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长征：1935年8月

　　1935年8月的川西北高原，云层低垂如墨，将一片广袤的沼泽草地笼罩在诡异的寂静中。这里是松潘草地，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纵横数百里的泥潭、腐草与毒水交织成“死亡陷阱”。而在这片绝境边缘的毛儿盖小镇，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博弈正在悄然上演——毛泽东，这位身材高大、目光如炬的红军领袖，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钢铁意志，引领红军穿越生死线。

　　一、风暴前夜：会师后的暗流涌动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本应是革命力量壮大的契机，却因张国焘的分裂野心埋下了隐患。张国焘仗着四方面军人数占优，公开质疑中央北上陕甘的战略方针，主张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妄图另立山头。

　　进入8月，局势愈发紧张。蒋介石调集薛岳、胡宗南等部在松潘、漳腊一带构筑封锁线，意图将红军困死在川西北；南线川军刘文辉部也步步紧逼，党坝、耿达桥相继失守，红军后方告急。

　　8月3日，中革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取陈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军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夏洮战役计划确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4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喇嘛寺里召开政治局会议。陈昌浩和红4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会前拿了一个名单来找毛泽东和张闻天，上面写着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他们还说：这是张国焘提的名单。毛泽东知道张国焘的目的是要向中共中央要党权，他笑着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会议。”

　　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8月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团结和争取红4方面军的干部，在组织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在红4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干部进中央，但不能进这么多。最后增补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这样，即使是召开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等人的比例也仍然是9：7，就是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只有3个人。张国焘当然不会满足，他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几个人嘛。”

　　毛泽东说：“4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的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嘛。”

　　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将红一、红4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

　　1935年8月7日晚间，毛泽东去看望高烧不退的周恩来，当即派人到红1军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周恩来医治。

　　毛泽东对此次草地行军极为重视，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从没有那支军队在这草地上走过。他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

　　红军所要经过的草地，是在从四川北部阿坝的马尔康、黑水到甘肃玛曲的一大块沼泽地，又称水草地。它纵横数百里，人烟绝迹，飞鸟不行，很多地方常年积水，淤泥深不可测，不管是人是牲畜，一旦陷进去，绝无生还之可能。

　　毛泽东决定派叶剑英为过草地的先遣司令，由红1军2师4团为过草地的先遣团。

　　但张国焘公然违反沙窝会议决议，他提出要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左路军西出阿坝，北占夏河、洮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发展。在张国焘的授意下，陈昌浩在右路军这边，也对东进提出异议，他也提出了右路军要西进，要占领西宁。

　　面对张国焘的阳奉阴违，毛泽东深知必须以理服人、以势压人。他与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彻夜分析敌情地形，敏锐洞察到：若按原计划兵分两路经阿坝、班佑北上，不仅行军路线拉长易遭分割，且国民党军正加紧封锁洮河流域，时间窗口稍纵即逝。唯有集中主力走班佑一线，方能抢在敌堡垒线形成前突出重围。

　　二、毛儿盖会议：定乾坤的战略抉择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一座简陋的藏式木屋里召开扩大会议。摇曳的油灯下，毛泽东身着灰布军装，颧骨高耸，目光如剑，正在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的报告。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因指挥左路军未能到场，但他们的分歧却如乌云般笼罩着会场。

　　毛泽东从四个维度剖析西进之弊、东进之利，他的战略论证掷地有声。

　　敌情：黄河以西多为草地沙漠，人口稀少，敌人可轻易封锁黄河渡口，将红军困死边陲；而向东可依托陕甘广阔地域机动歼敌，开辟新根据地。

　　地形：洮河流域（尤其东岸）背靠草地、临黄河，便于依托地形作战，且可作为向东发展的跳板。

　　经济：西北气候严寒、物资匮乏，而陕甘地区物产较丰，利于补给与长期斗争。

　　民族：黄河以西多为回民聚居区，强行西进可能激化矛盾，难以扩大红军影响力；向东则能深入汉族人口密集区，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

　　他语气坚定地总结道：“主力必须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我们要迅速占取洮河流域，以此为支柱，一步步向陕西推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向西是退却，向东才是新生机！”徐向前、陈昌浩等将领纷纷点头赞同，认为西进实为“军事与政治的双重退却”，唯有东进才能破局求生。

　　会议最终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明确红军主力应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东岸地区，彻底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路线。这份决议如惊雷划破长夜，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立的北上方针，也为后续右路军北上扫清了思想障碍。

　　然而，张国焘的分裂阴影并未消散。会后，他仍坚持左路军“经阿坝北进”，甚至提出“单独西进青海”的主张，公然违抗中央命令。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红军的分裂危机尚未解除，但至少在战略方向上，正义与真理已站在了北上东进这一边。

