传统美国盟友保持谨慎，不愿完全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欧洲盟友虽在口头上支持，但在能源政策等问题上日益寻求自主空间；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激起了整个中东地区甚至“老欧洲”核心地带英、法、德等国的反美情绪。这种内部的裂痕，正是帝国主义政治联盟脆弱性的当代表现。
（三）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与“外强中干”的新形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植根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他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剩余价值的增殖；这种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必然与有限的社会消费能力发生冲突，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超越传统的周期性生产过剩，演变为涉及金融、生态、技术、地缘政治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性疲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正使当代帝国主义国家陷入一场经济和军事的盲动。理解当代帝国主义必须回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揭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先天性联系。
2026年的美以伊战事并非孤立的地缘政治事件，而是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核心区长期结构性危机的集中爆发。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制造业空心化、金融资本过度膨胀、贫富分化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政策虽然延缓了崩溃，但积累了更大的资产泡沫；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非但未能解决实体经济乏力的问题，反而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脱嵌。生产力革命未必是经济危机的解药，也可能成为危机的催化剂。人工智能的扩张与回报脱节、失业问题加剧、泡沫风险增加，正是这一判断的当代例证。
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论断，基于的是他对当时美国军事、经济、政治的综合判断。今天，这种“外强中干”正呈现新的形态。在军事层面，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最多的海外军事基地、最强的海空军力，但正如1958年毛泽东所质疑的，美军兵力分散、战线过长、战略重心模糊的问题从未解决。在经济层面，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仍居全球首位，美元仍是主要储备货币，但“人工智能依赖症”和金融泡沫正侵蚀其根基。标准普尔500指数前五大巨头市值之和占总市值的三分之一，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畸形繁荣如出一辙。一旦人工智能泡沫破裂，其冲击将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因为今天的金融体系与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嵌套，风险传导更为复杂。在政治层面，美国国内极化加剧、社会撕裂、阶级矛盾尖锐。毛泽东在1958年分析美国出兵黎巴嫩时，特别区分了“统治阶级内部问题”与“统治阶级同人民之间的对立”。今天，这两种矛盾都空前激化：两党恶斗不止，贫富差距达历史峰值，中产阶级规模萎缩。
毛泽东战略思想最具辩证色彩的部分是他对“紧张局势”的独特理解。他在1958年所提出的“紧张局势比较起来对我们有利，而对西方比较不利”的判断绝非盲目乐观。特朗普宣称对伊朗行动“基本结束”，却又扬言“猛烈空袭”；赫格塞思宣称“摧毁伊朗军事能力”，却又承认战事可能持续数周。这种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表态，折射出美国决策层的战略焦虑——既想尽快脱身，又怕示弱；既想威慑对手，又怕陷入泥潭。由此可见，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核心区正因失去世界经济中心地位而走向失控。地缘冲突、资源战争等危机外移手段的常态化、极端化，恰恰是霸权衰落的症状，而非其强大的证明。
从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外强中干”本质的深刻揭示，到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新形态，历史辩证法以其不可辩驳的逻辑证明：帝国主义的扩张非但不能解决其内在矛盾，反而加速了其衰落的进程。“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这句话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对未来的预言。
三、现实之困：美以伊战事中的新“绞索”形态
2026年初，一种被称为“唐罗主义”的战略理念逐渐清晰。特朗普将“门罗主义”与自己的姓氏结合，主张“美洲人的美洲”日益演变为“美国的美洲”。这一理念已写入2025年底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并从2026年初开始转化为具体行动——突袭委内瑞拉、加强对古巴干预、向伊朗极限施压以至发动战争。“唐罗主义”作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所具有的进攻性、霸凌性不容低估，其本质是美国试图以控制西半球为基础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从谱系学角度看，“唐罗主义”是19世纪“门罗主义”在21世纪的变种，但其内在矛盾更为尖锐：一方面高喊“美国优先”、试图收缩全球义务，另一方面又四处出击、干预不断。这种矛盾状态，恰如毛泽东所形容的“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既要护住所有鸡蛋，又动弹不得。如毛泽东当年指出，“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这种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地缘扩张，恰恰使美国在全球南方陷入更深的孤立。美以伊战事的胶着化，深刻印证了毛泽东在1968年对于美国入侵越南最终走势的预判：“打是要打，和也要和。总而言之，打也难打，和也难和。”美国陷入两难困境：想打，怕陷入比阿富汗更深的泥潭——伊朗的体量、地形、民族构成都远非伊拉克可比；想和，又无法满足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及国内军火集团的利益。与此同时，诸多新的“绞索”也正套上美国的脖颈。
