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如何正确看待日本？如何正确处理中日关系？这始终是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火药桶。只要一提到日本，网络上立刻就会分裂成截然不同的阵营。
有一部分人，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对日本的一切都咬牙切齿。在他们眼里，只要是日本人，就全部是十恶不赦的恶魔，恨不得让四岛立刻沉没；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彻底的买办和投降派，他们疯狂地美化日本，甚至不惜为当年的侵略战争洗地，给军国主义招魂。
这两种态度，前者陷入了盲目的民族沙文主义，把阶级矛盾降格为单纯的种族仇恨；后者则是彻头彻尾的汉奸逻辑，丧失了中国人的基本底线。
那么，无产阶级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日本？中国人民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立场处理中日关系？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既然今天正好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而当代某些网友在这个问题上又搞不清楚界限，经常陷入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那我们不如静下心来，重新翻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认真看看，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当年究竟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今天，我就带着大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法和唯物辩证法，把毛主席对日战略背后的逻辑好好捋一捋。
我们要弄明白：什么叫无产阶级的抗战到底？
什么叫辩证法里的“危中有机”？什么叫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剥离开来？以及，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思想是如何漂洋过海，在日本本土掀起一场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红色风暴的！
一
毛主席对日本的态度，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最核心的基石，自然是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战到底，绝不妥协！
很多人以为，毛主席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或者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才开始关注日本威胁的。事实绝非如此。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拥有超越常人几十年的战略前瞻眼光。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宏观大局观。
他用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订阅了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报纸，每天在喧嚣的阅报室里花费大量时间，潜心研究国内外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事件。通过对国际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的深刻洞察，他早早就断定：中日之间，必有一场事关国运的生死大战。
1916年7月，毛主席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里，写下了这样一段震古烁今的文字：
“思之思之，日人试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取，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同志们，写下这段话的那年，毛主席年仅24岁！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那是军阀混战、袁世凯刚刚复辟失败病死、整个中国大地四分五裂的年代。当时的中国精英们，要么在忙着抢地盘，要么在忙着争论到底是走改良派还是立宪派。而24岁的毛泽东，已经把目光死死地锁定在了东海对岸那个正在急速膨胀的帝国主义国家身上。
他清醒地看到，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向大陆疯狂扩张。“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这句话简直是神级预言！
从1916年算起，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刚好差不多二十年！
此后的二十年，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毛主席的判断。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不仅一口吞下了富饶的东北三省，还在上海、华北等大城市肆意驻兵，企图把全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
在中央红军刚刚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自身还处于缺衣少食、强敌环伺的极端困境下，1935年12月，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后，就开始系统性地分析抗日战争的具体问题。
他陆续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光辉不朽的军事和政治著作。
为了抗战大局，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博大胸襟。我党毅然放弃了坚持十年的“反蒋”口号，呼吁全中国所有的军队，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毛主席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社会各阶层，只要愿意为抗日服务，我们都欢迎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成了一个巨大的革命熔炉，只要愿意真心打鬼子，大家就是自己人；至于以前和我党、红军有什么旧怨芥蒂，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统统都不重要了。
即便到了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党的“七大”召开的时候，毛主席在开幕词里，依然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时代强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可以说，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是毛主席一以贯之的钢铁态度，也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流血牺牲、至死不渝的人生信念！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二
如果毛主席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那么他对日本的认识，可能就停留在“打跑侵略者”这个单纯的军事层面。
但是，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他看问题的深度，永远比常人多看好几层。
在毛主席看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军事防御行动，它更是实现中国社会彻底革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重塑的空前历史机遇！
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中国是个什么状态？
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是一盘散沙。
当时的中国，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刘湘、龙云等大大小小的军阀拥兵自重，为了抢夺地盘和税收，连年爆发大规模内战，生灵涂炭。在思想界，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为中国该走哪条路争论不休；资本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乡村建设派，都在各地搞试验，百花齐放却又混乱无常。
