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主席为暴君,但天下岂有这样为人民的皇帝?自古以来的剥削阶级最怕群众组织起来，所以凡是反映人民群众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组织他们最反对，一有机会就要摧残。“聚众”从来就是最大的罪名。历来的反动军队大多数成员也是人民群众，甚至是抓来的壮丁被迫为他们卖命，但并不能称为农民军队，因为军队的骨干或者说“根子”则是反动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选拔的。所以工会、贫雇农团、贫下中农协会他们最反对，一般来说决不会让其存在，一旦发现就要取缔。当他们不能明确取缔时就设法变成官办的。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可以不搞工会时就决不允许搞工会，当工会不能取缔时就建立黄色工会取而代之。
共产党搞革命就是要组织和建立工农自己的阶级队伍。全国刚解放，在农村的土改中建立了贫雇农团，工厂建立了工会。但后来贫雇农团不存在了，工会也变成了福利工会了，工农实际上已经没了自己的阶级组织。就是这个原因毛主席要在四清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在农村建立起贫下中农协会。而官僚集团不能明确反对，就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各级领导以及工作队，到最基层依靠选拔“根子”作为“贫下中农协会”的骨干和核心，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服务。一切必须完全操纵在工作队手里，工作队操纵在各级领导手里，各级领导又操纵在他们手里。
也正如此，按照《后十条》，“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建立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能算数。“一哄而起”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算数，因为这样的贫下中农队伍没有掌握在他们手里。“在面上不必急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操纵群众自己建立的组织。甚至其他领导组织的贫下中农队伍也不能算数，否则就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这完全是从上到下，运动群众，操纵运动。
这和毛主席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有什么相同之处？毛主席所以在《二十三条》里特别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明确了革命的敌人，也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把矛头向下转到大多数群众的头上。
真正的群众运动必须一切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自己也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改造和提高自己。在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时必然采用以点带面的形式，作一示范，然而让大多数群众自己去判断，如果示范确实反映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大多数群众必然会跟着干起来，就会自己组织起来。而这样得到群众欢迎、反映群众利益和意志的组织，真正的共产党领导又必然会积极支持，予以承认。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群众路线。
首先必须让工人和贫下中农广泛地组织起来，先看有没有。应该承认无论工人还是贫下中农中当然可能混进一些坏人，会有一些冒牌货，但充其量极少数。无论如何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是真的，是革命的主力军。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哪一些又是冒牌货，群众最最清楚。只要群众组织起来了就好办了，经过一定时间群众自己就会把极少数混进自己队伍的坏人和冒牌货清洗出去的。也不否定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可能出现一些被人操纵的“工农组织”。但是刘邓自己首先就是要操纵工农的组织的。群众最最明白哪样的工农组织是真实的，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哪样是假的，只要放手让群众发动起来，自己就会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在四个月里，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差不多组织了湖南全体农民的一半。毛主席当然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可以肯定这一千万农民没有一个农会是靠毛主席“扎根串连”建立的，毛主席直接插手的也一定很少。共产党当然起了领导作用，但大多数农会是农民自己组织的。
不是说这样“一哄而起”的农会队伍就是极纯的，许多农民甚至一时搞不清不应该吸收富农入农会，但绝大多数农会还是代表了贫雇农的利益。也不是说地主富农不会操纵组织假农会，但在斗争中，随着农民的广泛发动最后受到斗争的正是地主。不管怎么说贫下中农协会既然其成员限于贫下中农，首先就把大多数地主富农排除在外了（大革命时湖南的富农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农会以外的）。除非外来力量的干涉，否则贫下中农就可以在协会里占优势，并逐渐地把混进贫下中农队伍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驱逐出去。
正由于工人和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被严重地破坏，或者改造成官办“贫协”、福利工会，所以毛主席要发动文化革命，把福利工会撇开，让工农群众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文化革命胜利不久，工农的组织大多又被摧毁或者徒有其名了。只有阶级以及产生剥削阶级及其思想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及其支配下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彻底消灭后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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