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长征：1935年1月

　　毛泽东的长征：1935年1月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提出了夺取遵义、进军黔北、开创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特别是猴场会议提出的“打到遵义去，创造新苏区”的口号，使广大红军指战员人心振奋，斗志倍增。

　　中革军委在猴场会议后根据会议的决定，立即命令红1、红3军团分别向乌江南岸的指定渡口前进，并侦查对岸敌情，准备架桥渡江。

　　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早已整装待发的红1军团红1师在回龙场渡口、红2师在江界河渡口、红3军团在茶山关渡口，分3路强渡乌江。

　　乌江是贵州境内的一条大江，它从西南到东北贯穿于贵州省境内而流入四川。江面宽约200米，流速每秒1.8米。

　　1935年1月1日，陈光师长率领红2师首先抵达江界河渡口。以耿飈为团长、杨成武为政委的先头团红4团，立即在渡口用搜集来的竹子、门板扎成竹筏，以佯渡迷惑对岸守军；另以连长毛正华带领8名水性好的战士，在上游拉着1根准备架浮桥用的粗绳索进行泅渡。当他们快要游到对岸时，被守军发现了，绳索也被打断了。他们只好重新游回来，有1名战士牺牲了。

　　夜晚，红4团又组织18名战士分乘3只竹筏实施偷渡，结果只有连长毛正华等5人成功，他们便在对岸潜伏了下来。

　　1月2日凌晨，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干部团工兵连赶到江界河渡口，组织了60个竹筏实施强渡。强渡部队在南岸炮火和北岸潜伏的毛正华等人的配合下，终于夺取了渡口阵地，搭好了浮桥。

　　不久，位于下游回龙场渡口的红1师，在先头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指挥下，也强渡成功。

　　1月3日，红3军团也从上游的茶山关渡口开始渡河。

　　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了国民党军吹嘘的“重叠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的乌江防线，江防司令林秀生逃往遵义地区。

　　中央红军一过乌江，离遵义城就不远了。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说：“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

　　毛泽东说：“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一些会前的活动工作。”

　　于是，王稼祥马上去找张闻天谈话，他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说，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

　　张闻天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他在中共中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他也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当王稼祥说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时，当即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

　　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到了其他一些负责人，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他在一次行军途中，又和因腿伤化脓坐在担架上的聂荣臻一起交换了意见，王稼祥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第1、2、3次反“围剿”，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指挥的结果。因此，应当由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到时候要开会，我们要把他们轰下来。”

　　聂荣臻因为也是坐在担架上行军，有充足的时间考虑问题。他回顾中央苏区的斗争历史，也早已感觉到只有毛泽东的主张得势革命才会大发展，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应该改组领导。他见王稼祥如此说，便表示完全支持，他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

　　此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作为最高“3人团”的成员，也在党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被采纳，与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他的支持对促进遵义会议的召开，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此外，朱德也是召开遵义会议的积极支持者。自从井冈山会师以后，特别是在红4军“八大”以后，他逐步了解了毛泽东，而且越来越敬佩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对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早已有了认识。所以，他和王稼祥及其他领导人一样，也希望请毛泽东出来领导中央红军。

　　就这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大量的工作中，说服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许多负责人，一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大决战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1月6日下午，中央红军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进抵遵义城，奉命攻打遵义的是红2师红6团，他们是在渡过乌江之后就接受了任务。总参谋长刘伯承对红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这就既要求我们仗要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

　　驻守遵义的是王家烈部侯之担指挥的第3团；此时，王家烈又派柏辉章部前来增援。

　　红6团离遵义尚有半日路程，侦查员来报：“离遵义30里地的地方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是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

　　刘伯承指示朱水秋、王集成说：“你们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还不要让敌人知道。要秘密，要全歼，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的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打遵义的困难。”

　　下午3时，红6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冒雨对遵义外围据点深溪水进行了奇袭，全歼了1个营的守军，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红6团指战员立即对俘虏开展争取工作，决定借助俘虏乘夜智取遵义城。

　　晚上9点左右，红6团1营长曾玉堂带着第3连和侦察排以及全团的20多个司号员，还带着经过教育的十几个俘虏，冒着大雨出发了。这支队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军打扮，在他们后面，紧紧跟着其他部队。作战计划是如果智取不行，便强行攻城。