更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小农经济的压迫下，缺乏强有力的现代政府组织，没有达成共识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不认同国家只谋求个人生存”的一盘散沙面貌。
早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主席就在读书笔记里深刻地指出：“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老百姓觉得，国家无非就是找我收税、打官司的地方，国家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旧中国最深重的积弊。
辛亥革命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想要整合中国，让中国成为“国民融为一体”的现代国家，但都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国内的各派反动势力总想在混乱中谋取私利，导致中国始终无法形成合力。
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向其对立面转化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给中国带来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但正是这场危机，倒逼着四分五裂的中国各个阶层，破天荒地团结在了一起！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底线。在日寇的屠刀下，无论是四川的农民、上海的工人，还是北平的学生、海外的华侨，大家第一次拥有了共同的敌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在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抗战时期，毛主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实现革命理想的绝佳机会。他要利用这次抵抗外侮的危机，去推动那项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事业！
就像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写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随后，毛主席在抗日根据地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改造方案。
在政治上，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里大声疾呼，必须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独裁，建立各党派合作的民主政体，给予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
在经济上，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描绘了宏伟的蓝图：“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同时，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扫除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关系。
但对于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中下游民族资本主义，则予以保护。
同志们，看明白了吗？毛主席是在借着抗日战争这个巨大的历史引擎，在敌后的广大解放区，提前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构建！
土地重新分配了，农民的抗战热情被彻底点燃了；大资本被限制了，民族经济得到了保护。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人民第一次团结起来完成了一件保家卫国的伟业，中华民族有了抵御外侮的共同记忆，而遍布各省、拥有上亿人口的解放区，也已经按照毛主席的计划，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新民主主义改造。
这，就是4年后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实底子！
后面的抗美援朝打败美帝、完成重工业化建设、进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全都是建立在抗日战争时期打下的这个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有日本侵华这种极端的外部压力，国内的反动势力绝不会轻易允许共产党发展壮大，一盘散沙的中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凝聚起如此强大的革命伟力。
所以，到了1956年，当毛主席接见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时，他老人家以一种纵览历史沧桑的超然气魄说道：“你们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这就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及某些不懂辩证法的糊涂网民反复炒作的“毛主席感谢日军侵华”的真实历史语境！
这些人看不到中国百年革命的历史进程，看不到旧中国那盘根错节的封建反动势力有多么顽固，他们抓着毛主席一句充满哲学意味的话断章取义，污蔑毛主席无视人民苦难。
这纯粹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站在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看，毛主席说得无比正确。他是在用辩证法看待日本，既坚决动员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又巧妙地利用日本侵略造成的外部危机，完成了改造中国的内部革命。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这正是一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战略家超越时代的宏大胸怀与远见卓识。
三
既然毛主席是用辩证法来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那么，在对待日本这个国家、以及对待具体的日本人时，他就绝不会像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把整个日本视作铁板一块的敌人。
毛主席手里最锋利的武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在毛主席看来，日本国内是存在阶级对立的。
日本侵略者绝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发动这场罪恶战争的，是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财阀和右翼军国主义统治集团；而广大被驱赶上战场的日本底层士兵，本质上也是日本国内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是穿着军装的日本无产阶级。
只要找到了阶级矛盾，就找到了分化瓦解敌人的钥匙！
因此，当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了日本军人之后，毛主席下达的命令绝不是简单粗暴的杀戮报复，而是要通过耐心的思想改造，让这些原本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俘觉醒，让他们站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1940年10月，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化名林哲）给毛主席写信，提议在延安成立一所特殊的学校，专门用来教育和改造日本战俘。
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亲自给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并在开学典礼上亲笔写下了那句著名的光辉题词：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败类。”
这句话，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这所设在宝塔山下的日本工农学校，紧邻着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
