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斗争中跌宕起伏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遭受多次失败，付出巨大牺牲后选择的伟大开国领袖，如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

　　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为在中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进行了殊死斗争，同时，为确保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大方向，与党内各个时期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更为艰难曲折的博弈。

　　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数次出现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被排斥、批判、否定，毛泽东同志被撤职、排挤、而后革命实践不断证明毛泽东同志无比正确的史实。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斗争中的坚韧不拔、斗争艺术，是全党全民的宝贵财富，值得认真学习总结借鉴。

　　（一）

　　1、被党中央撤职。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党的“八.七”会议批判了前领导右倾投降主义，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秋收起义”前委书记身份赴湘南领导秋收起义，按照中央攻打占领大城市方针，实为敌强我弱以卵击石，所以“秋收起义”很快失败，毛泽东将余部千把人在永新“三湾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于10月带领上了井冈山，团结争取袁文才、王佐方有个安定的家，保存了革命火种。

　　27年1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强调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形成“左倾盲动主义”，批判“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单纯军事投机”，“以农民群众为主力”，认为毛泽东应负严重责任，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由湖南省委进行传达。

　　因诸多原因，28年7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才派出军事部长周鲁到井冈山传达，期间又把对毛泽东的撤职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处分，还好，周鲁客观的任命毛泽东为红军第一师师长，将损失缩到最小。高举第一面镰刀锤子红旗上井冈山的红军，遵照毛泽东制定的“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人民军队三大任务，依靠群众，迅速展开土地革命，仅半年时间就在茶陵、遂川、宁岗、永新、莲花、桂东等县成立工农兵政府和中共县委，各地还有地方武装，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实现红色武装割据，并粉碎敌人多次“进剿”、“会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首次跌宕起伏意义特别重大。纠正了以前放弃军事斗争，依靠军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践行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理论，从此注重“武装斗争”成为夺取全国胜利三大法宝之一。冲破生搬硬套苏联十月革命通过夺取中心城市取得胜利的模式，确定从中国以广阔农村为主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推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自“三湾改编”后，又陆续颁布一系列建军政策，如“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设各级“士兵委员会”，“部队内部由特委书记毛泽东统领”，规定工农红军“三大纪律”，“三大任务”“六项注意”，总结“赚钱就干，蚀本不干”的作战原则和“打圈圈”、“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及“不打骂、不搜身、留者入伍、去者发路费”的宽待俘虏政策等等，为组建新型人民军队夯实基础，布好“四樑八柱”，成为我军优良传统延续至今。

　　2、党代会上落选。

　　1928年10月17日，中常委会决定毛泽东任湘东特委常委，后又任湘赣边特委书记和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为毛泽东同志首次跌宕画上句号。

　　岂知，此波刚平，新波又起，28年5月29日湖南省委派巡视员杜修经到井冈山视察，传达省委要求以少数兵力守井岗，主力应毫不犹豫立即向湘南发展的指示，毛泽东详细分析巩固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必要性和远距离分兵湘南的危险性，坚持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之策略，湖南省委不认同此观点，并向中央报告是“保守观念”。杜修经坚持贯彻省委方针，7月中旬乘毛泽东不在时，强令红四军主力下湘南，朱德、陈毅顶不住，被迫失信向不久前曾鼎力相助南昌败退起义军的范石生部开战，先胜后败，溃不成军，有几千人枪人数最多的29团仅剩一百多人并入28团。与此同时，虚弱的井冈山根据地遭到敌大军残酷围剿，革命群众惨遭烧杀，根据地大片丢失，史称“八月失败”。

　　为此，部队产生一股悲观情绪，以后数月艰难时期，毛泽东千方百计力挽狂澜，细致耐心收拢失散的部队，找到朱德、陈毅将队伍带回井冈山；对被破坏的根据地党组织进行重建、恢复、清理；将红四军主力以团为单位改为纵队编制，把彭德怀、滕代远带来的平江起义队伍编为30团；采用新总结出的游击战术粉碎湘、赣敌军多次“进剿”、“会剿”；还因势利导促进开创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这时，毛泽东迫切想着手解决的最重大问题是如何建军，或者讲是如何将这支旧式军队打造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因为红四军大部分成员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成分复杂，带来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陋习影响颇重，加之不断新增兵源以农民为主，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汇集，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29年5月上旬党中央派遣刚从苏联回国的革命热情高，却对国内目前形势很不了解的同志到红四军工作，他凭着优势，在红四军中限制前委领导要分前委对军队的领导权，主张军队只管打仗，鼓噪搞非组织活动，产生不正常派别现象等等，成为错误思潮的推波助澜者，是党内分歧表面化的导火索，造成极大混乱。

