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前身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是毛泽东的母校。他在这里学习、工作了8个年头，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他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初心的形成之地。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
1911年春，青年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求学。
到长沙后，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在长沙省立图书馆有过一段“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1913年春，刚满19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该校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1918年暑期毕业后，又在一师附小工作了一段时间。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转型期，也是湖南一师最为朝气蓬勃的发展期。一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黎锦熙、袁仲谦、徐特立、方维夏等，他们在治学和做人方面，都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影响。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杨是毛泽东的修身学老师，后来还成了他的岳父。杨初识毛泽东时就赞赏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教导他修身的前提是立志，目的在于实践，鼓励他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人。毛泽东深受影响，在求学中培育出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支撑着他在经过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后，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四师时的历史老师，四师和一师合并后，师生俩也一起转到一师。当时一师的老师住在长沙李氏芋园，毛泽东经常去芋园向黎老师等求教，讲学论道，议论时政，甚至假期也不回家，就住在芋园与老师一起切磋学问。后黎锦熙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毛泽东曾致信他说：“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毛泽东的母校“湖南一师”。
被同学们亲昵地称为“袁大胡子”的袁仲谦，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老师教他“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好书不厌百遍读”，“文章妙来无过熟”，嘱咐他多用古文文体写作。毛泽东曾感慨：“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受老师们的影响，正值青春年少的毛泽东读书非常刻苦，从不虚度光阴。他认为“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少年时期的求学是人生事业基础的关键，决心“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问题”，“只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受康、梁二人治学方法的启示，毛泽东制订了“三先三后”的读书治学顺序，即“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书籍，既有系统性又有专门性，丰富的知识在其脑海里激荡、融合，最终达到为他所用的目的。
1915年以前，毛泽东主要攻读中国传统典籍，使他积淀了突出的文学才能，无论是古体诗词，还是古体散文，他都写得很漂亮，所作文章常被老师批上“传阅”，同学们争相阅读。1916年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步兴起，他把学习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哲学、伦理学上。此外，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著作，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野史、近人文集、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
毛泽东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凡他读过的书，空白处批注了很多个人的见解，看到自己认同的观点就表示赞许，批注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等语，有时还加以发挥；看到不认同的观点，则批上“不通”“荒谬”等语，亮明自己的看法。他当年的读书笔记、读报摘记内容丰富，有文字训诂、警句摘录，也有圆周率、经纬度等自然科学常识。
他研读过的蔡元培翻译的日文版《伦理学原理》，这本不过10万字的书上，到处都是他用墨笔加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了长达1.2万多字的批注。批注的内容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其中多处联系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诸家的观点，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和改造国家社会的真知灼见。从这些批语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醉心于哲学研究，以其特有的博学、钻研和实践精神，探求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思想上已远超出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本书的启发下，他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破例给了100分。
那时，不少青年学生习惯于把书里的话当成金科玉律，并用以理解世界、解释世界，而毛泽东绝不盲从或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边读书边思考，注重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经常与老师和同学讨论问题，有时通宵达旦。据他的老师黎锦熙的日记记载，1915年4月至8月，毛泽东质疑辨惑多达19次之多。
毛泽东十分注重通过阅读报纸杂志，了解时事新闻和社会状况。1911年他初到长沙，看到了同盟会办的《民立报》，从此便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师阅览室是毛泽东每天必去之地，《新青年》《新民丛报》等是他必看的报刊，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但阅览室的报刊并不能满足他的阅读需求，除了从老师和同学处借阅外，他还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里每月挤出一元钱买报纸、杂志。他后来回忆：“从1911年到1927年，就是在没有走上井冈山以前，我从来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每天的报纸。”读报时，他常常随身携带地图、英汉字典以及笔记本，报纸上提及生疏地名就翻看地图，遇到疑难字就查字典，碰到感兴趣的地理名称就备注上英文。他乐于和同学们谈论时事，能把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分析得鞭辟入里，因此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1916年夏天，毛泽东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曾对中日关系的走向作出分析：“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生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后续事态发展印证了他的预测。