条件虽然艰苦（200多平米的平房），但师资力量十分雄厚，选派了王学文、李初梨等精通日语的理论干部担任教师。在这里，日本战俘们不再被教导什么“武士道”和“效忠天皇”，而是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课程。
更让这些战俘震撼的，是八路军给予他们的物质待遇和人格尊重。
在那个八路军战士自己都经常吃树皮草根的艰苦岁月里，延安方面对日本战俘实行了优待。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平时吃小米饭，但每周能吃一次大米、吃一次饺子。甚至在学习期间，每名日本战俘每月还能领到3元钱的津贴，这可是相当于当时八路军连长级别的待遇！
物质决定意识，恩威并施加上科学的理论教育，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
有了马列主义的教育，日本俘虏终于明白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明白了真正压榨他们父母兄弟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东京的财阀和军阀；有了丰厚且平等的物质待遇，他们彻底看清了日军内部那种长官随意殴打士兵的法西斯体制有多么反动。
经过一年的改造，这些日本俘虏彻底觉醒了。他们从法西斯战争机器上任人驱使的“牛马”，重新变成了拥有独立人格和阶级觉悟的“人”！
改造完成后，他们焕发出了巨大的革命热情。
延安的日本战俘们甚至编排了话剧《岛田上等兵》进行公演。在剧中，主人公岛田大声喊出了日本底层士兵的心声：“我们反对虐待士兵，我们要求结束战争，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
这其中有一个叫梅田照文的日本俘虏，在百团大战中被俘。经过改造，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八路军和老百姓的鱼水情深，再回想起日军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他感到无比恶心和羞愧，迅速转变为了坚定的反战分子。
在排演话剧时，导演安排梅田照文扮演一个“日军中队长”的角色。
最初，梅田照文死活不愿意演。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日军中队长”是个代表邪恶的、极不光彩的角色，不符合他现在“反战战士”的光明身份。最后，还是鲁艺的指导老师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劝他要为了革命艺术献身，他才勉强答应登台。
当毛主席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看着这些曾经的侵华日军在舞台上真情流露地控诉军国主义时，他老人家欣慰地笑了。他知道，用阶级分析法改造日本俘虏的战略，已经大获成功！
此后数年，在中国大地上，相继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这些经过改造的日本战俘，被编入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各地设立支部，直接对日军开展反战瓦解工作。
他们太了解日本兵的心理了。
他们利用日军的思乡情绪，在阵前用日语喊话，给日军据点射去反战传单，送慰问品，宣传八路军不杀俘虏的宽大政策。对于那些死硬不投降的日军，他们就用阶级理论给基层士兵讲官兵平等的道理，鼓励他们反抗长官，制造日军内部矛盾。
这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敬佩的日本国际主义战士。
比如宫川英男，他因为工作积极成效显著，甚至当选为冀鲁豫边区的参议员，最后在山东与顽固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把热血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朱德总司令曾高度评价道：“日寇在华北最害怕的东西之一，就是日本反战同盟。”
正是因为这种建立在无产阶级情谊上的成功改造，到了抗战胜利后，有大量的日本医生、教师、技术军官不愿意回国，坚决要求留在中国为解放战争服务。仅在东北野战军中，留下来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的日本人就将近三万！
同志们，试想一下，如果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被狭隘的民族仇恨蒙蔽了双眼，把所有的日本人都视作杀无赦的敌人，又怎么可能把敌人的力量转化为壮大自己的同盟军？
这，就是马列毛主义在统战领域的最高级应用！
四
新中国成立后，冷战的铁幕缓缓降下。
毛主席在处理对日外交问题时，依然精准地运用着阶级分析法，坚持把日本的各种政治力量区别对待。
二战结束后，美军独占了日本。
为了把日本打造成反共的桥头堡，美国包庇并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大批垄断财阀以及右翼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美国就是通过这些旧势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日本实行半殖民地式的控制。
基于这种深刻的地缘政治和阶级格局，毛主席敏锐地指出：战后的日本存在着两股截然不同的势力。一股是以美国为后台老板的日本垄断财阀和右翼军国主义反动势力；另一股，则是深受美日反动派双重压迫、渴望民族独立、希望赶走美军的日本进步势力和广大劳动人民。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帝国主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民和日本进步势力的共同敌人！
毛主席不断地向日本民间释放友好信号，致力于同日本进步势力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1955年10月，日本国会议员组团访华。毛主席在接见他们时，进行了一次极具战略高度的深度长谈。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两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压在我们的头上。你们以为中国是独立的国家，是不是？中国现在没有完全独立，和你们的情况一样，你们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这是共同点。”
“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该由我们的人民来管。”
放下历史的包袱，精准寻找当前的共同痛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这就是毛主席大开大合的外交智慧。
到了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国际上同时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军事压力。在空前的战略压力下，毛主席对日本的统战策略变得更加奔放和凌厉。
1964年1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第二天，毛主席立刻接见了日本的左翼进步人士（包括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的铃木一雄等人以及日共记者），并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谈话，随后以《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为题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
毛主席在文章中毫不含糊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呼吁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不仅声援了日本人民，更把“反美”提升到了“保卫世界和平”的道义制高点。
同年7月，日本社会党的佐佐木更三等人访华。
佐佐木坦言，为了日本革命的成功，日本人民必须同事实上控制日本的美国进行斗争。毛主席听后大为赞赏，鼓励道：“你说你们日本要革命，将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话讲得很正确。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讲的这条道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埋葬到坟墓里去。”
当日本客人提到被苏联占领的北方四岛（千岛群岛）问题时，毛主席的表态更是充满了大国领袖的政治智慧与底气。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苏联：“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受苏联控制……所以你们的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