（一）新“绞索”之一：人工智能依赖与技术的自我反噬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其《论美国》一书中分析了美国是如何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的，他认为，约翰逊总统希望通过军事升级行动达到体面撤退的结果，“1965年中期的时候，这位总统问他的幕僚们：‘我们怎样才能脱身？’幕僚们回应说，应该再派更多的军队去，然后谈判”。当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无谓送死。相较于约翰逊对体面的执念，特朗普的非理性“赢学”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大约只会更严重。
特别是，当代战争形态的深刻变革已为“绞索论”增添了新的维度。随着人工智能从“问答机器人”进化为“自主代理人”（AI agent），目标泛化偏差可能导致人工智能为追求效率而采取人类从未批准的危险行为。当下更强大、更自主的人工智能代理交织在一起，引发连锁反应的概率远超想象。在2026年美以伊战事中，人工智能被大规模引入作战体系，这使军事打击速度和规模大幅提升。然而，这种军事决策的人工智能依赖正成为悬于霸权头顶的新“达摩克利斯之剑”。据报道，在本次美以两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中，刚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五角大楼“拉黑”的Anthropic旗下Claude模型也成为美军作战的关键一环，而最初将Claude介绍给美国军方的是一家名为Palantir的公司。以Palantir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并没有使技术的进步成为理性的解药，反而加速了战略的自我反噬。技术已经从简单的数据汇总发展到复杂的推理，这使军队能够在人类规划者过去于物理层面难以实现的规模上开展行动，其结果便是带来前所未有的作战节奏。《大西洋月刊》日前刊发的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汤姆·尼科尔斯（Tom Nichols）的文章《特朗普的“胜利病”和他的空洞战略》，就深刻揭示了这背后的深层问题。
其一，“胜利病”的技术化——从认知偏误到算法幻觉。尼科尔斯所描述的“胜利病”本质是一种因阶段性成功而丧失对战略全局判断力的状态。当这种心态遭遇大规模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时，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Palantir这类平台的核心逻辑是数据驱动决策，其优势在于从海量情报中提取模式。但在美以两国对伊朗的持续行动中，系统可能将每一次战术上的成功（如定点清除、网络渗透）识别为有效的措施，进而持续推荐同类行动。然而，人工智能缺乏对战略节奏与对手长期韧性的深层理解。它无法像优秀的人类指挥官那样感知过度扩张的临界点，反而会将短期的“胜利数据”不断反馈为正强化，从而将“胜利病”固化为一种算法层面的“胜利函数”。这种技术化的认知偏误，比人类的自负更危险，因为它披着“客观计算”的外衣，却剥夺了决策者在关键时刻进行战略收缩的直觉空间。
其二，非对称报复的“算法化”——相互确保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崩塌与无限博弈的纳入。“规则外推”是人工智能战略决策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传统的MAD战略建立在理性行为体与可预期的报复之上。但当一个弱势方，比如伊朗，明确向人工智能系统传递“不承认任何约束”“可实施无限制或随机报复”的信号时，人工智能的战略推演将面临根本性挑战，而这恰恰是人类千百年发展过程中早已司空见惯的常识——“弱者的武器”。对于依赖博弈论模型的人工智能而言，面对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的对手，其计算出的最优解可能就是先发制人并彻底摧毁其报复能力，而这恰恰是中东战事中最危险的升级路径。更深刻的自我反噬在于：当美以两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理性”进行“先手最优解”计算时，它们实际上在逼迫对手将不可预测性与非理性作为其唯一的战略资产。人工智能越是精准，对手就越倾向于用混乱对冲精准。这导致技术系统非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诱发了战略环境的“熵增”，这正是技术自我反噬的典型表现——试图用算法掌控全局，却迫使对手成为算法无法捕捉的“黑天鹅制造机”。
其三，精神反抗与人工智能战争的终极悖论。人类与人工智能在战略对抗中的本体论分野是什么？如果未来美以伊战事升级为一场深度依赖人工智能的战争，那么抵抗力量的核心优势恰恰在于人工智能系统无法处理的精神变量。这里的“精神”不是神秘主义，而是指：无法被数据化的意志、非功利性的牺牲以及基于共同创伤形成的信任网络。人工智能可以精准打击目标，却无法“计算”一个因丧亲而决意无限报复的群体；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战役进程，却无法预测一种拒绝被任何威慑模型框定的文化韧性。更为反讽的是，当人工智能系统试图通过“最大程度放松条件”来模拟对手的“非理性”时，它实际上在将人类最不可预测的精神特质——愤怒、绝望、荣耀感——强行纳入理性计算的框架，这种操作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认知暴力。最终，人工智能战争的自我反噬将表现为：技术越试图用算法消除战略中的“人”，人的非算法化反抗就越成为战略中唯一无法被化解的变量。
