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4日-2月5日，历时32天，一位湖南农民家庭出身的34岁青年，早已经历了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每当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党内的人总是喜欢争吵、坐而论道，但是毛主席从不相信道听途说，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一番才做出最后的结论。
当时，党内外关于农民革命斗争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基本上都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也就是“糟得很”。毛主席便起身回到熟悉的湖南，开始了实地考察，写出来“为民立极”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主席实地考察了：
1月4日，他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
1月4日至9日，他先后在湘潭县的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
1月9日—14日，到湘乡县考察。
1月15日—23日，到衡山县考察。
1月27日—2月3日，到醴陵县考察。
2月4日，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考察。
2月5日，历时三十二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
2月12日，由长沙回到武昌。
2月16日，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
实际调查工作十分重要，这是获取一手资料得重要途径，为了使调查得材料足够丰富，调查具有代表性，选择得地方要典型、范围要广，要深入调查事件本身中，号还要会组织调查会，调查会要请各方面专业得人士，一线工作者，且要仔细听取、认真记录。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完整准准确的一手资料。有了调查所得材料，就需要对材料进行逻辑得加工，也就是理论化地提炼。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准确得结论。
毛主席通过调查湖南农民运动得出结论，证明了农民运动本质上是革命的，也是共产党所应当并且能够依靠的同盟力量。也就是“好得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毛主席在这一部分系统地交待了调查研究得详细情况，关于农民运动的道理，不同人对于当时农民运动的看法。再没调查前，毛主席自己也拿不定，吃不准。调查后，他发现，“许多农民的运动的道理 ，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到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因此，毛主席迅速得出结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我们做出的，必须迅速变更。因为，在调查中发现，农民运动的兴起，这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的刻意组织，而是各地农民客观地组织起来了。也就是农民运动的大潮这件事本身已经来临，势不可挡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
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而面对这么强大的力量，我们无法对此视而不见，装作与自己无关而不去考虑它，而是必须要做出选择，不管主动还是被动。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一句话，时局逼得我们不得不做出抉择和判断。
“组织起来”在这部分，毛主席主要写了农民运动的组织情况——农民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也是经历了组织期-公开活动期-革命时期。随着农会组织的发展，农会成员和组织起来的农民上千万。
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从这里毛主席证实了，农村的农民运动不是无组织的群氓运动，而是有组织的有纪律的革命力量。
也就驳斥了：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贫；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长矛多。
因此也就有了组织起来的目标：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一部分毛主席交代了农民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充分说明，农民运动并不是党内外有些人说的就是乌合之众，就是要”造反“，就是打砸抢烧，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攻击。而这种攻击——简直是疾风骤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从一开始地主反对农会，到农会势力扩大，从地主威风凛凛，到地主微风扫地。从地主权力最大到地主权力被打倒，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一切权力归农会”，以至于后来土豪劣绅也四处逃窜，还有的要出钱加入农会。至此，可以看出，农会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其地位已然发生了翻覆的变化：
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这里的调查结论十分重要，可以说它形成了毛主席革命思想的重要源泉，更是位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源头。从这里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再到后来的“一切权力归人民”。
这一过程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彻底改造，我们看看农民运动当时遭受的责难就知道毛主席后来实践的“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万岁”的实践会遭受到多么大的阻力和责难，甚至流产、被复辟、被修正。
毛主席写农民运动“组织起来”和“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都是对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陈述。面对这些事实，我们总不能信口雌黄吧。在事实面前再来看看不同群体和党内外人士对于当时农民运动的不同看法吧。
“糟得很”和“好得很”这一段，主要描写的是不同人群（主要是农民和士绅阶层）对于农会的看法（主观的评价）。农民和其他革命派觉得这是“好得很”，而地主和士绅阶层觉得农会“糟得很”。
上面已经介绍了现状以及不同人的看法，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农会，或者说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呢？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看法：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
关于“所谓“过分”的问题”，主要就是对上面这种中派的议论进行驳斥。总结来说，就是两点：
1. 过分与否。“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得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是没错的。”
2.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总之，所谓“过分“问题。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 倒 绅 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革命先锋”的部分，前者用来反驳国民党右派的某些言论。后者部分毛主席用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农民的全体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分，即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态度游移不定，观望的居多，而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就是贫农。所以，毛主席进一步得出结论：
“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的要进到别一个革命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报“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毛泽东年谱》上卷p332）
因此毛主席在这里的“革命先锋”就是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在一一驳斥完之后，毛主席系统整理了农会组织下农民运动干的“十四件大事”，进一步驳斥有些人的错误观点，给农会和农民运动正名，说明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性与合法性，驳斥了人们的那些怀疑与诽谤。这十四件事主要包括：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第九件 农民诸禁
第十件 清 匪
第十一件 废苛捐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正所谓“不破不立”，只有极大的“破”，才有极大的“立”。
毛主席在科学完整的论述中明确告诉我们：
第一，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
第二，报告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第三，“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第四，报告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革命时期农民的一些所谓“过分”举动，正是革命的需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
第五，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对农村革命后的建设也提出一些积极的主张。包括政治建设、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等。
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
这一调查研究，不仅开启了毛主席的思想大转变，也开启了中国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支撑。
由此我们一定要明白，对于一件事、一个观点，不要道听途说，而要调查研究。
对于一件事、一个人、一个观点，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不同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态度。切记切记。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性原则，只要某个社会还有阶级存在，那么，必然对于同一个事物，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1926年6月，毛主席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
“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
“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
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
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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