　　三、跨越死亡陷阱：草地行军的领袖身影

　　毛儿盖会议结束后，红军立即整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红1、3、4、30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草地向班佑前进；左路军（红5、9、31、32、33军）由朱德、张国焘指挥，向阿坝开进。8月21日清晨，毛泽东拄着木棍，与战士们一同踏入了这片“魔毯”般的草地。

　　王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红4团首先出发，紧随其后的是右路军3万多大军，走在大部队前面的是林彪的红1军主力，继后是中央机关、红军大学；中间是红4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第30军行动；生病的周恩来、王稼祥随彭德怀的红3军殿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想办法也要把病重的恩来、稼祥同志抬出草地。”

　　毛泽东随着第30军向草地出发，他们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正遇上风雨交加，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都湿透了衣服。这天晚上，大家在一条小河边宿营。战士们想让毛泽东避避雨，就把一条被单试着往一棵小树上栓。此时，毛泽东来了，他让警卫战士们把他担架上避风雨的油布支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警卫员们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和他一起挤在油布下面睡了一夜。

　　8月24日，毛泽东在草地行军途中，见张国焘依然按兵不动，就和张闻天反复商量，如何才能使张国焘转弯。毛泽东主动找到徐向前、陈昌浩说，如何催促张国焘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1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

　　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率左路军速出墨洼，向右路军靠拢。并令4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

　　任是老谋深算的张国焘，至此也不得不率领左路军向草地前进。

　　过草地的第5天，是长征中最艰苦的时候，部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已经断了几天炊，红军指战员们粒米未沾牙，个个饿得头晕眼花；毛泽东也只剩下了几小块青稞饼，这还是他一路上吃野菜节省下来的。

　　毛泽东正行之间，发现两个战士无声的倒在路边，原来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实在走不动了。

　　毛泽东掏出仅有的那几块饼，送到两个红军战士手中，一字一顿地说：“吃吧，再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无论如何要走出去。”

　　毛泽东让警卫员牵过自己的马，让其中最弱的那个战士骑上去，另一个让人搀着向前走。

　　为鼓舞士气，毛泽东常在行军间隙给战士们讲革命故事、唱红军歌曲。经过一条湍急的小河时，他脱下鞋袜，赤脚蹚过刺骨的河水，还帮助体弱的战士过河。当战士们疲惫不堪时，他高喊：“同志们，走出草地就是胜利！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在等我们，那里有粮食、有窑洞，还有抗日的烽火！”

　　四、胜利曙光：走出草地与包座之战的前奏

　　历经七天七夜的生死跋涉，右路军终于在8月27日抵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当战士们看到远处的山峦和零星的藏寨时，不禁相拥而泣——这片吞噬了无数生命的“魔毯”，终究没能阻挡红军北上的脚步。据统计，仅右路军过草地便损失数千人，许多战士长眠在这片寂静的沼泽中，化作了永恒的路标。

　　然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并未终止。他拒不执行中央“左路军靠拢右路共同北上”的命令，反而借口“阿坝粮多”“道路难行”，率左路军南下川康，公然另立“第二中央”。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虽痛心疾首，却也清醒认识到：必须先打开北上通道，站稳脚跟，再与分裂主义作斗争。

　　就在右路军走出草地两天后，8月29日，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30军、4军发起包座战役。至31日，红军攻占了包座，又毙伤其援军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

　　蒋介石接到败报，顿时大怒，他立即下令将受伤的49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又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第14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

　　毛泽东在前线指挥所密切关注战况，当得知红军歼灭胡宗南第49师、攻占包座、缴获大批粮食弹药时，他激动地说：“4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这一仗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包座大捷不仅为红军补充了给养，更粉碎了敌人封锁腊子口的企图，为后续北上陕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历史坐标：8月抉择的深远意义

　　1935年8月，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

　　毛儿盖会议确立的“向东发展”方针，为红军指明了突破重围、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方向，直接影响了后续长征的终点选择（陕北）和中国革命的重心转移。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挑衅与蒋介石的重兵围剿，毛泽东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军事谋略和人格魅力，凝聚了中央领导集体，稳住了军心士气，展现了扭转危局的核心作用。

　　过草地的壮举不仅是军事奇迹，更是革命精神的熔炉。毛泽东与战士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铸就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长征精神内核，成为激励后世的永恒标杆。

　　当历史的镜头回望这片苍茫草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泥泞中的脚印和倒下的身躯，更是一位领袖在绝境中燃烧的信念之光。毛泽东在1935年8月的抉择与行动，不仅挽救了红军，更改写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他用战略的雷霆、意志的火焰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深情，在川西北的水草深处，镌刻下了不朽的精神史诗。

　　【文/李豫，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