其四，技术依赖与战略愚蠢的共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在战略上保持清醒的前提。“战略将目标、方式和资源联系成一个整体，即战争的政治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可用资源。战争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这三者之间的错位。”尼科尔斯文章的核心警示在于指出“胜利病”的本质是战略上的愚蠢。而当这种愚蠢与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结合时，便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共生关系：人工智能为“胜利病”提供了看似科学的正当性，“胜利病”则为人工智能的持续运转提供了无尽的战术目标。在美以两国与伊朗的博弈中，这种共生已经显现出自我反噬的征兆——战术胜利越多，战略出路越窄；技术介入越深，人类对战争的政治控制力越弱。进而，一条清晰的警示链出现了：当技术系统将“胜利”定义为不断消除目标，而对手将“生存”定义为让技术系统永远无法实现最终稳定时，所有参与方都将被困在一场没有战略终局并且由算法驱动的消耗战中。
1960年，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还有4年时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斯诺并回答他关于“有些美国人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的提问时说：“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他还语重心长地谈道：“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大国领袖对于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问题的郑重思考和庄严承诺。“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同理，人工智能武器的使用也需要极其审慎的伦理约束。然而，美国在缺乏统一、强制性联邦监管的情况下，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力交给人类尚未完全理解也无法完全掌控的技术系统，这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上的自我绞杀。
（二）新“绞索”之二：能源金融霸权的自我瓦解
美国策动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表面上是“唐罗主义”的小试牛刀，试图通过颠覆马杜罗政权来直接控制该国庞大的石油资源，实则暴露了其“石油美元”霸权体系深处难以遏制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一个根本性转变：美国已从一个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器，蜕变为试图通过武力与制裁操纵能源流向的搅局者。然而，历史规律从不以强权的意志为转移——这种以武力强行维系霸权的方式，非但不能巩固其统治，反而如同一根新的“绞索”，正在加速能源金融霸权的自我窒息。近期深度胶着的美以伊战事，更是将这一内在矛盾暴露无遗，并从全球油价承受力、美元信用根基以及石油贸易格局三个维度，揭示了这一霸权体系不可逆的瓦解进程。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背后，一种比单纯的经济衰退更为危险的“滞胀”幽灵，正在全球尤其是美国本土徘徊，成为能源金融霸权反噬自身的集中体现。
其一是美联储的政策“绝症”与滞胀困局。美以伊战事的持续升级，已使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成为悬在各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伊朗方面明确表态，参与侵略的国家将丧失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权，这绝非单纯的地缘政治恫吓，而是精准击中了全球石油供应链最脆弱的神经。一旦海峡被封锁或通行受阻，国际油价将瞬间脱离供需基本面，进入失控性上涨的轨道。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对高油价的承受力已降至历史低点。对欧洲而言，在经历上一轮能源危机与俄乌冲突的供应链重组后，其工业体系尚未完全修复，任何新的油价冲击都将使其制造业陷入滞胀的泥潭，加剧资本外逃与去工业化风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能源净进口国，高油价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急剧缩水和本币贬值压力，甚至可能引爆主权债务危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霸权核心的美国，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政策绝症”之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面对经济数据时的无奈表态，将这种困境暴露无遗：一方面，地缘战争持续升级叠加关税壁垒的广泛存在，成本推动型通胀顽固不退，使得美联储无法启动降息以刺激经济；另一方面，令人警醒的是，非农就业增长已逼近零点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使得美联储同样失去了加息的勇气——任何进一步紧缩货币的举动，都可能将本已脆弱的经济直接推入深度衰退的深渊。这种“加息不能、降息不敢”的货币政策无所作为状态，正是滞胀这一宏观经济领域最令人恐惧的病症的典型特征。所谓滞胀，就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恶性结合，它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彻底否定了传统宏观政策的有效性。美联储陷入这种政策“绝症”意味着美国已经失去了通过常规手段调节经济周期的能力。更讽刺的是，这场滞胀的根源，恰恰是美国试图通过战争和制裁来掌控全球能源命脉，结果却是亲手将高通胀的“回旋镖”扎进了本国经济的核心。能源金融霸权在对外扩张的同时，正在内部制造出令其货币政策彻底失效的“经济癌症”。