　　曾玉堂率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来到了遵义城下，指战员们愈发装出败军的慌乱模样。

　　“干什么的？”城头上的哨兵突然问道。一个被教育好的俘虏连长用贵州话答道：“自己人。”

　　“哪一部分？”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跑了出来。”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俘虏连长如实回答。其他俘虏兵也用贵州话乱糟糟的喊着：“快开门哪！”“救救我们吧！”“共匪马上就追来啦！”

　　“吵吵什么！”城头上的哨兵气冲冲的大喝一声，城下顿时安静下来。城上几只手电光束在他们身上照来照去，好一会儿，说了一声：“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厚重的城门打开了，哨兵还问道：“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

　　“是的，现在已经进遵义城了！”

　　侦察排的几名战士用枪口对着他们：“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共军！”

　　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红军大队人马一下子拥进城去，后续部队也跟了进来，冲上街头。侯之担的不少守军来不及穿上衣服就当了红军的俘虏，柏辉章部有两个团的官兵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走了。

　　1月7日早晨，红2师占领全城，智取遵义大功告成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步入遵义城，看到红2师的部队已经准备宿营了。他们和红2师的领导商定，改由红4团为先头部队，追击逃敌。

　　聂荣臻对红4团政委杨成武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说：坚决完成任务。带起队伍就出发了。

　　此时，由于中央红军突然转向遵义，国民党十几万追剿军一下子被甩在了乌江以东。而且追剿军总司令何健，也已经率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红2、红6军团作战去了。摆在长江沿线的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由于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也不敢轻易冒进。贵州的国民党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加之因红军动向不明，蒋介石已经批准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1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令第2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在遵义的红军警戒。这样，就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在长征以来有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

　　1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9日行动的部署》，部署中通知各军团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纵队司令员刘伯承任警备司令，陈云任政委，由干部团担任警卫工作。

　　部署命令红1军团红2师前出遵义北面桐梓、松坎一线；军团主力驻守遵义东面老蒲场、青神桥、虾子场地域。命令红3军团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尚稽场，控制遵义通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命令红5军团驻守遵义的湄潭；红9军团驻守遵义东南的猪场。

　　1月8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八项注意通令》。

　　1月9日上午，天气晴朗，军委纵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部队在居民欢呼声与爆竹声中进驻遵义城。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是黔北的首府。这里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市面繁华，物产丰富。这是红军突围以来所夺取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毛泽东头戴军帽，身穿军装，和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南门外的丰乐桥边下了马，他们不断的向群众挥手致意。毛泽东走到旧城的府街口，还向群众讲了话，对欢迎的群众表示感谢，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主张。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同住进了位于新城古寺巷、桃源山东麓的易宅。易宅是“川南边防军”第2旅旅长易怀芝又名易少荃的私邸，坐北朝南，是一栋砖木结构的旧式洋房，建筑面积约580平方米。

　　毛泽东住在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夜已经深了，他在明亮的电灯下，读了很长时间的书，还是无法入睡，便吟诵起鲁迅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吟罢，又提起笔将诗中的几个字改动了一下。这便是后人看到的毛泽东改鲁迅《亥年残秋偶作》的新貌：

　　曾惊秋萧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很晚才起床。

　　1月12日，中央红军总部在县立第3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有工农学商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

　　此时的遵义城内有男女中学校56所，尽管各校均未上课，但红军一律不在学校驻兵，以示维护教育。

　　毛泽东、朱德参加了万人大会。

　　朱德在大会上讲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说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着重讲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当选的几十个工农学商及教育界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一连几天，红军一面宣传，一面招募新兵，约有5000余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多系川黔滇籍的贫民或退伍军人，这些新战士对后来红军转战黔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就要召开了，李克农的任务是警卫会议的安全，他指挥警卫人员，自始至终都守护在会场外。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城内位于琵琶桥边一个大宅院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座宅院，原是黔军第25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宅院大门临街，门西侧是8间铺面，是柏家经营酱和纸张的商店。进入大门，穿越过大厅，迎面是一座砖砌牌坊，前后各用彩瓷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跨过牌坊是一个青石铺砌的小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四合院，那是柏家的住宅。天井北侧即为主楼。