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非常赞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他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对同学说，我们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所谓“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青年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就不可不读“无字之书”。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读“无字之书”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游学。1917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从《民报》上看到一则关于两个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走到西藏边境打箭炉的报道，很受鼓舞，也想效法他们。可他没有钱，于是就想，何不以游学方式开展长途、长期社会调查呢？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约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一同外出游学。两个人理了个平头，做好了游学的准备。老师方维夏非常支持毛泽东的行动，帮助他确定了游学路线，并写介绍信给沿途各县的教育会、劝学所，以备不时之需，还以徐霞客的经历勉励毛泽东在求知路上要无畏艰险，不折不挠。
毛、萧二人身无分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包袱，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先后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县的一些乡镇，通过给学校、店铺、庙宇和居民写对联、作诗文或提供其他服务来解决食宿和路费，历时一个多月，步行900余华里，沿途走访了学士名流、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地方官吏、寺庙方丈等社会各界人士，查阅了各县县志，了解了各县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并写下了厚厚的考察笔记。同学们了解到这次游学活动后，都表示敬佩，说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第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游学的路上非常辛苦，一次他们露宿在河堤上，找来两块又大又平的石头当枕头，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还指着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顺手把包袱和雨伞挂在了老树上。
沿途，毛泽东尤其关注农民，每到一个地方都主动跟农民聊家常，同他们一起干农活。憨厚淳朴的农民看到他同情、关心他们的疾苦，感到非常亲切，都乐意和他交谈，反映由于当局盘剥，他们每年辛苦劳作，却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发生了反抗事件。这些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款待和欢迎。”
1918年暮春，毛泽东又同蔡和森一起，对洞庭湖沿岸的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他将沿途的见闻，用通俗的文字写成通讯，发表在湖南《通俗日报》上，让更多关心中国实际想要改变社会现状的人真实了解到中国广大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与苦难。这次考察路上，毛泽东和蔡和森还商谈了组织新民学会问题。
通过游学式调查研究，毛泽东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农村社会，锻炼了社会活动能力，养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毛泽东后来的调查研究作风正是萌发于这个时期。
毛泽东在担任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期间，组织同学们开展讲演会、论辩会、运动会等课余活动，常常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和同学们一起走出校门体察民情。一师附近有造币厂、黑铅冶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这里聚集着很多工人以及小贩等社会劳动者。毛泽东同工人群众深入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与生活状况，还办起工人夜校，并兼任夜学教员，亲自教历史，普及社会常识，他还建议物理老师讲授火车为什么能跑、电灯何以能发光等技术知识，与工人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工人们感慨地说：“毛先生是我们的贴心人。”这既满足工人求学的需要，同时也熟读社会这本大书。
毛泽东还利用假期游历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讲堂的正门上挂着一幅匾额，上面镌刻着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是岳麓书院的校训，也是湘学士风的核心思想。这四个字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出了新的阐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作为校训，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
毛泽东还在一师组织了一次军事实践活动。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南向北溃退。长沙是溃军必经之地，18日，一支3000多人的溃军因不知道长沙城内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附近徘徊。当时年仅24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组织起300多名学生的志愿军，担负起护校和保护居民不被劫掠的任务。他率领学生志愿军埋伏于离猴子石很近且地势险要的金盆岭，联合城内为数不多的警察，鸣枪呐喊，大放鞭炮，与溃军斗智斗勇，最后迫使溃军全部缴枪投降，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军事谋略。
读“无字书”，对青年毛泽东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他后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探索中，熟练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热衷提倡的一个口号。为了强壮身体，磨砺意志，同时也为了保持学习时的旺盛精力，他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1917年，一师出现连续病死7名学生的事件。在学校为早逝同学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悲痛地写下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希冀唤起同学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事后在一师的演讲比赛上，他向同学们宣传体育运动的意义，说当世百科之学，无论在校学习，还是自修，只有体之强者，方能胜任；如果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
在有关毛泽东生平的大量资料中，此前涉及毛泽东锻炼身体的记述甚少，而此后则频繁出现，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的话题。你可能想不到，像毛泽东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文章大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竟是一篇体育论文。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全文6000多字。此文并非就体育论体育，而是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认为在德、智、体三者中，体育“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应当德、智、体“三育并重”。文中提倡奋斗向上的人生观和武勇世风，道出教育的内涵，影响深远。尤其是“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这一精辟言论，更是受到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的赞赏和推崇。
毛泽东不仅是重视体育的倡导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在担任学友会总务和教育研究部部长期间，学友会设立的十五个部，其中属于体育的就有8个，如武术、足球、游泳、竞技等。他积极争取校方的支持，改进体育设施，改善学校卫生条件。动员同学们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一师学生的运动水平显著提高，在1917年的全省运动会中，一师选手得奖者达六七十人之多。