　　在5月底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上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利太集中”、“书记专政”、“家长制”倾向，分歧严重，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做出错误决定埋下伏笔。

　　为给红四军“七大”制定正确指导方针确保成功，于会前在前委会上毛泽东提出通过总结经验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包括朱德、陈毅在内的多数没能认真的领会其精神，未采纳毛泽东的建议。

　　29年6月22日，由陈毅主持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争论激烈，虽然大会逆向基调已经明确，毛泽东仍然坚持提出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结果大会决议中将“集权制领导原则”批判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称“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斗争不是事实”。所以选举前委书记时，中央认定的毛泽东落选。由于在根本原则上未分清是非，不能统一认识，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

　　由于长期超负荷奋斗，积劳成疾，“七大”偏轨对身体颇有影响，全身浮肿，常坐担架，毛泽东离开四军至当年11月进入闽西治病养病，但仍然抱病指导闽西反“会剿”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发展闽西根据地。

　　按党中央要求，7月，红四军派陈毅赴上海，于8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汇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同志组成委员会专办，要求形成决议交中央讨论定板，经过三人多次交流讨论后，由陈毅代中央起草决议，经周恩来审定后，中央于9月28日向红四军下达指示信，即“9月来信”。主要精神是全面、系统、深刻批评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的缺点，赞同毛泽东立场，明确“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10月22日，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前委机关，立刻向前委传达了中央指示，随即派专人将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请回红四军主持前委。

　　10月31日红四军向东江发展损兵三分之一，朱德感叹“朱毛不能分呐，一分就吃败仗”，迫切盼毛泽东回来，朱、陈等数次催促，并派部队迎接。10月下旬，毛泽东得名医治好疾病，不顾还在恢复中，于11月26日就同朱、陈汇合主持前委。并于28日书面报告党中央“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当天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对红四军进行认真全面整训，决定12月内召开红四军“九大”，建立红四军政治领导和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为此，带领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调查，充分发动群众，在约一个月时间里，揭露、批评红四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研究其根源、危害和纠正办法，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极具针对性起草了三万多字“九大”的八个决议案，完成准备工作。29年12月28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做政治报告，讨论了中央指示，总结红四军前委工作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此次历时半年的跌宕起伏，毛泽东为如何建立具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开拓正确道路，奠定牢固基础，制定永恒法规。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有了第一支人民军队，1929年《古田会议》为这支人民军队浇铸了神圣的灵魂。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政治报告中，通过对军中存在的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个人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数十种表现、来源、危害及纠正方法，做了系统深刻的剖析，引导、教育全军懂得红军的性质、任务和为谁打仗；懂得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懂得坚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必须绝对听从党的指挥；懂得“军队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绝不允许“军阀主义”“以军队控制政权”。从此工农红军，人民解放军沿着古田会议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历经千难万险，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圆满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成为战无不胜的伟大人民子弟兵。

　　3、受排挤失兵权。

　　1930年接受古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洗礼的红四军，走上执行“打仗、筹款、发动群众”三大任务的新型人民军队道路，同时，针对军内存在“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及时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鼓动，引导践行创立工农红色武装割据，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个时段，毛泽东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委，统一指挥军政的中共红军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红军扛住中央“立三”路线指责“农民意识”、“机会主义错误”的压力，抵制攻打南昌、九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冒险，转向敌军薄弱的赣南，不但保存了宝贵的革命力量，而且取得了可喜进展，占领吉安后，将周边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连片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雏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江西省苏维埃政府”。9月中央指命打长沙，毛泽东认为不可，无奈多数要打，朱毛同意试一试，结果受挫，1、3军团损失较大。10月下旬蒋介石调10万大军分三路“分进合击”对红一方面军“围剿”，红军“诱敌深入”，依托根据地五天内两战歼敌1.5万，活捉张辉瓒，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未到职），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项英代理书记。10月中央决定毛泽东替换项英代理书记。10月上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参与苏区中央局领导，从此王明“左倾”路线逐步影响、主导苏区。4月蒋介石调动20万大军，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八百里正面，分四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面对第二次围剿，大多数人根据中央指示主张分兵退敌或者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坚决反对，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和我方取胜的有利因素后，多数赞同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打”和“先打弱敌”方针。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下从5月16日至5月31日红一方面军15天内横扫七百里，连胜五仗，歼敌三万多，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仅隔一个月，蒋介石亲任剿共总司令，以嫡系为主力的30万大军，编左右集团用“长驱直入”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声东击西”方针，从侧翼由西向东在敌后横扫，从8月开始反“围剿”到9月15日，共歼敌了三万余，打破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由此，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辖二十多县，两百五十万人口，进入全盛时期。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共和国主席和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多人在宁都起义，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毛泽东对这支新生革命武装十分重视，迅即蹲点五军团指导军队建设，安排肖劲光、何长工等一、三军团一批干部加强领导，进行大混编，发展党组织，加强思想工作，提拔愿革命的下级军官，培养批准董振堂入党等举措，引导五军团走上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轨道，三个月后就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主力红军的一支劲旅。

