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右纠“左”的心路历程

　　在党史研究中，曾经有一种说法流行一时，认为毛泽东在56年后甚至自解放后就一直持“左”的指导思想，还把建国后的各种失误全都推到毛泽东的头上。这是一种很不严肃很不客观的态度。认真严肃地回顾新中国的建国史，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态度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既坚守既定的社会主义方向，又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瞎指挥”。

　　纵观毛泽东奋斗的一生，有两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第一点，是他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对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抱有强烈的同情，总是强调要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一边，执着追求一个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社会；同时，对于中国彻底摆脱长期被欺侮的落后状态、尽快崛起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第二点，是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这两点构成了毛泽东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结合：一方面，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毛泽东都会毫不犹豫地，坚决地向着他的奋斗目标前进，毫不留情地扫除任何阻碍，甚至不顾昔日战友的反对；另一方面，他又时时注意对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掌握，使自己的奋斗处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之内。

　　毛泽东在一个经济极其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做过的事业，也是社会主义经典理论尚未涉及的首创。毛泽东既没有选择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也没有简单模仿苏联等国家的做法，而要走中国自己的路，一条能尽快实现中国崛起的路，一条既能发展生产又能实现社会公平的路。这无疑是一条铺满荆棘的路。毛泽东为此作了艰难的探索。

　　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曾经设想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这是他基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提出的有别于苏联的设想。但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他就提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要求而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的口号，原因就在于建国初期的一系列胜利，包括土改、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胜利，经济的迅速恢复，共产党赢得全国人民的高度拥护等，使他认定中国已经具备了继续前进的条件。由此，他不失时机地推动了农业的集体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朝着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目标前进。毛泽东在推行这个社会大改革的过程中，同样也采取了许多有别于苏联的做法（如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继续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探索符合于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毛泽东都要在党内，在领导层内进行大量的思想动员工作，以说服和纠正来自右的和“左”的种种质疑和犹豫，坚定不移地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果支持了毛泽东的大胆探索，这使得毛泽东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自信，从此坚决捍卫和努力发展这个探索成果。

　　怎么评价毛泽东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是完全肯定的：“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这个肯定是有坚实基础的。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67.8%，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53%。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5%，平均每年18%；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比1952年增长19%。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52年增长42.8%，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这些辉煌的数字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多次不无自豪地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避免了苏联模式许多弊端，特别是农村集体化非但没有减产而是大大促进了生产，与苏联早期集体化造成生产严重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公认作风稳健的陈云，对中国农村合作化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先合作化、后工业化是当时条件下发展中国农业唯一正确和可取的道路。

　　巨大的成功使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全体亢奋之中，大量利好消息，包括真实的和虚报的，激励着毛泽东，使他认为向自己的奋斗目标发起一次新的冲刺的条件已经具备，由此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然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又使他最早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着手纠正，由此进行了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的一系列纠“左”行动。

　　本来是为了纠“左”的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事件而转向，会后“共产风”重新抬头，造成经济很大损失。毛泽东对此作了沉痛的反思，他叹息：“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贯彻郑州会议的反“左”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由此，毛泽东在对庐山会议中断纠“左”的失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继续加大纠“左”力度。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纠“左”的措施：制订了《农业60条》；解散了公共食堂；规定并实施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政策，解决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恢复了自留地、自由市场等政策，实际上改变了人民公社超出实际可能的“一大二公”，大体上回到了1956年的农村合作社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费了很大功夫扭转党内的“左”的思想。正是他的这一系列纠“左”措施奠定了1962年开始的经济快速好转的基础。

　　然而，当以纠“左”的名义延伸到涉及毛泽东所选择的奋斗目标和发展道路是否正确的根本性问题时，就触及到了毛泽东的底线。恢复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回到1956年的合作社，如果还要“退”，实际上就是否定1956年农业集体化的成果，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由此就发生毛泽东由纠“左”变为反右的情况。特别是当党内相当多的人主张包产到户（毛泽东认定就是单干）时，毛泽东认定这种主张是与他所选择的中国道路对立的，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予以坚决的反对。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是丝毫不让步的。

　　很可惜，毛泽东并未被他在中共高层的同事们真正理解，他们在形势顺利时，常常左而又左，而在形势不利时，又会急剧向右转。在大跃进刚兴起时，不少领导人都唱出了许多比毛泽东更为激进的高调；在毛泽东发现问题、着手纠偏时，很多人还是转不过弯来。第二次郑州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纠“左”的努力并不顺利，不仅在一些省市委书记那里遇到抵制，连一些中央负责人也同毛泽东的思想有距离。面对阻力和未被会议接受的情况，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了一段情绪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然而，在后来发生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许多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农民已经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农业60条》还不够，要退够，要搞包产到户等实际上瓦解合作社的“非常”措施。有些原先“左”得冒尖的地区（如安徽省）此时退得也最激烈。

　　面对党内出现否定1956年农业集体化成果的思潮，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涉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由此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党内绝大部分人仍然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意思，他们没有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层是否始终清醒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个角度来理解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意图，而是把阶级斗争的重点放到社会上和基层甚至群众中去搜寻阶级敌人，被毛泽东斥之为“形左而实右”，以致发生中央最高层内的严重分歧。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主张实际上经常得不到落实。虽然直接的反对很少出现，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出偏差，其中有的人阳奉阴违；而且经常向毛泽东反馈片面的虚假的信息，报喜不报忧。毛泽东所选择的中国发展道路不断受到“左”的和右的干扰。对于这个现象，毛泽东渐渐地把注意的目光转到党内，特别是高层领导。他提出了“人祸”问题，明确地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为了解决干部队伍和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与工作作风两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向全党敲警钟，年年讲天天讲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另一方面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他所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而根本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执政党不断滋长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毛泽东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各级官员，从解放初期与群众紧密联系的状态，逐渐滋长出官僚主义的作风，并且后来脱离群众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针对这个顽疾，毛泽东在采取多种措施也未能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最终采取了直接交于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走向文革的心路历程。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