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工具论”的哲学意蕴与时代价值

　　摘要：毛泽东提出的“工具论”，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集中体现和形象概括。这一理论将政党、政府及领袖人物定位为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英雄史观，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本文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为核心文本，结合其与蒙哥马利的对话等相关言论，系统阐释“工具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核心内涵及其与群众路线的内在统一性。同时，辨析“工具论”在实践中的正确运用与可能出现的异化（如“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扭曲理解），并结合“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等当代论述，探讨“工具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防止脱离群众的深远警示意义。

　　一、引言：“工具论”的提出与核心命题

　　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他进而阐释道：“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段话直指政治现象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组织、机构乃至领袖人物，本质上都是为实现特定阶级利益而服务的“工具”。毛泽东由此将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明确界定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工具”。

　　这一“工具论”的提出，并非简单的比喻，而是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政党、领袖与人民关系做出的深刻哲学判断。它挑战了数千年来将历史视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传记的精英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而政党与领袖则是被人民选择、为人民所用的“工具”。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毛泽东“工具论”的哲学基础、核心内涵、实践要求及其在当下的重要启示。

　　二、“工具论”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与群众史观

　　“工具论”的根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因而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毛泽东的“工具论”正是这一原理在政治领域的生动运用。

　　对英雄史观的颠覆： 毛泽东指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这明确了“选择”的主客体关系：人民是主体，是“工具”的使用者和选择者；领袖和政党是客体，是被选择的“工具”。这就把被英雄史观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他晚年强调《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思想，正是对其群众史观一以贯之的坚持。

　　阶级分析与功利主义： 毛泽东从不抽象地谈论“原则”或“价值”，而是直指问题的阶级实质。他公开申明：“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因此，判断一个政党或领袖是否是合格的“工具”，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与蒙哥马利对话时，毛泽东将“代表人民的愿望”本身定义为最高原则，超越了脱离人民利益的抽象原则讨论。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工具性： 毛泽东将这一逻辑也应用于党的指导思想，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这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解放武器的实践性和工具性，反对将其教条化、神秘化。

　　三、“工具论”的实践内核：群众路线与“自觉地当工具”

　　“工具论”并非消极被动的定位，而是对共产党及其成员提出了极高的实践要求，这集中体现为党的群众路线。

　　“自觉地当工具”的主体自觉： 毛泽东强调：“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要求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摒弃英雄主义、特权思想，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心甘情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正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写照。

　　群众路线的操作化： “工具论”是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群众路线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前提正是党是人民利益的反映者和实现工具。邓小平在党的八大进一步阐发：“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3这清晰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工具论与官僚主义“工具论”的界限。

　　防止“工具”的异化： 实践中有两种错误的“工具论”倾向。一种是把“做党的驯服工具”曲解为对个别领导人的绝对服从，从而压制民主、拒绝批评，使“工具”脱离人民，沦为官僚主义的附庸。另一种是在执政后，提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论调，潜台词是将巩固执政地位置于首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人民视为治理对象而非服务对象，这实质上是将党从“人民的工具”异化为“把人民作为执政的工具”。这两种倾向都背离了毛泽东“工具论”的本意。

　　四、当代启示：永葆“工具”本色，筑牢执政之基

　　毛泽东的“工具论”对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

　　初心使命的哲学基石： “工具论”从历史观的高度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它时刻提醒全党，党的权力来自人民，党的存在价值在于服务人民。任何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倾向，在哲学上都意味着“工具”的自我否定。

　　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武器： 当前，一些党员干部淡忘了“领导工具”的角色，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工具论”要求领导干部经常“清扫‘工具’上的灰尘，校正‘工具’的方向”，始终以能否“为人民‘自觉地当工具’”作为检验标准。

　　应对长期执政考验的清醒剂： 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角色混淆和权力幻觉。“工具论”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党可以“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观。它强调，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地位，恰恰源于其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唯有永不褪色地当好人民的工具，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避免重蹈历史上一些政治力量因脱离人民而被抛弃的覆辙。

　　五、结论

　　毛泽东的“工具论”，以其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通俗深刻的表达，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和政党观。它不仅是一种理论判断，更是一种实践要求、一种精神境界。它揭示了政治权力的本质来源和最终归宿，将“为人民服务”从道德口号上升为历史规律的内在要求。在今天，重温并深刻理解“工具论”，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战胜脱离群众的危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言，“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一个始终做人民合格工具的政党，也必将永远被人民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