毛泽东与一师学友会蔡和森、萧子升等同学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毛泽东本人更是带头开展体育锻炼。他的锻炼项目很多，诸如日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可谓五花八门。寒假里，他和同学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当碰到下雨时，他干脆脱掉衣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当烈日当空时，他脱掉衬衫，说这是“日光浴”；当狂风大作时，他迎风挺立，说这是“风浴”。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忽然大雨倾盆，同学们都争着向屋里跑，唯有毛泽东原地一动不动，任凭大雨淋浇，待大家走尽后，他才从容地回到了教室。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夜晚，毛泽东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下来，敲开了蔡和森的家门。蔡母见状吃惊地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尚书》上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意境。
在众多锻炼项目中，毛泽东对游泳情有独钟，时常约三两好友到湘江挥臂击水，还在学校发起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游泳队，晚饭后便到湘江畅游。后来他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直到晚年，毛泽东还保持着游泳的爱好，73岁高龄的他还畅游过长江，“少年游池塘，青年游湘江，老年游长江”，即为真实写照。
当时一师有一种考查学生学业与操行的办法，叫“人物互选”，由学生们按德、智、体三育的要求投票。全校有400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34人，毛泽东得票最高，而且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
学生时代的体育锻炼，有效锤炼了毛泽东的体魄和意志。他之所以能够担当历史大任，开创伟业，除了因为他超群的才华，更离不开他坚韧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
“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国家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年代。在民族危亡面前，他深感自己求学目的不只是解决个人生活或是谋求个人前途，而是“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之学”。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字里行间散发着爱国进步思想和远大志向。他心忧天下，立志报国，并给自己取名“子任”，意即以天下为己任。
1915年5月，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将一些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取名《明耻篇》。毛泽东以激愤的心情，在封面上写下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是年冬，在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高潮中，毛泽东和一师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演说，并以湖南一师学友会的名义，收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在报刊上发表的不满袁世凯称帝的论述，并编辑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小册子，组织同学上街散发，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共鸣。
毛泽东为母校题词。
毛泽东阅读到《新青年》发表的文章，犹如醍醐灌顶。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他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外，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平时交谈也常是研究这些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达出与封建思想决裂的决心。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日记中评论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毛泽东深感要想救国，寻求革命真理，单靠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把一批有志青年组织起来，互相砥砺品行，切磋学识，为将来担当改造中国之重任打下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发出《征友启事》：意欲结交对学问、时事感兴趣，又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做朋友。在他周围很快聚集了20多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到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讨论 “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他们最终得出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1918年春，毛泽东、蔡和森等有志青年商议成立一个团体，取《大学》“大学之道在新民”之意，定名为“新民学会”。4月14日，新民学会在长沙溁湾镇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正式成立，13名会员中除罗章龙外都是湖南一师的学生。会上推选毛泽东为干事，并通过了由毛泽东等起草的会章，明确了学会的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从此，毛泽东等一批热血青年聚集在新民学会，开始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民学会很快发展成了一个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志向的革命团体。会员也由13人壮大到近80人，其中湖南一师师生近50人。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新民学会逐渐发展成为湖南社会政治运动的中坚力量，发起了声援五四运动、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驱逐军阀张敬尧、创办文化书社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后来，毛泽东以此为基础，开展建党等早期革命活动，引导多数新民学会会员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新民学会对五四运动前后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领导和核心作用，也为湖南建党和建团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被誉为“建党先声”。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新民学会骨干积极筹建湖南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使湖南第一师范成为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
1925年晚秋，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去广州组织革命活动，重游长沙橘子洲，挥笔写下《沁园春·长沙》，词中有云：“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和同学们学生时代的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深情地回忆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亲笔为母校题写了校名“第一师范”，并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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