其二是油价“高压线”与美元“软肋”。从全球经济承受力的角度来看，美以伊战事带来的油价冲击，已不再是美国用来打压对手的“武器”，而是一把反噬自身的“双刃剑”。美国试图通过操纵中东局势来掌控油价，最终却发现自己和盟友一样，被高油价牢牢钉在了经济衰退的风险边缘。对于普通美国家庭而言，汽油价格是通胀预期的直接锚点，高油价不仅侵蚀实际购买力，更通过推高运输与生产成本，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第二轮、第三轮的通胀传导。与此同时，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正在这场滞胀危机中经历前所未有的侵蚀。在传统逻辑上，地缘政治危机会引发“避险情绪”，推高美元汇率。但这一次，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危机由美国深度介入甚至直接发起，且美国自身正陷入滞胀困境时，美元不再是纯粹的安全岛，而是风险的一部分。各国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开始反思，将大部分资产配置于一个货币政策已陷入绝境、经济面临滞胀风险且动辄将金融系统作为战争工具的国家是否安全。这种反思也会继续推动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去美元化”浪潮。我们看到即便在战争胶着之际，美元指数虽因短期避险需求有所波动，但长期贬值的预期仍在持续强化。黄金价格屡创新高，非美元货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比例不断上升，甚至数字货币开始被纳入更多国家的储备篮子，“石油危机”的可怕记忆正在被唤醒。当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最大的地缘风险制造者和滞胀输出者时，传统的石油安全框架与美元信用体系就岌岌可危了。
其三是石油贸易多元化的历史必然。正是这种深刻的信任危机、安全焦虑以及美国自身滞胀困境所暴露的霸权脆弱性，使得石油贸易多元化从一种理论上的选项变成了关乎生存的“刚需”。美国越是试图通过武力控制全球能源节点，越是在倒逼各国加速逃离其设定的轨道。在结算货币层面，全球正在形成多个“去美元化”的能源贸易实验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等主要产油国的人民币结算机制不断深化，印度探索使用卢比支付石油款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已基本完成向卢布和人民币的过渡，甚至欧洲也在被迫考虑建立独立于美元的特殊支付工具。这些碎片化的尝试正在汇聚成一股洪流，侵蚀着“石油美元”的垄断地位。在供应来源层面，战争引发的供应链重组加速了区域性能源市场的形成。欧洲被迫彻底摆脱对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依赖，转向全球液化天然气（LNG）市场，这虽然使其陷入了对美国的依赖，但也促使其加速可再生能源转型进程；亚洲国家则利用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强化与中东、中亚、非洲乃至南美洲的多元化供应关系。传统的全球统一石油市场，正在被切割为若干个以地缘政治联盟和本币结算体系为基础的板块。
总之，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图谋与美以伊战事的胶着，构成了能源金融霸权自我瓦解的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侧面。无论是通过武力抢夺资源，还是通过金融制裁封锁对手，美国都试图以“绝对安全”的逻辑维系其摇摇欲坠的霸权。然而，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所说：“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在近70年后的今天，这一论断依然振聋发聩。美国越是展示其武力和金融霸权的“獠牙”，就越是让全世界看清这种霸权的掠夺本质与不可靠性，这反而把自身一步步拖入高油价高关税交织、“加息不能、降息不敢”的滞胀绝境，使其货币政策彻底丧失调节空间。这根由美国亲手打造的新“绞索”，正随着其每一次蛮横的战争升级而越勒越紧。
（三）新“绞索”之三：战争融资的阶级政治与国内矛盾的激化
战争的代价，终究要由某个群体来承担。谁来买单、如何买单、买单之后社会权力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构成了战争与国内政治之间最直接的联系通道。当代美国的战争融资困境，正在编织一道新的“国内绞索”：统治阶级试图将战争成本转嫁给中下层民众，却因此激化了阶级矛盾，动摇了自身的执政根基。
其一，战争融资方式的选择本质上是“打赢战争”与“维持执政地位”的权衡。美国政治学者罗塞拉·卡贝拉·泽林斯基（Rosella Cappella Zielinski）在《国家如何支付战争》一书中揭示了这一核心命题。战争融资方式的组合，最终取决于国家资源获取能力与国内政治约束条件的互动，每种方式都有不同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税收最直接也最易引发民众不满，印钞可以通过通货膨胀将成本隐性摊薄至全社会，外债则将负担转移至未来或外国债权人。当战争缺乏国内民众认同时，领导人便难以通过直接税收筹措经费，只能转向债务或印钞；而债务与印钞又将代价后置或分散化，这看似降低了即时政治成本，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通货膨胀侵蚀中下层民众的实际收入，债务负担压缩未来财政空间，最终加剧国内阶级矛盾。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总统立即推动增税，并得以成功。其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胀创伤使美国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超过了对增税的不满；同时，民众对这场战争的认同度较高，许多人视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在反通胀战争融资政策与高支持率的共同作用下，提高税收的政治成本被有效控制。越南战争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在战争头两年，约翰逊总统并不担心通货膨胀，相信经济可以支撑战争。到1967年，通胀压力显现，约翰逊试图增税以维持战争经费，但此时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度已急剧下滑。这两场战争的融资方式差异表明，如果领导人想通过税收为战争融资，就应该在公众对战争支持度最高的战争前期征收；一旦战争久拖不决、公众支持流失，领导人便只能转向债务或印钞。