　　这座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璧建筑，占地面积582平方米。遵义会议就在这座主楼2楼的一个不大的厅子里召开。这个会场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20多张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还有一个小火盆。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政治局委员5人，他们是：博古、张闻天 周恩来、毛泽东、陈云，有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王稼祥、朱德、邓发、刘少奇、凯丰。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他们是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3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还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为会议作记录是陈云和伍修权。

　　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毛泽东把刘少奇介绍给彭德怀：“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因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军委成员白天都要处理日常事务和战事，所以每天的会议一般都是在晚饭后才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有一次，毛泽东在一次宴会上当着洋顾问李德的面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很能呷辣椒的。谁不能呷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一阵轰然大笑，惹得李德一脸的不高兴。

　　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集中全力解决此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主要内容是：检讨在反对第5次“围剿”中与突围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主持。

　　博古首先作了第5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由于他对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严重危害缺乏认识，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所以，他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说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敌人的强大以及白区和其它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极力为“3人团”和自己的错误辩护和解释。

　　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5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5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还对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

　　张闻天开始讲话了。他手里拿着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一个提纲，侃侃而谈，旗帜鲜明而又系统的批评了在第5次反“围剿”中和在突围路上的错误的军事领导，彻底否定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伍修权曾经回忆说：“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言，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力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上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

　　且说毛泽东的发言大约讲了1个小时左右。他在发言中系统的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说他们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说他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他说：“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他还批评李德说：也不问走的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又用1、2、3、4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说，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而不是其它原因。因此，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特别系统的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说：“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搞什么6路分兵，全线出击。第3个错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19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第4个错误，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说李德、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恶劣”，他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但这对于博古、李德却是“徒然的”。

　　第一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是王稼祥。他严厉的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旗帜鲜明的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由于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集团中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主张的第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功绩，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张闻天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还说，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推举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

　　凯丰马上表示反对，他对毛泽东嚷道：“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问道：“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既然说我是按《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

　　其实，毛泽东只是在学生时代看过《孙子兵法》，后来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过。凯丰被毛泽东这么一激，竟被弄得哑口无言。毛泽东又转对大家说：“凯丰同志说得好。马列主义，我确实是门外汉，种田作物，倒算是行家里手，不及你出国留学，我是个土包子。不过，《孙子兵法》我确实认真研究过，这有什么害处哩？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现在的不过比古代的内容丰富一些罢了。我们祖宗好的东西，又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鄙人真有点大惑不解。”

　　朱德在发言中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到底。”

　　周恩来再次发言，他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今后红军的行动。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聂荣臻因为脚伤，是躺在担架上发言的，他很气愤地说：“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都要做指示，而这些细节，是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过问的。”

　　林彪是在湘江战役之后就公开批评博古和李德了。他在这次会议上讲了很多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的职务。

　　刘伯承、李富春发言也对李德提出批评，表态支持毛泽东。

　　彭德怀发言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他提议彻底清算博古等人执行的“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因为此时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沿乌江警戒的红3军团红6师，遭到了国民党军吴奇伟部的进攻，彭德怀必须马上赶往前线指挥，所以他在会议刚开了一半，就走了。

　　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在毛泽东卧室见到了正在感冒发烧的毛泽东。毛泽东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仍然认真的听着李卓然的汇报。

　　李卓然说：“5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1个师的兵力，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却连连失利，大家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

　　毛泽东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李卓然在会议上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

　　由于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没有让李德参与，所以，会议一开始，李德就处于没有发言权的被批判地位。他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神情沮丧，只是一个劲的抽烟。

　　翻译伍修权紧挨着李德坐着，他处于这样的地位也不舒服，心烦意乱，显然不乐意再给李德当翻译。所以，他翻译的内容也就不完全了，有时就完全停了下来，李德只能吃力的跟上两天会议。他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是尚待做出决议的文字材料之前，没有表明态度。当他明白过来之后，马上为自己及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李德说：我本来只是做为顾问提提意见，“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至此，“左”倾教条主义的营垒已经彻底坍塌了。

