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是毛泽东！

　　根据历史资料，毛泽东是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这个口号的，相关内容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毛泽东在党的全会上如此郑重地提出这个口号，其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西安事变及七七事变后，在日寇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统一战线中我党我军独立自主的方针，打开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就在这个时候，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从苏联回国，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候补书记”一身光环的王明，下机伊始，便趾高气扬，指手画脚，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紧接着，他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主张，指责中央没有做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喝过几年洋墨水的王明，熟记马列经典著作的词句，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讲话很有鼓动性，再加上他打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招牌，使不少与会者把他视为理论权威，有的人还因此作“自我批评”。这使得毛泽东处于十分困难的处境。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情况时说：“12月会议上，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1938年春夏之交，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准备回国。此时中共代表任弼时已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抗战与中共抗日方针政策的实际情况。王稼祥临行前，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与王稼祥和任弼时谈了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还强调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了。”王稼祥回国后，在1938年9月29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扭转了37年12月会议的错误倾向。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所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转变而按王明那一套去做，不等抗日战争结束，中共及它所领导的军队很可能早就被蒋介石消灭了。

　　经过这一波折的毛泽东，深感以照套搬弄经典著作词句为特点的教条主义对党具有巨大危害性，而又带有极大的迷惑性。正是有鉴于此，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马上就身体力行，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工作。他在会后不久的1939年2月写的关于孔子哲学思想的信件就是很好的实例（《毛泽东文集》第2卷）。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的这句话，中国人耳熟能详，毛泽东把这句话拿过来，作“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解释，并且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毛泽东还指出，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必须在“名不正”前面加上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实”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后才能有正确的理论——即“名”。毛泽东说：“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孔子是“观念论”（即唯心论），而我们是唯物论，“分别就在这里”。毛泽东同时又指出，“强调主观能动性”，是孔子说法的“一个长处”，我们也应该重视“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避免“机械唯物论”。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如何对待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遗产，毛泽东是持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绝不是全盘照收，盲目推崇。具体地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实质性的改造，使得数千年来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传统文化转而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服务；与此同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有了与中华文化相通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思想武器。

　　再如，对于孔子所主张的“知仁勇”道德观，当时国民党大加追捧，但毛泽东则给予尖锐的批判。他说：“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称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由此可见，对于传统文化中涉及阶级关系的内容，毛泽东通常持尖锐批判和无情揭露其阶级本质的态度，但对于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内容，则更多地采取“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服务现实”的积极态度。

　　最为典型的，要数毛泽东对“中庸”的态度。

　　“中庸”，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提出“过犹不及”，主张“执两用中”，数千年来被各朝各代统治者视为治国为政的成功之道，被誉为“至德”，备受推崇。“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中庸思想存在根本对立的两种看法：一种是高度赞扬，认为是辩证法，全盘肯定；另一种则视其为糟粕，是折衷主义，全盘否定。

　　毛泽东对“中庸”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评说，其立论别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一方面他指出孔子及各朝各代统治者推崇中庸的本质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但另一方面，他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方法称为“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毛泽东用辩证法对“中庸”做了全新的解释：

　　——“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

　　由此，他指出：“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

　　有人对毛泽东又批判又赞许的态度不理解，甚至曾经出现各持毛泽东的一个方面的评论而互相争论的情况。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最能说明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这就是：既看到并揭露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利用传统文化来巩固自己统治的本质，又看到其中包含着丰富思想精华的方法论内容；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本质的改造，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形式进而使之得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推广和传播。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更好地结合于、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现实斗争。

　　经过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改造后的“过犹不及”，成为现实中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这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把握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中尤为显著。毛泽东既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倾向。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把握住既不“过”又非“不及”的适当的度，以斗争求团结，既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敌对破坏活动，保证了抗日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前景。

　　毛泽东在充分肯定“过犹不及”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又提醒人们不要把“执两用中”搞成折衷论。他说：“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如他在《矛盾论》中所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就与折衷主义的均衡论划清了界线。所以，毛泽东在解释“无偏”时，特别指出：“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因此，在进行两条战线斗争中，毛泽东从来强调要抓主要倾向。对于王明的错误，在江西苏区时期，是反对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则是反对他的右倾投降主义。正是这两条战线斗争的胜利，让全党充分认识到了毛泽东所主张的路线的正确性，从而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走出黑暗，破浪前进拨正了航向。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就是这种工作杰出的典范。正是他的这种工作，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的科学理论能够在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扎下根，并且成为新中国数亿人民的共同信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