这番表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本质。
毛主席是在向日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问题上，中国和日本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虽然毛主席从未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行，但他更是一位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没有被历史的仇恨蒙蔽双眼，而是冷静地分析国际大势，不断地分化瓦解敌人，拉拢日本的和平进步力量，最终为新中国在美苏夹击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极大地壮大了中国的国际空间。
五
讲到这里，很多同志可能会好奇：毛主席对日本人民寄予厚望，那么当时的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青年，究竟是如何回应这种期待的呢？
这就要翻开战后日本历史上最狂飙突进、也最被当今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刻意掩盖的一页了。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中国如火如荼的十年运动相呼应，在一海之隔的日本，竟然也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席卷全国的“日本左翼革命运动”。
当时，日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中国共产党人反抗特权、打破旧世界秩序、主张人民当家作主的激进革命理念，犹如一道强光，瞬间照亮了饱受美国资本控制和日本官僚压榨的日本青年的内心。
这唤起了整整一代日本青年改天换地的革命热情。
日本共产党及其他左翼组织，疯狂印刷《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发行量高达数百万册！
你能想象吗？
在当时的东京、大阪，经常出现抢购《毛选》的狂潮，无数日本青年为了买到一套红皮的《毛选》，甘愿在书店门外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
不少日本大学直接把《毛主席语录》列为中文教材。
那时候，一张中国《东方红》的黑胶唱片，销量轻轻松松碾压当红歌星；一枚印着毛主席头像的像章，更是日本青年眼中的稀世珍宝，只有托那些去中国做生意的商社代表才能高价搞到。
有一位名叫北田的日本青年，至今还保存着十几本当年学习《毛选》的心得笔记。虽然纸张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工整，上面赫然写着：“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受毛泽东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感召，北田甚至跑回九州老家，试图组织农会，动员父母把家里的土地分给穷苦农民，并宣告与“万恶的剥削家庭”彻底决裂。这在当时的日本绝非个例！
受中国十年运动的影响，日本各大高校随处可见红色的海洋：学生们传阅革命书籍，张贴大字报，课堂内外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帝反修”、“打倒美帝国主义”、“推翻日本官僚体制”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在那一代日本青年的眼里，美国就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之源，而中国则是全人类解放的希望灯塔，毛主席是全世界受压迫人民共同的伟大导师。
在游行示威中，他们高高举起毛主席的画像。更让人震撼的是，有些激进的日本青年，为了表达决心，竟然咬破手指，用鲜血把毛主席的语录写在横幅上，神情庄严地向着镇压他们的防暴警察挺进。
这种狂热，很快就转化为反抗美日反动派的具体行动！
1968年1月，美国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停靠日本佐世保基地，准备前往越南屠杀越南人民。
深受毛泽东思想洗礼的日本青年彻底怒了。
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的国家再次沦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帮凶！
无数头戴五颜六色头盔的学生，手持木棍，捂着毛巾，聚集在通往港口的大桥上。他们高唱着革命歌曲，跳着蛇形舞，用血肉之躯阻挡美军。日本当局紧急调来500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用警棍疯狂殴打、用高压水枪喷射。
学生们毫不退缩，手挽手发出震天的怒吼。
最终虽然学生伤亡惨重，但他们的反美怒火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同情，连医院的病人都站出来保护受伤的学生。无奈之下，“企业号”航母被迫提前4天灰溜溜地逃离了日本。
与此同时，在东京，左翼学生们直接包围了美国大使馆，石块、臭鸡蛋暴雨般砸向这座帝国主义的象征。
十几个勇敢的学生冲破封锁，爬上使馆房顶，在全世界记者的长枪短炮面前，猛地从怀里掏出鲜艳的红旗，在风中高高挥舞！
同年7月，震撼日本现代史的“三里冢斗争”（成田机场抗争）爆发。
日本政府为了修建为美军和国际资本服务的成田机场，强行征收农民的土地。日本的左翼青年学生毫不犹豫地与农民站在一起，结成了坚固的工农联盟。
他们深谙毛主席“持久战”的精髓。
两万多名学生头扎白布，手持镰刀和竹竿，在土地上打下巨大的木桩，甚至挖了复杂的地道，与装备精良的警察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惨烈拉锯战。许多学生把自己死死绑在木桩上，誓死保卫农民的家园。
那两年的日本，是战后革命烈度最高的时期。
175个市县被卷入运动，许多地方政权被左翼政党接管。学生们把毛主席那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奉为绝对的真理，决心用革命的暴力，把美帝和日本官僚的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日本，确确实实成为了一面指引千百万青年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战旗！
尾声
同志们，从1916年青年毛泽东的战略预判，到抗日战争中的伟大重塑；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成功改造，到战后联手日本进步势力的外交大棋局；再到六七十年代日本青年那场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
回顾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对待今天的日本？
毛主席的实践已经给了我们最完美的答案：必须始终高举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大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广泛建立统一战线！
我们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右翼反动政府区别开来；要把渴望和平的日本群众，同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财阀政客区别开来。
在今天，面对美日同盟在亚太地区对我国的层层围堵，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排放核污染水、甘当美国遏华马前卒的种种恶劣行径，我们必须像毛主席当年那样，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进行坚决的斗争！该亮剑时绝不含糊！
但是，我们的矛头，必须精准地对准日本国内的垄断资本集团、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主子——美帝国主义！
而对于千千万万同样饱受资本主义剥削、被美国大兵驻军欺压的日本普通劳动者，我们要用无产阶级的胸怀去争取他们，在揭露日本右翼谎言的同时，唤醒他们内心对独立和和平的渴望。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情绪高涨时的无差别攻击、盲目的种族仇恨，除了让敌人更加团结之外，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只有冷静下来，抓住阶级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才能在残酷的国际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诲，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潭，更不向帝国主义霸权低头。握紧阶级分析的思想钢枪，去迎接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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