　　接下来，毛泽东提出的下一步行动方针被会议所接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目前提出的方针，他们还建议说：中央红军还可以北渡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说，四川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比较富裕而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靠两条腿走路行动迅速的红军占了优势；二是四川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三是四川省人口多，可以补充兵源。

　　会议采纳了聂荣臻、刘伯承的建议。

　　周恩来也建议说，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3人团”的工作。

　　遵义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做出决定：1.毛泽东同志补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3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发言说：“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

　　刘少奇因拥护毛泽东的路线，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凯丰反对撤消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对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不理解，因此，他对会议决定提出保留意见。

　　会议结束后，凯丰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进行分工时，周恩来等人要毛泽东接替博古的职务。毛泽东正色说：“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博古仍然保留了总书记职务，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分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各种方式向部队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

　　毛泽东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红军干部大会说：“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了’。”

　　那些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的干部们，高兴得热泪盈眶。大家都说：“党和红军得救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干部召集起来，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随后，原红22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干部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干部，经过审查，也都恢复了党籍。

　　在北线松坎的红4团，收到了红1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文，电文中说：“中央胜利的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起指挥红军。”

　　杨成武将这一消息传遍了全团，指战员们兴奋异常。

　　聂荣臻在仁怀县一个镇子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谭政帮他撑着伞，他用了几个小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其间竟没有一个人走开避雨。

　　中央代表刘少奇和红5军团长董振堂，在乌江边一个村子里召开红5军团红37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欢欣鼓舞的干部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对遵义会议犹感不足，他们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

　　有人曾经私下里问毛泽东说：“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4年之久呢？”

　　毛泽东解释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的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遵义会议期间的几天里，毛泽东每天晚上总是很晚很晚才回家，贺子珍一个人身在家里心却随着毛泽东走了。她焦急的等啊，盼啊，总是坐卧不宁。

　　这一天，贺子珍听着熟悉的脚步声而且是轻快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就急忙打开房门，她还未等毛泽东跨进来，就急切地问：“会开完了？你，你怎么样？”

　　毛泽东笑笑说：“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

　　此时与中央红军一块儿突围的徐特立、谢觉哉，得知遵义会议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都异常兴奋。徐特立说：“从此中国革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谢觉哉也高兴地说：“毛泽东同志回到中央的领导岗位，事情就好办了。”

　　遵义会议结束的时候，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与川陕张国焘的红4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实现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的战略目的，调兵遣将，在中央红军周围组织了一个大包围圈：东面是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西面有滇军参谋长孙渡率领的6个旅，南面有中央军薛岳兵团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北面有四川军阀刘湘的1两个旅。再加上王家烈的滇军，一共有150多个团，40余万人。他们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先进武器，加上飞机和大炮，对红军在空中狂轰滥炸，在地面进行围追堵截。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不仅武器装备很差，在兵力上也只有16个团，共30000余人，与国民党军兵力相比极其悬殊。

　　1935年1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主要意图是，压迫中央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合剿而聚歼之”。他命令薛岳所部、湘军大部和黔军渡过乌江，向遵义前进，担任“追剿”任务；命令川军、滇军和徐源泉一部，担任“堵剿”任务；以徐源泉部的主力及上官云相部的主力为预备军，在指定地区待命。

　　蒋介石还在中央红军与红4方面军会合的方向上，部署了2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在泸州、叙永、毕节一线的封锁线；第二道是以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及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的封锁线。

　　也就在1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了摆脱10余倍于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彻底冲破他们的围追堵截，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决定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分兵3路北进：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右路纵队；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为左路纵队；以刘伯承、陈云率领的军委纵队，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和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为中路纵队。

　　3路大军向川南挺进，以图西渡赤水，在四川的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红1军团的任务是攻占赤水县城，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创造条件。由于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脚伤未好，军事上主要由林彪和李德指挥。

　　1月19日这一天凌晨，毛泽东和干部团一起离开了遵义城。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显得整洁潇洒。警卫员发现他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合体灰军装。他虽然有一匹马，但他只是在十分疲劳的时候才骑上去休息一会儿。