其二，当代美国深陷债台高筑、通胀抬头、阶级矛盾激化的战争融资悖论。战争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商品优先服务于战争，或者战争本身限制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进而导致物资紧缺的局面，更何况是石油这种具有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风向标意义的核心大宗商品。截至2026年3月，美国政府债务规模首次突破39万亿美元，预计年内破4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推行大规模减税政策，试图以税改刺激经济、讨好选民，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在此背景下，一旦美以伊战事长期化，开支从何而来？增税几乎不可能。在政治极化和阶级矛盾尖锐的当下，任何增税提案都将在国会寸步难行。在公众对战争支持度低迷时，增税的政治代价极高。印钞成为现实选择，美联储虽然在名义上独立，但在战争压力和政治施压下，很难不对财政部提供流动性支持。通胀从来不是均匀分布的，它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冲击远高于富裕阶层——后者的资产（房产、股票）能够对冲通胀，而前者的工资收入则难以跟上物价上涨。中下层民众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阶级差距因战争融资而被进一步拉大，这是“为战争买单”最真实、最残酷的方式。
其三，“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美国优先”立场与战争融资逻辑发生尖锐冲突。MAGA运动的核心诉求是“美国优先”，其基本盘正是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中下层白人。他们反对对外干预，反对为“别国的战争”消耗美国资源。2026年3月19日披露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社会对战争存在明显分歧，约37%的受访者支持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9%表示反对。当“优先”的承诺遭遇战争的现实，特朗普政府面临一个根本性困境：放弃战争会得罪军火集团和鹰派盟友，继续战争则会激怒自己的基本盘。这种矛盾恰如毛泽东当年分析的那样，是“统治阶级内部问题”与“统治阶级同人民之间的对立”的交织。196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指出：“美国国内的情况也不那么好，它很怕你们。美国的民主就不如法国和意大利。美国不仅怕共产党，凡是进步的它都怕。”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怕”也在以新的形式呈现——美国政府怕国内经济崩盘，怕阶级矛盾激化，怕选民在战场上投下反对票。
“大炮与黄油”的权衡抉择必定会进一步勒紧战争融资这条“国内绞索”。的确，“如果领导人选择通过印钞票或通过国外的资金来资助战争，那么民众和战争之间就不会产生直接联系。因此，领导人可遮盖其政策选择，降低进行战争的政治成本”。然而，这种“遮盖”只是推迟了矛盾的爆发，而非消除矛盾本身。内外交困之际，统治阶级最终要将战争成本转嫁给国内民众，同时为自己编织一道更加致命的“绞索”。扩张越甚，矛盾越深；战争越久，国内越乱。民众的不满终将在选举、街头乃至更深层的政治动荡中释放出来，加速其霸权的衰落。
（四）新“绞索”之四：“中间地带”的觉醒与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
如果说前几道“绞索”主要套住的是美国的技术命脉、金融根基和国内稳定，那么第四道绞索套住的，则是美国“号令天下”的国际影响力。这道绞索的形成机制清晰而残酷：美国越是推行“唐罗主义”、以经济胁迫和军事干预强化霸权，越会刺激“中间地带”国家产生生存焦虑和战略觉醒，这些国家会从被动依附转向主动抱团、寻求自主，其可能的集体行动就会反过来限制美国霸权的活动空间。
其一是“中等强国”的生存焦虑与霸权压迫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分析大国兴衰时，曾认真讨论过“中等强国”的脆弱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物质实力、地缘政治、社会文化、外交战略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个国家是接近处于国际性危机的中心还是在其边缘？它能不受侵犯吗？它是否不得不同时面临两个或三个方面的入侵？民族的凝聚力、爱国主义和国家对其居民的控制也很重要，一个社会是否经受得住战争的严峻考验，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内部组成。它可能还依赖于结盟政治和决策。”2026年，这种“中等强国”的焦虑在达沃斯论坛上被加拿大总理卡尼一语道破。他直言，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断裂”而非简单的过渡，旧秩序不会回来了。面对霸权国家的经济胁迫，中等强国要么联合开辟新路，要么在双边谈判中竞相讨好、“沦为菜单上的菜品”。3月4日，他在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中称，中等强国现在面临一个选择，“主动建立国际公约、携手制定关乎自身安全与繁荣的新规则，还是任由霸权国家说了算？”此后不久，加拿大更是与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和冰岛达成一项协议，宣布将在国防工业、经济及北极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中等强国联盟”似乎已迈出了第一步。在美以伊战事期间，面对美方开战前密不通知、开战后要求盟友护航甚至参战的张狂表现，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国家大都采取了消极应对甚至断然拒绝的态度，这进一步印证了一众中等强国与之渐行渐远、离心离德的态势。卡尼的焦虑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霸权逻辑主导的世界里，“中等强国”是非常脆弱的生态位。当大国将经济整合作为武器、把关税当成杠杆时，中等国家若缺乏足够的体量与战略自主，只能“表演主权的同时接受从属”。而这一切的根源，恰恰在于美国“唐罗主义”的推进，美国越是强化“美国优先”、以关税和制裁胁迫他国，越是迫使中等国家思考“如何不被吃掉”。霸权压迫与中等强国的焦虑，是因果关系的两面。
