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磅礴，自由奔放，毛泽东语言风格中的中国气派

　　毛泽东的语言，是表达他思想、观点、主张的基本途径。他的语言也具有独特风格，感染力和说服力非常强，堪称语言大师。

　　大气磅礴

　　一个人的语言风格，是由他的根本特质所决定的。要认识毛泽东的语言风格，首先要认识他的根本特质。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民族英雄”“一代伟人”，因此他的语言，也具有恢弘雄健、气魄豪迈、大气磅礴的风格。无论是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录音，还是阅读他的文章，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宏伟、雄健的气魄，这种语言风格是他品格的外化。

　　青年毛泽东就有超凡脱俗、气魄豪迈的语言留世。1918年毛泽东给同学罗章龙写了一首诗：“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其中，“鲲鹏击浪”“湘水涨连天”“散出一天愁”“东风吹万里”等句，非有绝大气魄，是写不出来的。特别是最后一句“要将宇宙看稊米”，已经具有高于宇宙的精神境界，他的万丈豪情，已经到了超越古今任何英雄豪杰的程度。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些语言文字，展现出毛泽东胸怀天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豪迈气概。1925年晚秋，毛泽东独自屹立在长沙橘子洲头，诵出《沁园春·长沙》，其中有这样豪迈词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些语言透出的，是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蔑视一切反动势力，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代表人民主宰国家命运的大气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开始了长期领导武装斗争的历程。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毛泽东的意志愈加坚强，在经历了井冈山斗争、创造中央苏区的斗争后，他在经历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一句“而今迈步从头越”，表现出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丝毫未衰。红军立足陕北、在抗击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中生存发展壮大后，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用极具英雄气概的语言，概括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品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有四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些独具特点的语言，既高度概括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彰显了毛泽东的伟人气度和豪杰风范。

　　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毛泽东在他的语言中，同样展现出豪迈气概。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的开幕词中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段话中的豪迈气概至今仍然对全党全国人民有鼓舞作用。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

　　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本人的语言风格，就是体现这种精神的典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不一帆风顺，内部外部都出现一些问题，刮起一些风浪，面对这些，毛泽东展现出战胜困难的豪迈之气。1956年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写下这样两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种境界，远远超过宋代苏洵在《权书·心术》中说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体现的是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人物无所畏惧的英雄气魄。毛泽东不仅自己一生保持英雄主义精神，还用自己的话，将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英雄主义，从五个方面加以具体概括。1957年3月毛泽东发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时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现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这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号召共产党人要有“五不怕”精神：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有了这“五不怕”，“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其中的第五条是不怕杀头。这一条，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的一句话“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的延续。是一个人英雄气概的集中体现。有了这样一股劲，共产党人就能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段话体现的是毛泽东不甘落后、力争上游，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较快发展的气概。

　　毛泽东是在既艰苦又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伟大历史人物。他担当起扭转乾坤、重整河山的历史重任的一生，本身就是波澜壮阔的宏伟史诗，就是气吞山河的壮丽画卷，就是慷慨激昂的华彩乐章。这铸就了毛泽东民族英雄、杰出人物的独特气质。这种独特气质，体现在他的讲话、文章中，自然呈现出他气势磅礴、宏伟雄健的风格，留下了许许多多类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倒海翻江卷巨澜”“横空出世，莽昆仑”“欲与天公试比高”“横扫千军如卷席”“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等至今仍使人激情满怀的语句、诗句、词句。毛泽东具有的宏伟雄健气魄，是形成他大气磅礴语言风格中的基础。

　　自由奔放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有“性不好束缚”的特点，他的讲话、文章，也不受“规矩”“框框”束缚。他发表演讲，或是直接提出问题，或是自然而然地道来，或是以风趣的语言引入话题。以《反对党八股》为例，毛泽东一开头讲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关系后说：“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这个开头，有直接的特点（直接点出党八股问题），有逻辑衔接的特点（将党八股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内在关联讲清楚），有形象化特点（使用“怪物”“将一军”等词汇），又有通俗易懂词汇（“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样自然道来的语言，让人耳目一新，令人警醒，又把道理讲透了。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还用自由而不失形象化的语言讲道：对于洋八股，或党八股。我们“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毛泽东用这种平易、形象的语言，把既要根治党八股、洋八股，又采取同志式的“治病救人”态度讲得既深刻又活灵活现。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为新华社连写了五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是自由奔放的典范。在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有一段话，用谈天式的语言揭露美国政府的阴谋：“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使用自然而然的方式揭露美国政府：“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些话，没有攻击、侮辱语言，却在轻松道来中含有极强的讽刺意味，深刻揭露了美国政府的本质和他们支持蒋介石却没有达到目的的尴尬状态。

