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长征：1935年12月

　　1935年12月的陕北，朔风卷着鹅毛大雪，将黄土高原的沟壑峁梁染成一片苍茫。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甘泉象鼻子湾与陕北红军会师后不久，尚未完全驱散征途的疲惫，便又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局势：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剿仍在持续，陕甘苏区地瘠民贫，部队减员严重，而华北大地已被日军的铁蹄步步蚕食，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就在这片冰天雪地之中，毛泽东的身影始终挺拔如松，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洞察时局，用坚定的意志凝聚力量，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2月初的陕北，寒意刺骨。毛泽东住在瓦窑堡城郊的窑洞里，墙壁上糊着旧报纸，炕上铺着单薄的被褥，桌上一盏油灯的火苗在寒风中微微摇曳。深夜时分，窑洞里常常还亮着灯光，他时而俯身翻阅着从各地搜集来的情报简报，时而伫立窗前，凝视着窗外漫天飞雪，眉头紧锁。

　　此时的中国，矛盾交织如乱麻：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后，又炮制"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让华北大地几乎沦为殖民地；而国民党政府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将枪口对准红军，对日军的侵略步步退让。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尚未彻底肃清，不少同志对新形势下的革命道路感到迷茫，认为只能依靠工农阶级孤军奋战。毛泽东深知，此刻最迫切的任务，是彻底扭转党的政治路线，让红军从国内革命战争的轨道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

　　12月5日，毛泽东分别写了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3封信，交给了汪锋，要他立即动身去西安绥靖公署见杨虎城。

　　汪锋与杨虎城见面后，转交了毛泽东致杨虎城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两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后来，汪锋与杨虎城3次会谈，多次与杜斌丞会谈，又做邓宝珊军长的工作，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世英也到西安与杨虎城会谈，就西北军与红军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毛泽东听取了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的情况汇报，他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一天上午，周恩来带着刚刚被释放的刘志丹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走上前去和刘志丹握手，把刘志丹让进窑洞，落座后，他说：“志丹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主席，我前些年已经坐过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毛泽东说：“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对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说：“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使我们回到家了嘛。”

　　刘志丹说：“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说：“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看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然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12月17日，瓦窑堡田家院的窑洞里暖意融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二十多位领导人围坐在一起，桌上的油灯照亮了每个人坚毅的脸庞。会议一开始，就围绕当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展开了热烈讨论。

　　有人担忧民族资产阶级不可靠，有人顾虑与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合作会模糊革命界限，争论声此起彼伏。毛泽东认真倾听着每一位同志的发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当讨论陷入僵局时，他缓缓站起身来，目光扫过众人，语气沉稳而坚定：“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中日民族矛盾。民族危亡之际，任何主张抗日的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

　　他用生动的比喻阐明观点：“革命的队伍不能像一潭死水，要像奔腾的江河，容纳百川才能汇成洪流。”接着，他详细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指出在日军侵略加剧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当亡国奴，具有抗日的可能性；即便是国民党内部的亲英美派，也因日军侵犯其利益而产生不满，这都是可以争取的力量。毛泽东的发言有理有据，循循善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众人的思想枷锁，逐渐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每天都要参与长时间的讨论，有时甚至持续到深夜，饿了就啃几口干硬的糜子饼，渴了就喝一杯温热的白开水。他的声音常常因长时间讲话而沙哑，但眼神始终炯炯有神，充满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12月23日，会议进入军事战略讨论阶段。毛泽东走上讲台，作了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他结合陕北苏区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红军的优势与劣势，提出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的核心主张。他指出，红军的行动方向应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通过东征开辟新的根据地，既可以摆脱陕甘苏区的困境，又能直接逼近抗日前线，扩大抗日影响。“我们不能困守陕北，要以发展求巩固，”毛泽东的话语掷地有声，“抗日先锋军的旗帜一旦举起，必然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当天，会议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制定了明确的作战纲领。

　　12月24日，在讨论政治决议时，毛泽东再次作主题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具体策略。他强调，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党内、红军内、根据地内进行广泛的思想教育，让每一位同志都明白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争取爱国华侨、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形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12月25日，会议胜利闭幕，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一决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并没有停下脚步。12月27日，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一间宽敞的窑洞里举行，来自苏区各地的党员干部挤坐在一起，等待着毛泽东的报告。

　　毛泽东走进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面带微笑，向大家挥手致意，然后开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刻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详细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在报告中再次引用了他在象鼻子湾雪地讲话中的经典论述，激励大家，“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证明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到来了，我们要扛起抗日的大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他还生动地描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景：“当我们把所有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就像把散沙聚成堡垒，把小溪汇成江河，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报告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毛泽东的讲话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会场里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许多党员干部听完报告后，深受启发，纷纷表示要积极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

　　1935年12月的最后几天，毛泽东依然忙碌着。他召集红军将领研究东征的具体部署，审阅东征宣言的文稿，会见来自各地的爱国人士，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窑洞里的油灯常常亮到黎明，毛泽东在灯下反复修改着各项文件，推敲着每一个细节。他深知，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要落到实处，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在他的感召下，苏区军民迅速行动起来，扩军、筹款、准备渡河器材，到处都洋溢着积极备战的热烈气氛。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有三千多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为东征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寒冬腊月，陕北的天气异常寒冷，但革命的火种却在毛泽东的擘画下越烧越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唤醒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不仅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紧迫问题，更为中国革命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李豫，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