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读一篇文章有感

　　邓小平说过：“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在《知网》上读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上一篇题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复杂性的探索”的文章，作者苗东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直面这个问题：“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而且能够给‘文化大革命’以辩证的分析，弄清它真正的错误在哪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必须汲取哪些教训，同时肯定它所具有的合理内核。”

　　伟人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运动？作者说他“思考了30年”得出的回答——“是试图建立一套真正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他认为：“毛泽东心目中这一套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要点似可引申概括如下”：

　　【第一，定期(他有七、八年搞一次的说法，看来有点太长)在法治框架内，搞短期停产闹革命(他当时设想搞三个月)，让全体人民有序地“大鸣大放”，全面地审查、评价国家干部和党政机关的工作，批评错误，褒扬优秀，同时坚决制止借鸣放之机，造谣生事的不法行为，打击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第二，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三结合”班子对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展开调查，核实材料，做出结论。第三，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确定候选人，通过不同行政区域的全民选举，正式撤换不合格的官员，组建新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各级政府，完成政府换届，制度化地培养接班人。第四，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必须接受民众实时的、经常性的、全方位的监督，直到再换届。官员应该像学生期待老师阅卷打分那样，期待民众的监督、审查，视接受监督为自然的、必然的、天经地义的事。民众应该明确，监督官员不是为了夺权，而是自己在政权建设中必须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官民双方要做到同心同德，珠联璧合。第五，在整个执政期间，政府决策要走群众路线，让民众参与决策和管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作者把毛泽东期待的这个民主制度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做了比较，认为：“民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监督权和参与决策权。西方把三者的核心确定为选举权，是一种比较高明的政治权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业已巩固的基础上，通过巧妙的政治设计，由利益集团幕后操盘，善于作秀的政客很容易通过普选上台，让选民获得‘当家作主’的虚幻感觉，而真正一言九鼎的却是大资产阶级。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民主的这三种权利缺一不可，但关键是监督权，贪官污吏最怕的是民众的监督，资产阶级最不愿意让民众获得的是监督权，而广大民众最想要的也是监督政府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把监督权置于首位，同时辅以选举权和参与决策权，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毛泽东对此有超越时代的理解。”

　　经过这个比较，作者认为：“如果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毛泽东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无疑将是彪炳千古的伟绩。与之相比，西方现有的民主实在不值一提。”

　　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没有得到实现。作者说：“‘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了。一场失败了的社会运动必定有其深刻的、多方面的原因。从认识论看，归根结底，是主观提出的理论、政策、组织等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严重不符造成的。”今天，对于新中国建国史上极为重要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经验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都应该作为珍贵的政治遗产来看待。从这点来看，这篇文章的见解值得认真思考。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