　　1931年，米夫将王明扶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很快硬搬“十月革命”以工人武装为主进行城市暴动取得全苏政权的模式，在中国推行“夺取中心城市”，急切“在一省几省夺取政权”，从此积极进攻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主宰中央。毛泽东施行从我国敌强我弱实际情况出发，不硬碰硬，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积极防御，扎实推进工农武装割据，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成为王明推行错误路线的障碍。在中央苏区开展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关键时刻，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指责中央苏区最严重的错误是“犯有富农路线”，红军还有“游击主义”和“小团体观念”，打响批判毛泽东的第一枪。王明去莫斯科前加压升温，9月20日发出拟就的中央“决议”，要求“苏区扩大到中心城市”，“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演习”，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为贯彻以上两次中共中央精神，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虽然虚表肯定三次反“围剿”的成绩，但重点指责毛泽东为“狭隘经验论”，执行“富农路线”，红军没脱离“游击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从此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明朗化。

　　博古接任王明担当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后，尽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打击赞成执行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的干部，清除影响。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出“决议”，要求苏区红军“占取南昌等中心城市”“首取赣州”，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是目前主要危险”，“应该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以后，于2月、4月、5月、7月不断发信指责毛泽东，要求“夺取中心城市”，“积极进攻，扩大苏区”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争斗”等等，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批评毛泽东“是保守，退却”，强调应该坚决斗争，“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决定立即电告苏区中央局。苏区中央局按照临时中央指示精神，1月在叶坪、3月在江口、5月在汀州召开会议批评、否定毛泽东，特别在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集中批判、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云云，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称“因工作需要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工作”，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理，实际上是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当然，毛泽东还算未遭到王明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32年1-10月是毛泽东遭受猛烈批判时期，但仍然顽强坚持正确路线，临时中央要求“首取赣州”，毛泽东分析敌我态势讲“打不得”，但大多数赞成执行，结果反被敌夹击，危难时全靠毛泽东解围；临时中央要求北上取敌重兵屯集的南昌，毛泽东耐心说服多数，亲率一军团转东入闽，从敌薄弱处获漳州大捷。鲜明对照，错误路线未有觉悟。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回后方，两年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力抓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方面工作，为党开创了为人民执政的道路，掌握了治国安邦的艺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乃新中国雏形，此实践为重大进展，重大成功。

　　从此次两年多的跌宕起伏，清晰可见在毛泽东领导下，弱小的红军胜利粉粹强敌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也是周恩来、朱德灵活运用前三次经验取得的。反观33年1月博古率临时中央入住中央苏区将红军指挥权完全交给李德，面对33年9月蒋介石百万大军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的第五次“围剿”，采用“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敌人”“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阵地战应对，仅10个月一败再败，中央苏区很快萎缩。34年7月蒋军分六路总攻，仍然“六路分兵”同优势敌人拼消耗，“全线抵御”成了全线溃退，仅一年零一个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告终，34年10月10日被迫施行战略大转移（长征），至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好不容易建立的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惨遭涂炭，出现很多“无人区”。红军长征开初，由于毛泽东在南线的预先安排较顺利通过前三道敌封锁线，11月下旬过第四道封锁线突破湘江时损失惨重，红军由八万余锐减至三万余。过湘江后，敌在红军欲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途中布下“大口袋”妄图一举全歼，博古、李德执迷不悟定要硬钻“口袋”，在此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等在通道会上奋起抗争，得到多数赞同，即按毛泽东意见，红军避开“口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史称“通道转兵”。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猴场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方案，决定向贵州西北前进，还决定打下遵义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历史危急关头，毛泽东又一次将党和红军带出险境。