其二是从“中间地带”到“全球南方”的被压迫者觉醒浪潮日益强劲。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56年，他在接受埃及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的讲话已展现出对中东局势的敏锐洞察：“美国有它另外的目的，想借这个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他自己的势力。有苏联在，英、美、法就不敢轻易行动。”这一洞见揭示出老牌殖民帝国与新兴霸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冲突。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本质上是“借刀杀人”——利用反殖民主义浪潮削弱英法等国，同时以反苏联为名填补权力真空。但这恰恰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了利用矛盾的空间，“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1957年1月，毛泽东在分析苏伊士运河事件时系统阐述了“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分析框架。他指出：“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他将“中间地带”国家视为反帝同盟军，其核心判断是：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必定将导致其与民族国家激烈碰撞，进而构成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即前文提到的“民族主义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共产党也说它侵略”。现在看来，这一矛盾绝非仅仅指向亚非拉地区，进入特朗普2.0阶段后，整个西半球，北起丹麦、加拿大，南至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无一不感受到来自帝国扩张的极限压力。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战略判断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揭示了被压迫者的集体命运——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只要面临帝国主义的霸权威胁，就天然具有联合的基础。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同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此后六十余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的这份承诺不是权宜之计，中国不仅致力于摆脱贫困、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国强必霸”的诅咒，捍卫自主发展的权利。从“中间地带”到“全球南方”，被压迫者的觉醒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深刻转变。冷战时期，美苏争霸迫使许多国家选边站队；而今，美国的单极霸权相对衰落，新兴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新的战略选择空间。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言：“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到处都是干柴”。今天，这些“干柴”不再是被动等待点燃的对象，而是主动参与塑造国际秩序的主体。
其三是当代“中间地带”的战略自主实践及其对美国的反噬。在2026年美以伊战事中，全球南方国家展现出日益成熟的战略自主姿态。印度一方面与美以两国保持传统友好关系，另一方面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伊朗石油。土耳其既与北约盟友合作，又与伊朗就船只通行问题保持沟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在配合美国对伊朗施压的同时，也与伊朗保持对话渠道，避免被完全绑上美国的战车。伊拉克政府则公开表示，不会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对伊朗发动攻击。这种“不选边站”的姿态，并非简单的“骑墙”，而是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的理性选择。它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共识：美国的霸权未必可靠，而与其深度绑定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便成为套在美国脖子上的新“绞索”——美国再也无法像冷战时期那样轻易号令盟友、组建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联盟，其全球行动的自由度被大大压缩。
其四是这道“绞索”具有从“焦虑”到“主动”的独特质变效应。与前三道“绞索”不同，“中间地带”的觉醒并非由美国自身的技术或制度缺陷直接产生，而是霸权扩张行为激发的外部反抗力量聚合。霸权压迫诱发中等强国焦虑，继而导致其战略觉醒，形成集体自主，最终使得霸权受限。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卡尼的焦虑正是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他在达沃斯发言中透露出的信号是，中等强国已经意识到，在旧秩序崩塌的背景下，继续依附霸权并非长久之计。他呼吁的中等强国团结起来，本质上是在旧秩序崩塌后抱团取暖寻找生存空间的尝试。虽然这种呼吁尚未跳出“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但它标志着从“焦虑”到“行动”的质变起点——当足够多的中等强国开始思考“如何不被吃掉”时，美国那套“分而治之”的统治术就不再灵验了。