　　人称贵州是“天无3日晴，地无3尺平”，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在春寒料峭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毛泽东走了80多里山路，晚上到达川黔路上叫做泗渡的小集镇宿营。

　　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渡江作战计划》，计划中说：“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4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计划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那就是：“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1月21日，中央红军依然按原来的3路纵队继续向赤水方向前进。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发出了《为红军主力入川给4方面军电》，要求红4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翌日凌晨2时，毛泽东离开泗渡镇，策马继续向北前进。大约行了五六公里，来到了云贵高原上著名的娄山关。

　　毛泽东登上娄山关，只见那里高树一碑，上书“娄山关”3个阴文大字。他便停下来观赏，向警卫人员讲解这3个字的书法艺术特点，称赞书家运笔如飞，写得苍劲有力，像峻峰挺拔屹立，石刻也非常精美。他又将手指放进笔道中，反复比划，不断揣摩，还感叹道： “可惜不知道这几个字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建于何代？”

　　不一会儿，朱德也登上了关口，来到毛泽东身旁下了马，站在一块岩石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四周险峻的山峰说：“润之，你看，娄山关人称天险，今日一看，果真是名不虚传。”

　　毛泽东“嗯”了一声，说：“在这里摆开战场，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记得明史上就是这么讲的。”

　　朱德“哎”了一声，说：“真乃兵家之地。”

　　毛泽东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他缓缓说道：“是啊，这里是有名的古战场。据《遵义府志》记载，明万历年间，遵义的土司杨应龙，反抗明王朝中央集权统治，在关上排栅挖坑，构筑了13座木关，企图设险拒守。明廷派蜀将刘廷率部从间道进兵，攀藤缘壁，迂回关口，终于毁栅入关，从而大败杨应龙，明兵乘胜直追，直捣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迫使杨应龙自缢身亡。从此，结束了杨氏在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治。

　　自明朝中叶以来，有好几次农民起义军，曾经通过这里，与朝廷的官兵浴血奋战，每每大败官军。我记得在清朝初年，由李定国统率的大西军，由北而南，攻下此关，横扫西南。大约在咸丰甲寅年间，关北的桐梓县城有个叫杨隆喜的，也高举义旗，率领一支农民起义军，一举攻破此关，直捣遵义府。清末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翼王石达开曾破此关，直捣遵义府。石达开的曾广依部，也率军夺下此关，同活动在西南的太平军一道奋战，大军纵横捭阖所向披靡。”

　　毛泽东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朱德深深为毛泽东博览群书通晓历史而感叹不已。

　　1月24日，左路纵队红3军团到达土城东面的回龙场地区。中路纵队红5、红9军团分别到达习水和三元场。右路纵队红1军团击溃黔军1个师的抵抗，进占土城，又相继夺取赤水城东面的旺隆场、复兴场。

　　1月25日，红1军团抵达猿猴，以图占领赤水县城，为全军打开向川南进军的通路。

　　毛泽东在1月25日率干部团出娄山关，行进在桐梓至习水、土城的山路上。时值隆冬，天上纷纷扬扬飘着大雪，道路泥泞而光滑。

　　毛泽东在桐梓西门外滑了一跤，跌入泥坑中，被警卫员拉了出来。只见他自两脚及膝，全是污泥，大衣上面也是泥点斑斑。荒郊野外无法更衣，警卫员只好找来一根竹杖，让他拄着继续上路，一路经吼滩抵达东皇殿。

　　1月26日，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在由东皇殿向土城进发的途中，边走边观察沿途地形。他们发现道路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国民党军孤军深入，进至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红军就可以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

　　这时，侦察部队汇报说：尾追的国民党军是两个旅4个团，正向土城方向前进；而北边的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师已渡过长江，正从綦江方向南下，企图阻击中央红军北上。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率领中革军委即将抵达土城，他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笑话，他说：“土城的酒很多，大家可不要吃醉了。”

　　土城位于习水西部的赤水河畔，几十家木板房依山临水错落在一条石板路两侧。这里是商贾集散之地，川盐常用木船从产地运到镇上，然后由盐商雇佣苦力，用尖底敞口喇叭形的背兜，穿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集镇销售。

