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毛主席一生中的两次大辩论

　　毛主席一生都在为捍卫真理而斗争，每一次斗争都经历曲折的过程——起初是不为多数人所理解而陷于孤立，而后在实践中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检验，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最终让人们认识到他的思想的正确。这中间要通过艰苦的理论说服工作，充满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和激烈论战。纵观他的一生，有两次大的辩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次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十年论战。

　　关于延安整风，历史已有定论——通过在全党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全面的清算（历经1942-1945三年多时间的集中整风，而最初的交锋要追溯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至1935年的遵义会议），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完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系统化，实现了全党全军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高度统一，从而在短短几年内就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尽管伟人逝世后，有人翻故纸堆挑毛病，以自己阴暗的心理抹黑历史图像，歪曲这场斗争的实质，诋毁这场斗争的意义，但新中国的诞生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铁的事实铸定了延安整风在历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得那些阴阳怪气的言论不攻自破。相反，中国革命的胜利彰显出毛泽东思想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特殊指导价值，激起了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衷心敬仰，几乎所有来华访问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人物无不渴望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教诲。毛主席成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导师，毛泽东思想由此走上了世界舞台。

　　新中国的胜利，使得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也必然地促使毛主席把关注的眼光转向更大的视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中国在建国之初是以苏为师的。道理很简单：苏联在短短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就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工业国，并且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其凶悍，几乎横扫整个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猖狂进攻的考验——这一切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而这正是近百年来饱受列强欺侮而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急切希望在自己这块土地上实现的愿景——新中国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分歧是从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的。斯大林有错误，有些错误是严重的，其中也包括对中国革命出了不少坏主意，这些都是事实，对这些错误作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把否定的范围扩展到斯大林所领导的整个苏联历史，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这个秘密报告一出笼就引起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动乱。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历史，直接涉及中国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问题。于是，既要反思斯大林错误的教训，从“以苏为师”转到“以苏为鉴”，又要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自然是中共的基本立场。

　　可是，赫鲁晓夫不允许中共持不同的立场，不仅采用撕毁援助合同，立即撤走专家，限期逼还债务等施压手段，而且鼓动各国共产党对中共进行围攻。争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到60年代，全世界89个共产党，有78个跟着苏共的指挥棒反对中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此时的毛主席，连同他所领导的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阵营中陷于孤立的处境。

　　处于分歧旋涡之中的毛主席一直冷静地观察这场分歧的发展，考察其背后的实质，特别是关注苏联由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引起的社会现实的变化。他越来越意识到，苏联社会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口号下正悄然无声地发生质的变化。直到1961年苏共22大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纲领，毛主席对苏共与苏联的变化做出了明确的判断——苏共正在变质，苏联正在发生现实的资本主义复辟。

　　于是，一场强大的理论反击开始了：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九篇气势宏大的理论文章，针对苏共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中的分歧观点，一一做出反驳。这就是十年论战最大的理论成果——“九评苏共公开信”。此时已是70岁高龄的毛主席，担负着指导国内外事务的重任，不能像延安整风时那样，正当壮年，精力旺盛，自己动笔写；但是，这九篇文章，都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组织专门班子，遵循他的思想，经过他反复审阅，修改，补充而完成的。这九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完全是毛主席的。此时的毛主席不仅有革命战争时期的丰富斗争经验，而且又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经历了复杂的国内外斗争，形成更深刻的思考，他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

　　然而，对于这“九评”的评价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伟人在世时，这“九评”是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领悟伟人思想的中心材料。可是在伟人逝世后的一段时期，舆论界却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查《知网》上当时的文章，占主流的都持负面的评价，相当多的文章认为这“九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了消极作用；有的文章则认为论战双方都错了。即使有几篇文章说了几句正面的话，但也是只从反对苏共大国沙文主义的角度来说的。一个有“国际问题专家”头衔的高级官员甚至声称：“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两评。”（参阅：《理论学刊》2008年4月：“试述《九评》与中苏论战”）