　　4、主动要求辞职。

　　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进常委，两年多后重回红军指挥核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新领导班子面临强敌四面迫近之险境，首战土城失利，北渡长江入川会合四方面军被阻，1月29日，选择从猿猴场西渡赤水经川南进入云南扎西，2月9日毛泽东在扎西会上认真分析土城之战失利原因，诚恳检讨，主动担责，提出利用敌人错觉，回师东进重占遵义的下一步方针，凝聚团队，增强斗志，会后依照毛泽东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的原则，将中央红军一、三、五、九军团整编为16个团，2月18日全军由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2月25日，经过激烈战斗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此役击溃和歼敌两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一扫动摇悲观情绪。3月初，一军团建议位于遵义西南打鼓新场弱敌黔军可攻歼，3月10日在苟坝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专议进攻打鼓新场，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坚持不能打固守之敌，称“这个软柿子捏不得”，张闻天决定举手表决，毛泽东反对，结果除毛泽东外，都举手赞成“打”，毛泽东只好说“你们坚持打，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不干了”，王稼祥反怼：“不干就不干嘛，少数服从多数嘛”。会后即刻向各军团通告毛泽东去职，其实打鼓新场是敌方“陷阱”，企图诱使红军攻坚，便于缠住主力决战聚歼。周恩来是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出于对党高度负责，对毛泽东高度信赖，当日按下作战命令缓发，两人皆心急如焚，夜晚见面商讨时，毛泽东前几天派出的侦查员回来报告，打鼓新场敌人重兵云集，此刻，朱德也赶来告知，军委二局侦讯到打鼓新场有诈，三人庆幸未下达作战命令，同时都舒了口气！次日晨中央继续开会，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恢复毛泽东前敌政委职务。

　　此次虽然仅有短短两天的跌宕起伏，却让中央红军免除了一次灭顶之灾，摆在眼前活生生的严峻事实，让与会者们清醒认识到毛泽东强调鉴于作战瞬息万变，必须及时决断，不能等待召开政治局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来决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一致赞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领导军事斗争，这样才真正落实了毛泽东军事决策权。此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采用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兜大圈子等战术。3月15日进攻黔北鲁班场未引出守敌，当日立刻撤出攻击，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前进，用九军团大造声势，摆出北渡长江姿态，将敌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敌中计后，3月21日至22日，红军主力迅速四渡赤水向南疾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在贵阳坐镇的蒋介石既怕红军向东与二、六军团会合，急调中央军、湘军防阻，更担心自身安全，调滇军紧急救驾，再次中计，毛泽东事前说能调出滇军就是胜利。4月6日起红军日行六十公里快速向敌空虚的云南急进，已将追兵甩后了3-4天路程，过北盘江后兵锋直指昆明，龙云火速将全境兵力调来守卫，红军主力乘机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这时几十万追兵被甩在金沙江南距7-10天路程，中央红军终于跳出敌重兵合击包围圈，起死回生取得了战略撤退决定性胜利。

　　5、身后遭到处分。

　　1981年已逝的毛泽东主席被定性为“晚年犯严重错误”，依据是“搞个人崇拜”、“个人专断”、“脱离群众”、“骄傲”、“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误判国际国内形式”，“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等等，未见高层中“永远忠于”、“誓死捍卫”。毛泽东主席对身后事早有预见和思想准备，69年在家书中写道“有可能被摔得粉身碎骨”，70年代中期讲“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泽东主席至今背此处分，不过让人们多少明白一点，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为秦始皇、魏武帝（曹操）翻案，为什么赞扬朱元璋大力反贪，为什么讲“党内没有几个真正懂马列的人”。

　　对党内同志做政治结论听取本人意见是党的优良传统，对开国领袖也应一视同仁，身后算账，缺席结论无法听取本人意见，毛泽东主席会持怎样态度和意见都能判断。结论中的“晚年”是几十年的时间段，中国习惯进入60岁为晚年，毛泽东主席1953年满60周岁，混淆、改变了对新中国前17年的认识评价！

　　毛泽东主席去世不到5年就快速作“历史”结论，这个历史太短，回看对毛泽东主席作“晚年犯严重错误”处分后历史长河检验的状况，这30来年，主流是在以前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越来越强大，尤其是经济体量持续增长，但潜存严重危机。表现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方面武力威逼、经济封锁，另一方面积极策划、煽动、操纵国内反动势力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80年代前只有“藏独”和少量“台独”，以后产生了改旗易帜的“民主派”，披着宗教外衣鼓动推翻现政府的“法沦功”，采用暴恐手段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疆独”，明火执杖打砸抢甘当奴才的“港独”，“台独”坐大主宰宝岛，“蒙独”也露苗头。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一时间不少城市集会游行鼓噪，领导层也有反映，曾任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被确定为接班人的两位大领导先后下台，小平讲“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斗”，可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多么尖锐复杂。