　　红军指战员们进了土城一看，果真是酒多，商店里摆满了一缸缸茅台酒。还有许多酿酒的作坊和厂家，有的酒店前门卖酒，后面就是酿酒厂。这一下可把大伙乐坏了，这哪里是土城，简直就是酒城啊！

　　中革军委在土城一住下，后勤供应部门就把买来的茅台酒抬来了。指战员们纷纷掏出小搪瓷碗、小瓷缸，从酒坛子里舀出清香甘醇的老窖酒，也不用什么下酒菜，“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的人干脆或坐或站，划起拳来，口里喊着现编的词儿，什么“一定胜利呀，毛主席”，“双枪兵呀，倒大霉”，“3年整呀，见光天”，“4方面军呀，大会师”……真像过大年一样，好不痛快！

　　周恩来也酒兴大发，他用那种超过1两的酒杯子，竟然喝下了整整25杯茅台酒。

　　不会喝酒的人们与那些会喝酒的人不同，他们用脸盆盛了酒，轮流泡脚疗伤。这茅台酒不但喝起来醇香甘美，它消毒疗伤的作用也是一流的，而且还可以治感冒。

　　后来红军指战员们在离开土城时，把凡是能盛酒的东西，都用来盛满了茅台，在长征路上还真是派上了大用场。

　　此时红5军团进入土城东北地域。左路纵队红3军团也到了土城。

　　为了防止敌机空袭，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爱华”绸缎铺后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这个岩洞大约有八九平方米，像一间小屋，里边寒气逼人，有的地方还慢慢的渗着水珠。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陈昌奉说：“诺，这个天住进来，就是冷一点，要是夏天，这儿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警卫员陈昌奉是一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日子里，渐渐的知道了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泽东马上就要开水。如果情况紧急，毛泽东会通宵达旦的工作而不休息。陈昌奉就要赶紧为毛泽东布置好工作的地方——一个岩洞或一块干净的石头。有时毛泽东发现他的休息处有点奢侈的东西，那是他的工作人员有意把他安排在某个有院子、床上铺有稻草、还有置放文具和电话书桌的地主家里，在这里休息或者工作上一两个晚上。如果能够找到香烟的话，那就更好了，毛泽东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里也能够振作起来。在没有烟草的日子里，毛泽东就只好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子当作替代品了。

　　毛泽东刚在岩洞里安排好，周恩来、刘伯承就来了。毛泽东起身相迎，笑着说道：“总政委、总参谋长光临寒舍，可是这里连个凳子都没有，怠慢之处，请多包涵。来，请坐我搭的铺上来。”

　　周恩来未及坐下就说：“我们向赤水河移动，川军来的好快，大有阻我北渡长江之势。”

　　毛泽东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说着，他就打开铁皮箱，取出一幅地图，小心展开，铺在铁皮箱子上。周恩来、刘伯承凑过身子，目光盯着地图，认真的审视了一番。

　　毛泽东拨动着床铺前的一盆炭火，用火钳夹起一根火炭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说：“根据一路之上我看到的报章杂志，当我们向赤水河进军之际，四川的刘湘惟恐我军被老蒋驱赶入川，老蒋会趁此机会插足巴蜀，一统天下。所以刘湘立即召开四川军政要员联席会议，刘湘说，剿共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共军进逼四川，乃是燃眉之急，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拒共军于四川之外。于是，刘湘就把他的水、陆、空军，集结于长江沿岸，企图全力阻我北渡。另外，他又加派先头部队郭勋祺的教导师，开赴赤水一线。”

　　刘伯承说：“据二局侦察报告，郭勋祺已经抢占了土城外青杠山一带的高地。”

　　毛泽东有点意外的“啊”了一声，说：“来的好快呀！”

　　周恩来补充说：“据二局急报，当我军向土城集结的时候，川军前线总指挥潘文华急忙率兵向土城奔袭，郭勋祺部也衔尾追来，现与我军对峙在土城地域。”

　　毛泽东问：“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

　　刘伯承说：“据二局侦察报告，约有2旅4个团。”

　　毛泽东说：“川军既是2旅4个团，那么，我们集中3、5两个军团打他，行吗？”