美国的霸权扩张非但不能压服全球南方，反而激发其更强烈的自主意识。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的突袭、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对全球的贸易战关税战，每一件事都在告诉世界，美国是靠不住的。这种认知的普及，本身就是对霸权的瓦解。1975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曾高兴地说：“中东的石油国家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国，这个好!问候你们的人民!”帝国的过度扩张最终会导致其衰落，“中间地带”的觉醒就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美国越是试图控制世界，世界就越是要挣脱美国的控制。这道“绞索”的反作用力，最终必然施加于帝国自身。
四、应对之道：中国的战略定力与全球治理新方案
毛泽东上述战略判断所蕴含的独立自主精神、辩证斗争艺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已经深深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因。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旗帜鲜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遵循，标志着中国外交从应对霸权压力到主动塑造国际秩序的历史性转变，彰显了强大的战略定力。
第一，坚持底线思维与战略自主。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毛泽东展现了精妙的斗争艺术：公布领海十二海里，但美舰进入七海里也不打，专打国民党军舰而不打美国军舰。这种“打蒋舰不打美舰”的策略，既表明维护统一的坚定立场，又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同时分化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这一经验在当今仍有重要启示。在美以伊战事持续升级、美国加速推进“唐罗主义”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坚持底线思维与战略自主的统一。底线思维意味着在台湾、南海、新疆、西藏等核心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空间；战略自主意味着不卷入大国对抗的漩涡，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毛泽东在1960年表示，不管美国承认与否，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要担负。今天，中国已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应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缓和紧张局势、推动政治解决危机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推动“全球南方”的团结与赋能。毛泽东的“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创见和理论创新为新中国外交争取了广泛支持。今天，这一思想的新发展是推动“全球南方”的团结并为其赋能。当美国因实力相对衰退与内部困境而被迫进行战略调整时，单极时代的帷幕正徐徐落下。那些曾经被压制的权力真空地带即所谓的“新中间地带”日益显现。在这些区域，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裂痕与松动，中等强国借机崛起：它们既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新议程，又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土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路径。世界正加速向多极化演进，但其未来图景却更加扑朔迷离。当此之际，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全球发展倡议等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韧性。在美以伊战事中，全球南方国家展现出日益成熟的战略自主性。中国应继续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霸权逻辑。毛泽东在1960年明确表示，要维持世界和平，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解决问题。这一和平理念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超越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美国用“唐罗主义”将世界划分为大国的势力范围不同，中国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与美国动辄使用武力或制裁不同，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与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民主对抗威权”叙事的做法不同，中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主张文明互鉴、美美与共。这种理念的实践价值，在美以伊战事中已有所体现。中国始终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支持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向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些行动与美国的“极限施压”形成鲜明对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第四，加强对美研究的科学性。196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坦承，“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发的新闻，美国人看不惯，看不顺眼。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都是美国的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的新闻。