　　触目惊心是，在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下，开始出现进入“周期率”循环现象，执政党从基层到政治局常委中以权谋私成份发生严重贪腐，人数多、金额巨、地域、行业全覆盖，高尚的教育界、医药界，圣洁的科技界、学术界，备受尊重的组织、纪检部门，公平正义的公检法均未能幸免，甚至成为重症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保护国家的枪杆子，人民子弟兵中，居然防长、总长、总政成了“大老虎”，1万多名军官贪腐，其中将军近百名，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崩溃论”非空穴来风。贪腐及造成的损失总金额大得不便公布，远高于建国后任何时期，其危害不仅在经济方面，更严重是乱了人心，一段时间，党政军都做生意“创收”“冲向钱”，本质上是认可资本主义，不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动摇根基，削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十八大后开展反腐斗争，老百姓衷心拥护，已清除“虎狐蝇”，近千万，相当于一小国人口，其中中管干部千多名，十八大、十九大中委、中纪委多人，止住腐败泛滥势头，取得压倒性胜利且全面巩固。由于贪腐深入脏腑，过去的清不净，新任的不断生，贪腐不臭“安欣”不安，必须对造成严重腐败的三十来年，认真检讨教训总结经验，深挖其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才能防患于未然，长治久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否则可能会保护、放任贪腐。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复提醒无产阶级的党有可能变成资产阶级的党，70年代更形象告诫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危险，应牢记前苏联就是强大到成为“超霸”后被肢解的惨痛教训。

　　（二）

　　毛泽东主席健在时的4次跌宕起伏彰显伟人崇高风范。

　　首先看到，无论开除党籍、撤职罢官，毛泽东都严守党纪规定，组织服从、不计委屈、坚决执行，纯洁党性为全党最佳表率。

　　还看到在受处分低谷时期，仍然不计个人权利地位得失，以革命大局为重，义无反顾，千方百计去夺取胜利的坚定革命信仰和立场。例如，1932年初，临时中央指令“首取赣州”，毛泽东认为“不打为好”，但是多数赞成打，结果久攻不克，敌援军到内外夹攻情况危急，中革军委派项英上东华山向养病的毛泽东问计，毛泽东毫不犹豫，立即带病连夜冒雨下山，提出放心大胆使用刚整编不久的五军团，成功解围。

　　又如，遵义会以后，周恩来通过耐心细致交流与博古、洛甫形成由毛泽东担任党的负总责的共识，毛泽东以为不对，那时工作重心放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方面，同时要考虑共产国际的因素，所以主张“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再如“苟坝会议”成立新“三人团”，欲以毛泽东为首，毛泽东讲仍由恩来担任“有利于工作”。

　　毛泽东健在时的四次跌宕起伏有个共同特征，在关系革命大方向、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毛泽东主张的路线、决策、不少时候为多数不理解、不接受，遭到反对、打压，而后革命实践不断证明无比正确，让人明白多次所讲“有时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确切属实。

　　老一辈革命家对此感受深刻。周恩来六十年代初曾对薄一波讲，一波啊，在主席已下定决心要做事时，你可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我认为不要轻易说出来，我和你一样，之前有好几次认为主席决定错误，表示反对，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后发现主席确实是正确的。从那时起，当主席做决定的时候，我变得更加严谨，我不会轻易反对。但有一次，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认为是主席错了，所以坚决反对，结果最终还是主席是对的。

　　朱德晚年回顾讲：“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主席的决定先是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许多人反对，但事情过后，当结果出来时，他的决定总是正确的”。还在诗词中有“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的描述。临终前，依然坚定讲：“毛泽东思想是共产主义道路的指路明灯”。

　　刘伯承感慨“不是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拿拢来，我们什么都不是”!

　　陈毅从另一角度讲：“不相信伟人的人，只能表明你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不少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同感！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从毛泽东身前四次跌宕起伏的历史教训；从周总理、朱老总、刘伯承元帅、陈毅元帅等的亲历实感；从18大前三十多年国内“独派”猖狂、“腐派”泛滥的现实；令人不得不思考，对毛主席身后的“处分”是否正确，是不是在重复过去的情景，究竟是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或者是对毛主席作“晚年犯严重错误”结论是严重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批判中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是在不断反对中完善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还将继续证明悖离毛泽东思想就有曲折、就受损失。对毛泽东主席的正确评价，不仅关系本人，更关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大方向，关系马克思主义传承发展，关系中国与世界前途。

　　身后遭受“处分”的毛泽东主席，依然永远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拥戴，最怀念的伟大领袖！必须沿着他指引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方向前进！

　　【文/人生易老tnl，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