　　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踱着步接着说：“我想川军不比王家烈的双枪兵厉害好多，西南的军阀大体都差不多吧。老刘，川军的实力，你应该了解啦。”

　　刘伯承说：“我离开川军多年，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说不清楚。”

　　毛泽东停下来坐在床铺上，手指地图说：“先头部队1军团2师，正在奔袭赤水县城途中，不能参战；9军团呢，让它担任这次战斗的预备队吧。只有叫3军团和5军团去打了。”

　　周恩来问道：“谁担任战场指挥？”

　　毛泽东不假思索便道：“当然让老彭和尚昆挂帅喽。”

　　他转对刘伯承说：“你赶快通知军委的几个负责人，叫他们在总部等着，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方案。”

　　毛泽东在红军总部会议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也要一口一口的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

　　经过研究，毛泽东决定：由红1军团红2师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县城。以红3军团3个师、5军团两个师及红1军团一部，占领土城镇以东2至4公里处两侧有利地形，以痛击来犯之敌。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以便迅速歼敌。

　　为了打好这一仗，为北上渡江创造条件，由朱德亲临红3军团前卫第4师指挥，由刘伯承到红5军团督战。

　　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的负责人为朱德、刘伯承送行。毛泽东口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

　　1月28日凌晨5时左右，土城战斗打响了。红3军团、红5军团、军委干部团及红1军团一部，根据昨晚8时军委命令，从南北两面向盘踞在离土城4公里远的青杠坡高地上的川军发起猛攻。

　　川军也分3路抢占了靠东皇一面的韩棚坳、猫苦、凤凰嘴、银盆顶高地。红3、红5军团则从尖子山、石糕嘴、老鸭山、猴子垭高地，向川军主阵地银盆顶发起数次攻击。双方为争夺小坳口高地，进行了肉搏战，互有伤亡。

　　红军一鼓作气拿下了银盆顶，乘胜直追，将川军压到韩棚坳。正在此时，川军增援部队赶到了。红军各部连续激战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

　　毛泽东亲自审问了被押下来的俘虏，这才发现对川军情况判断有误。原来情报部门说川军是两个旅4个团，约六七千人，现在川军实际上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后面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而来。

　　毛泽东同时发觉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临战前认为刘湘部队的战斗力和黔军“双枪兵”的战斗力差不多，实际上川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要比黔军强得多。更重要的是红1军团红2师已经沿河右岸北上，奔袭赤水城。红军分散了兵力，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情况相当危急。

　　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通知红1军团红2师急速返回增援。

　　在红1军团红2师未返回的两三个小时内，战斗打得仍然十分激烈。红5军团阵地已经被川军突破了，部队伤亡很大。川军抢占了山头，向土城镇步步进逼。

　　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下来1个连的川军，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流水沟里。这1连川军吹起了冲锋号，高喊着“活捉朱毛！”，俯冲而来。从后面赶来的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见情势危急，高喊一声：“通讯排跟我来！”

　　他带着1个排的战士冲上了南面的山坡，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川军还击。川军遭到阻击，摸不清红军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会儿，川军退去。

　　毛泽东见贺子珍、邓颖超在内的修养连尚未撤出，就派警卫员吴吉清前去察看。吴吉清好不容易在一个山头找到了修养连。总卫生部警卫连的两个排，在贺诚部长的指挥下，正同一股川军激战。修养连指导员李坚真握着手枪，指挥警卫员们掩护修养连的老首长往山下撤。吴吉清急忙一手握驳壳枪，一手拉着将要临产的贺子珍，和黄亚堂一起，搀着她就走。众人刚刚走到山坡下，另一个山包上的川军发现了他们，立即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道路，后面山上的敌人也已经赶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干部团的1个营顺着大路从土城方向赶来，以密集的火力压住了川军的进攻，修养连终于顺利的赶上了大部队。

　　此时，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所在的镇东面的白马山，也出现了危机。川军一部已经打到了山前，山后就是赤水河，如不能顶住川军的进攻，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命令干部团发起了反冲锋。

　　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步兵学校合并组成的部队，其成员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他们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下，发起了猛烈的反冲锋。