　　直到1991年，曾经的庞然大物，世界超级大国的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令许多人惊得瞠目结舌。紧接着，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改变颜色，那个被某些学者称为改革先锋而主张中国向其学习的南斯拉夫也落得个四分五裂的下场，那里的人民经受了国家分裂带来的历时多年战火的摧残。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厦崩塌的巨响，震醒了无数人，使人们猛然想起了伟人早在“九评”中就发出的预言。所有坚守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都意识到应该重新审视“十年论战”的历史价值。

　　可以说，苏联的崩溃出乎世界上几乎所有政治人物的意料之外。尽管西方阵营一直在采取各种手段——经济的，军事压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但也没有想到苏联的垮台会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如此快速而轻而易举地发生。他们的理论家欣喜若狂，声称资本主义的胜利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对于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在震惊之余，则急切地想要探究这个历史事变背后的深层逻辑，重新评估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未来。“十年论战”成为人们寻求答案的最好教材——特别是那篇直接面对苏联现实变化的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以下简称“九评”）。

　　正如毛主席所说：一切变化，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九评”明确地给出了苏联蜕变的根本内在原因——苏联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篡夺了国家的领导权。

　　在“九评”发表过了三四十年后，随着俄罗斯大量档案材料的曝露，苏联解体过程的实际情况完全显露在人们面前。当人们把这些实际情况与“九评”的论述一一对照，不由得惊叹那些论述是多么精准，分析是多么透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曾先后四次访俄，对曾任苏联高级领导的很多当事人进行过访谈，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他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回答了“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他说：观察复杂的事变，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对谁有利”。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来自党政干部队伍，他们只考虑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追求享乐；他们入党当官的目的是把自己的儿孙辈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他们依据官职获取高薪，有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苏联解体后，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他考察的结论就是：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参阅：2011年8月15日《文汇报》）

　　另据俄罗斯《消息报》，苏共垮台后，政府机关官员中的74. 3%，地方各部门掌权者的82. 3%，都是前苏联的官员。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一批“寡头”也并非新兴企业家，而是借助原有权力资源完成资本积累的前体制内成员。

　　“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这在世界历史上确实是极为奇特的现象。有文章对此现象起了一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断语——“自我政变”——理由就在于这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实，这个“政变”早就开始在进行之中了，以一种在“九评”中称为“和平演变”的方式悄然发展。苏联的特权阶层利用他们所垄断的执政资源，把公有制的财富一点一点地掠夺为其私有财产。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他们最终撕掉了包裹在外面的层层伪装，摆脱早已虚化但还撑着门面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彻底的私有化摧毁了公有制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公开确立特权阶层——资产阶级新贵对国家的掌控，完成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政变”。

　　所有这些现实材料所揭示出来的苏联特权阶层的状况及其演变，早在“九评”中就有清晰的描述：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然而，“九评”不只是揭示这种情况，而且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九评”提醒人们注意：如果说只有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南斯拉夫，发生资本主义复辟，那也许只是个偶然事件，但发生在有七十多年历史，经受过内外斗争严酷考验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连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批国家，那就不能不去思考这种演变背后具有一定历史性规律的深层次因素。正是因为提出了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重大问题并且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阐述，“九评”成为“十年论战”的画龙点睛之笔，使之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里程碑的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就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商品交换原则下的贫富差别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工资的等级制。这在生产力还未充分发展，社会财富还未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体现。

　　可是，如果把这种等级制不加限制地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上下级关系，形成等级森严的官员级别，并且借“按劳分配”之名（行“按等级分配”之实）扩大官员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别，扩大官员等级制的上下收入级差，就会形成脱离广大劳动者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且滋长通过溜须拍马向上爬以获取更大私利的官场生态。而一旦形成这种官场生态，官员们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营私舞弊，千方百计地享用和扩大各种特权。一个与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对立的特权阶层就必然会形成。