它们并不见得能反映你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情绪。”这一批评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对美国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全面、客观。要准确判断美国，不能只看其官方表态，更要深入其社会肌理；不能只关注上层精英，更要洞察中下层民众的动向。一方面，我们要密切关注美国决策层的战略动向，及时研判“唐罗主义”等新的政策趋向及其外溢影响。尤其需要更加系统地研究美国决策层的战略逻辑、军火集团的利益驱动、华尔街的资本流向、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以及不同族群、不同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分化。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将美国简单化、脸谱化，真正实现“知己知彼”。另一方面，我们要深入了解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情绪，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舆论。今日美国社会的撕裂与极化，集中体现在中下层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强烈不满上。MAGA运动的兴起、反战情绪的蔓延、对通货膨胀的愤怒，都在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内外政策。如果只盯着白宫和五角大楼，而忽视了社会底层的情绪波动，就难以预判美国政策转向的潜在可能。在坚持与美国霸权行径斗争的同时，也要积极拓展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渠道，加强与美国人民、美国地方、美国企业的交流合作。2025年以来的“小红书对账”以及特斯拉、苹果等美国企业的频繁访华，中美直航航班的逐步恢复，美国地方州市与中国省市经贸合作的不断推进，都表明中美经贸联系和人民往来对于在扭抱缠斗中更好开展大国博弈、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价值，也有助于我们更直接地感知美国社会的真实温度，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客观认知。总之，加强对美研究的科学性，不仅是学术课题，更是我们在惊涛骇浪中保持战略定力、在风云变幻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
五、余论：从历史走向未来
相较于历次纪念活动的公开评价，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增加了这样一句表述：毛泽东同志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真正做到了“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我们回望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可以发现，有一种很具代表性的观点，将这一战略决策理解为单纯的基于本国视角、利用国际局势顺势而为采取的某种策略。这种解读，低估了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鼓与呼的赤诚与坦荡。对于1958年的中东危机，毛泽东曾断言帝国主义的终局：“美国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这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美国这次很慌。它从来没有吃过亏，在朝鲜战争中吃了小亏。这次没想到这么多人反对它。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中东这次我们胜了，肯定的，敌人要退的。”敌人要退的，这一判断的底气来自他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扩张必然遭遇反抗，霸权必然激起众怒，物极必反是不可抗拒的辩证法。当今世界，美国以“唐罗主义”四处出击，非但未能巩固霸权，反而陷入新的战略泥潭；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军事优势，非但未能速战速决，反而带来技术反噬；以能源控制为目标的干预，非但未能保障安全，反而加速全球去美元化。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越扩张越分散，事情向意愿的反面发展。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958年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战略主动，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到“全球南方”，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初心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系统回答。它们共同指向一种超越传统大国争霸逻辑的新型国际关系，一种更加公平、正义、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历史的绞索，终究会套住那些试图以武力奴役他人的人；而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必将在人类的共同奋斗中高高飘扬。作为深度融入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智慧、有能力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有责任、有担当为人类文明探索新路。这是我们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好告慰，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文稿 | 张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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