　　陈赓在1923年12月底，与左权、袁仲贤、宋希濂一起入程潜在广州创办的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贺衷寒并称“黄埔三杰”。陈赓毕业后留校当连长、副队长，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及第二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在第二次东征中，他身背绝望的蒋介石脱离险境，救了蒋介石一命。1926年秋赴苏联学习，1927年2月回国，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4月，陈赓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化名王庸，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陈赓因腿部受伤秘密潜往上海治病，其间两次会见过鲁迅。1931年9月赴鄂豫皖苏区，历任红4方面军团长、师长。陈赓妻子王根英两人恩爱有加，幸福甜蜜。一次，日军对冀南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王根英为照顾伤员，主动留在后面做收容工作，不幸英勇牺牲。陈赓发誓说：“我要为她守节3年！”

　　宋任穷，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当干部团发起反击的时候，跑步返回增援的红1军团红2师赶到了白马山阵地。此时日已过午，红2师与干部团协同作战，川军受到重创，退却固守。这次反击战，干部团立了一功。毛泽东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此时的红3军团也牢固的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

　　毛泽东立即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开会，他果断地说：“原定在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行了。土城不能再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是敌人的援军已快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是这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为了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勋祺师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前进，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与会者都赞同毛泽东的这一主张。

　　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关于渡过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红1军团长林彪根据军委的部署，打电话给红1师参谋长耿飈，要他到渡口指挥渡河。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镇雄县乌蒙山北麓大湾，经贵州赤水县至四川合江县流入长江。河水奔腾湍急，蜿蜒曲折。土城镇位于赤水河东岸，这一带河面窄处为七八十米，宽处则为二三百米，最深处达十余米。

　　耿飈立即带领工兵来到赤水河边，在河上架设两座浮桥。

　　就在此时，毛泽东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找来红1师师长李聚奎和黄甦、谭政，他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成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

　　李聚奎回答说：“行！没有问题！”

　　“对呀，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1个师，实际上只是1个团。你们1师还有多少人？”

　　李聚奎回答说：“还有3000多人。”

　　毛泽东说：“3000多人缩1个团又太多了一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

　　毛泽东见耿飈因负责架设浮桥没来，就让李聚奎给耿飈捎回去一封短信，信中表扬了耿飈和他以前领导的红4团在长征初期在潇水河和乌江上的架桥工作中，任务都完成得很好，保证了大部队顺利通过。耿飈读罢毛泽东的信，心中无比激动，愈发勤勉督促部下架桥。

　　1月29日，中央红军及军委纵队分成左、中、右3路，在土城的浑溪口、猿猴一带，利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搭起的浮桥，在红1军团红4团等部的掩护下，急遽渡河，轻装前进。

　　红3军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笨重的山炮也丢进了河里；陈云率领卫生、供给部门的人员，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一些笨重的物资推入河中。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当川军追到赤水河边时，只见到被破坏掉的浮桥和被毁掉的船只，只能望河兴叹，目送红军远去了。

　　中央红军第1次渡过了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并随即分成左右2路，军委纵队、红3、红5、红9军团为左路，沿赤水河而上，渡过古蔺河，进入叙永县境。红1军团为右路，经古蔺境内，向叙永县三岔河挺进。

　　1935年2月1日，红1军团红2师在围攻叙永县城时受阻。同一天，红1师在抵达三岔河时，与川军刘兆藜旅遭遇，前进受阻。随即被迫撤出战斗，改道前进。

　　2月2日，红2师仍未攻下叙永县城，而川军增援部队则陆续开到，城内城外川军对红2师形成夹击之势，激战数小时之久。

　　这时，左路主力也抵到叙永县城内，军委纵队进驻叙永县古厢子。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其他领导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鉴于敌情急剧变化，右路军先后在叙永、三岔河遭到川军截击，且川军援军不断增加，情况十分危急。他说：如果继续北上硬攻，正合乎蒋介石的“川江南岸围剿计划”，钻入国民党军布下的口袋。于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方向，进抵川南古蔺县境，沿古蔺的摩尼一线转移到古蔺、兴文、长宋地域，向国民党军设防薄弱的云南扎西挺进，以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然后再寻找机会渡江北上。

　　欲知中央红军在扎西能否渡过长江？请看下回分解。

　　【文/李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