　　据一位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专家的研究（参阅：《决策与信息》2010年7月:“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苏联的特权阶层是这样生成与发展的：苏联的各级官员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第1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2号、第3号的“职务名册”分别是中央组织部及各部委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呈现金字塔结构。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与众不同的各种特权：高级住宅、别墅、汽车、休假券及休假旅费、“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品等；另外，还实行了领导干部特殊高薪制，除正式工资外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职位的高低。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三、四十倍。而且，干部的任用选拔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不受群众的监督，再加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固化的特殊集团——特权阶层，或者说——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贵族。

　　“九评”给出了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提出的对策，列出了十五条。除了理论分析之外，就具体措施而言，特别给出了两条，直接针对特权阶层问题：一是“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特别强调“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一是“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实际上，毛主席还提出军队废止军衔制，推行“鞍钢宪法”，从优秀工人农民中选拔国家领导人并保持原有劳动者身份和待遇等等一系列措施。）

　　“九评”对“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苏共纲领进行了重点批判。

　　苏共的理论根据是：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因此国家作为阶级专政的功能已不再需要，所以国家就成为全民的国家了。可是，既然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而阶级对立已经消灭，那么国家也就应该消亡。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国家呢？这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真正的原因在于，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变更之后，原有的阶级状况已经改变（也不能排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但是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占人口极少数的特权阶层与广大的普通劳动者之间存在根本利益的对立。正是需要保护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维持这种特殊阶层统治下的社会秩序才需要国家这个机器。换句话说，“全民国家”是用来掩盖特权阶层与广大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日益激化的矛盾与对立的遮羞布和麻醉剂。据苏联解体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官员利益的高达85%，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只占7%！这就是苏联“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实质，苏联人民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在苏共垮台时，苏联人民普遍持冷漠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十年论战”告诉人们，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实现所有制变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不间断地继续完成上层建筑的革命，保障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管理国家事务和监督各级官员的权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特权阶层的形成，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另一种则是由一小部分“精英”垄断国家事务管理，任由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追求私利和特权，形成特权阶层。这种特权阶层为了谋求私利，必然会把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变为官僚特权阶层垄断管理权与分配权的特殊类型的官僚资本主义。（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几次不无忧虑地讲到：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一旦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综观毛主席一生的这两次大辩论，第二次大辩论意义更为深远，因为它直面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未能涉及的），总结出严峻的历史教训，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必须遵循的方向，极具前瞻性地为几十年后会发生的历史变故提供了正确的判断，从而让怀抱社会主义信仰的人们冲破“历史终结论”的迷雾，看到暂时处于低谷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重新兴起的曙光。这是毛主席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可宝贵的思想遗产。

　　附1：

　　本来计划有十评的，但就在《十评》的初稿已经基本定下来的时候，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苏共解除领导职务。《十评》稿子的基本内容，改做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就在两天后的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毛主席把这两件事叫作"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

　　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3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发一个给赫鲁晓夫70岁祝寿的贺电。他说：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参阅：2000年12月《党史博览》:“60年代中苏论战中一段别致的小插曲”）

　　结果，没过几个月，赫鲁晓夫果然被撸下台了(他本人都没料到）。继任的勃列日涅夫比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毛主席洞察事物的敏锐眼光确实超乎常人。

　　附2：

　　1958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在组建“长波台”、“联合舰队”等事情上受到毛主席义正词严的批评。在交谈中，他还和毛主席在“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在赫鲁晓夫看来，让干部参加劳动是浪费时间，得不偿失。他还举了外交部长为例，认为让部长去参加劳动，他就会耽误外交工作的时间。

　　可是，他完全没有理解，毛主席之所以提倡干部参加劳动，是着眼于促使干部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大问题。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全党，提出“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所以，在“九评”里，特别强调“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这样一对比，就能看到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眼光短浅的政治庸人之间的巨大差距，真是高下立判。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