　　毛泽东奔放的语言风格，在他的诗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沁园春·雪》中“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七律·登庐山》中“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些诗句，无不展现毛泽东奔放的语言风格。

　　《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

　　在毛泽东的演讲、文章中，同样展现这种奔放的语言风格。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就写下了这样有奔放豪迈的语言：“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土地革命时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用奔放的语言预见中国革命的未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一些即席讲话中，也展现出这种奔放语言风格。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针对抗美援朝要不要继续下去的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毛泽东这段即席讲话是自由和奔放完美结合的典范。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时发表即席演讲，他一开头就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这种奔放的语言风格，无论对于听者还是读者，都有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

　　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多次提到讲话、写文章要有中国气派的问题。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过讲话、写文章要有“中国气派”。建国后，他也多次谈到讲话、写文章要有“中国气派”。毛泽东讲的“中国气派”，主要是对比一些人爱搬用外国人讲话、写文章的“规矩”“套套”而言的，他认为照搬外国“规矩”“套套”是教条主义在语言、文字中的表现。毛泽东给这种做法下的定义是：“欧化”“洋八股”。他说过，“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语、谓语、宾语。”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指导写批判赫鲁晓夫的文章时要求：“评论有严肃的论辩，也有抒情的嘲讽，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

　　毛泽东讲的“中国气派”，深层意思是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他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老百姓喜欢的是什么语言？是生动活泼的语言，因此，毛泽东总是强调我们讲话、写文章“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毛泽东倡导“中国气派”，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他的讲话、文章，自然道来，娓娓而谈，老百姓的语言，民间的传说和故事，随意采用；他的文章，挥洒自如，恣意汪洋。总之，他的讲话和文章，率性自然，内涵深刻，神韵独特，胜义纷呈。

　　毛泽东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开篇就引人入胜。他采用的完全是一种谈天的方式，用轻松、生动、简短的语言把当时的形势写清楚了，也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来了。接着毛泽东层层递进，讲了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问题。全文既通俗又深刻，达到了让人爱读又信服的高度。毛泽东在此文中批驳蒋介石的“一个主义”时写道：“‘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在文章中，毛泽东批驳资产阶级专政论时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这段话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封建主义的老把戏。文章的最后，毛泽东写了这样几句话：“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有说理，有讽刺，有用典，有记述，更多是有群众语言，并且把这些笔法恰到好处地融合为一体，充分展现了他语言的“中国气派”。

　　在延安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封面和开头部分。

　　1943年，蒋介石让他的“御笔顾问”、国民党“权威的理论家”陶希圣捉笔为他撰写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毛泽东读了《中国之命运》后，让秘书陈伯达写一篇批驳文章，并列出题目为《评〈中国之命运〉》。文章初稿写出来后，毛泽东看后，认为总体写得很好，但开头不理想，便亲自动笔在开头部分加写了这样的话：“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毛泽东加写的话，并没有按照通常的文章开头方式写，而是用轻松道来的方式，提出“很奇怪的事”，让读者一看便知蒋介石在捣鬼。这段话，充分展现出毛泽东运用语言的“中国气派”。陈伯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不仅重新写了开头的话，还在原稿上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毛泽东“加上去的话，气魄比我大得多，非常深刻，非常有力，我是远远比不上的”。

　　毛泽东经常使用老百姓的话作演讲、写文章。这些话，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与毛泽东所要讲的意思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极具说服力。例如，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段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话，形象地说明充分的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破解矛盾的必由之路。再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形容“党八股”文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时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毛泽东引用群众的语言，刻画了党八股文章的面目。又如，《实践论》是毛泽东写的理论性非常强的著作，但他在这部著作中同样使用很多通俗易懂的语言。在讲到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道理时，毛泽东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他在这部著作还使用了中国普通百姓都知道的“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等语言。毛泽东还在这部著作中形象地讲到外边的人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两天看到的是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一些人，“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讲明白了这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即感性阶段的道理。写理论性非常强的著作也要有中国气派，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

　　毛泽东认为，有中国气派的讲话、文章，必然是生动活泼的。在这方面他也做出了榜样，从他的讲话、文章中，我们能听到、看到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牛魔王、铁扇公主、孙悟空、林冲、洪教头等等；能听到很多中国故事：宋江三打祝家庄、东郭先生和狼、愚公移山等等，能知道很多中国典籍如《论语》《左传》中讲的道理。能知道很多中国神话传说，还有很多老百姓的话，甚至很多笑话。毛泽东真正做到了将中华传统文化内化于心。他的用典，出神入化，变通化用，史籍箴言、古诗名句信手拈来，在运用时都恰到好处，浑然天成，而表达的，又是厚重的道理。这些，在彰显毛泽东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的同时，也洋溢着毛泽东语言风格中的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