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4日,天心阁下,长沙市民载歌载舞,欢庆湖南和平解放。
几天后,毛主席收到杨开慧胞兄杨开智托向三立捎来的书信,要求进京工作,或在长沙安排一个“厅长方面位置。”
8月10日,毛主席亲笔给长沙上营盘街三十号的杨开智回信: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此复。敬颂大安。
这封信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毛主席打算让毛岸英“回湘工作”。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长子,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担任过红军坦克连的党代表,获中尉军衔。1946年从苏联回到延安,见到十八年未见的父亲。他遵从父训,跟着劳模吴满有学种地,读中国的“劳动大学”。后来参加解放区土改工作。进京后,先后在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委员会工作,担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
毛主席为什么打算让儿子回湘工作呢?
一是新中国即将成立,百废待兴,亟需人才,远离京城的湖南也一样。
二是毛岸英回湘工作,能代表父亲就近说服长沙、湘潭的亲戚如杨开智、向三立等人,不要随意去北京伸手要官,而是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三是毛岸英缺乏基层工作的经验,回湘工作,既能增长才干,又能就近为母亲扫墓,照顾风烛残年的外婆。
毛岸英并不喜欢呆在中央社会部的机关里,他想去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多次找到中组部分管干部的帅孟奇,要求离开机关下基层。帅孟奇作不了主,把他推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后来经周总理亲自安排,毛岸英来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厂党总支副书记。
在党总支副书记任上,毛岸英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告别新婚的妻子,搬到厂宿舍(国子监胡同孔庙的大成殿)里住,周末才回家。他化名“杨永福”,谁都不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厂里办了业余学校,教大家学习文化知识,还创办了《北京机器职工》简报。
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十年计划”,“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随着它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党的工作经验来”,以便能更好地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服务。
1950年5月25日,是毛岸英外婆向振熙八十寿辰。4月中旬,毛主席安排毛岸英回湖南给外婆拜寿。临行前,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对岸英说:“你不仅是我毛泽东的儿子,而且是一名国家干部。但你还年轻,没有什么生活和社会经验,这次回湖南,一定要谦虚谨慎,代我去给你母亲扫墓,为你外婆拜寿。你还要去老家韶山冲看看,代我问乡亲们好!”
是年5月中旬,毛岸英随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到武汉出差。在武汉办完公事后,他满怀着对家乡的思念,急切地来到长沙,带着父亲的贺信和寿礼,到学宫街看望外婆和舅舅舅母。随后,到板仓给母亲扫墓。祭扫之后便回到韶山,圆满完成了父亲的嘱托。
这次湖南之行,既是代表父亲了多年的夙愿,也是父亲对他工作能力的一次考验。
回到北京后,毛岸英继续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由于当时正处在中苏热恋时期,中央和北京市经常要接待来访的苏联代表团,翻译人员不足,他那娴熟的俄文水平,正好派上了用场。中央各部委抢着请毛岸英当翻译,他先后为苏联中央代表团、青年、总工会、文化等代表团担任翻译。还多次为周总理担任俄文翻译。
繁忙的翻译工作,迎来送往,使得毛岸英回湘工作的打算一度搁浅。
是年9月,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8日,他写了给舅舅杨开智的最后一封信之后,奔赴前线,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抗美援朝的志愿兵。
于是,毛主席让他“回湘工作”的打算落空了,毛岸英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他的“十年工作计划”,永远留在了朝鲜。
【文/冯资荣,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